应该说，对现代主体性的批判并不是从后现代主义开始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哲学对主体性的批判从未停止。尼采以“上帝死了”为口号,与传统思想决裂,开启了现代性的反话语,指责“主体”是自我欺骗的产物；海德格尔继承尼采精神,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主体性原则,他指出,在以主体性为特征的新代,自我意识的主体性被视为表象的绝对可靠的基础,而存在者完全变成了被表象的客体的主体世界,由此,他把以主体性为特征的新时代定性为危机四伏的时代；弗洛伊德通过精神分析,以“无意识”(“本我”)概念,揭示出隐藏在自我意识之下的本能的、盲目的心理能量,从而瓦解了自我的决定作用；维特根斯坦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把主体或自我转变为逻辑和语法的特殊功能。但是,现代哲学对主体性所作的种种批判,在当时人类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而欢呼雀跃时,并未在安然享受着繁荣、舒适、便捷和权力感的人们面前引起什么惊天巨响。
如果说现代哲学对主体性的批判,由于被人类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的欢呼声所淹没而未能激起幽谷回声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哲学则在欢呼的人群面前,把现代主体性推上了后现代主义思想法庭的被告席,从而形成了批判主体性的巨大声势。虽然后现代主义阵营庞杂,理论倾向各异,但解构现代主体性并进而彻底摧毁现代主体性,却是他们的共同目标。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及其内源性根据进行了多维度多视角的“解构”,以彻底摧毁现代主体性的基础。
一、对“主体性”的解构
对主体概念的解构 主体概念是现代主体性的依托。如果没有所谓“主体”,当然也就无所谓“主体性”。因此,后现代主义将解构主体性的矛头首先指向了主体概念本身。现代主义以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思维模式把世界的存在物归为两类:思维的东西和具有广延的东西,进而把自我设定为主体,而把世界上一切具有广延的东西设定为自我的对象即客体。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主体是主宰,人作为主体在自己的对象中印证自己的存在,在对客体的征服中体现自己的能力,并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实现自己作为人的本质。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把人、自我设定为天然的主体是缺乏根据的。E·温刻勒说:“人类就其本质来说优于其他物种这一观点是毫无根据的,这不过是人类为自己谋利益的一种荒谬的偏见。”在整个自然界生物系统中,人与其他动物一样只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人并没有自己特殊的价值,只有当人类有助于它所生存于其中的整个生态系统时,才会有自己的价值。其他物种不仅仅具有对人类而言的工具性的价值,而且还具有一种独立于人类的内在价值。福柯对西方近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主体性原则进行了猛烈批判,声称要彻底消灭自笛卡尔以来无所不在的“主体”,他直接以“人的死亡”的口号宣告了主体的消解。
对主体哲学范式的解构 近代以来所弘扬的主体性原则,是主体哲学范式的产物。这种主体哲学范式,也就是一些学者所概括的主客二元论。主体性原则,以及主体概念本身,无不是建立在这种主客二元论的主体哲学范式的基础上。因此,尽管后现代主义哲学纷繁复杂,理论表述各异,但都对始于古希腊哲学,经笛卡尔、康德等人明确建构、而在现代社会中得以极度推崇的主客二元论持强烈批判态度。按照主客二元论的哲学范式,人作为主体必须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征服作为自我对象的客体,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是对立的。这种主客对立的实质,就是要毫无节制地提升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凸显人的主体性,为人在世界中的统治、占有权提供内在根据。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现代主义的主客二元论模式在凸显主体性的同时,必然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性关系。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主客二元论模式确立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并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在主客二元论模式下,人把自身视为世界的主宰和征服自然的“上帝”,而把自然(客体)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它不仅为人们设定了一个确定的客体,而且通过各种方式引导人们去达到对客体的控制与征服。这样,主客二元论“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包括其他所有种类的生命)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理由。这种统治、征服、控制、支配自然的欲望是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1](P5)后现代主义认为,主客二元论的存在与张扬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破裂、对立的深层决定性因素。正是这种主客二元论,使现代人类为满足自己的物欲和眼前利益,毫无节制地向自然开战、索取,破坏了人 与自然的和谐秩序。正如乔·霍里德所言,“自然被视为可塑的,这种观点在今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致对自然、社会和精神生态带来了毁灭性的威胁”。[2]（P78）
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主客二元论模式容易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导致极端个人主义。按主体与客体分离对立的二元论模式去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的必然是个人独立于他人的重要性,而他人作为自我的对象,则“合乎逻辑”地遭到蔑视和贬低,其结果无疑会走向人我的对立。又由于人人都把自己视为独一无二的主体,人人都视自身为“至尊”，由此导致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无怪乎，“几乎所有现代性的解释者都强调个人主义的中心地位”。[1]（P4）后现代主义认为,这种极端个人主义使人具有浓厚的“自恋人格”,为了自我的利益而置他人的利益和后代的利益于不顾,从而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的秩序、社会的和谐。
对理性中心主义的解构 在一定意义上讲,人的主体性是由人的理性至上性所造就的。自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一直视理性为人的本质。理性成为人类所引以自豪的、独一无二的征服一切的工具,成为人凭借权力控制一切的基础。正是凭借理性的力量,人才成其为主体,才具有主体性。后现代主义认为,对人的理性至上性的推崇,必然陷入理性中心主义。而理性中心主义在现代社会中无疑是一柄威力无穷的双刃剑,既拓展了人类前进的道路,也开掘出人类所面临的陷阱。因此,解构理性中心主义也就成了后现代主义消解主体性和反叛现代性的重要任务与必然走向。后现代主义认为,虽然自尼采以来的西方哲学循着存在主义一脉对理性主义进行了批判,但他们用意志、生命、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取代理性作为基础,仍未跳出基础主义的窠臼。因此,这种批判并未阻止20世纪现代化进程中的理性主义的扩张与泛滥,并未消除人的主体自我优越感。
后现代主义则明确指出,现代主义追求理性的普遍性是极其迂腐的。在他们看来,以理性或逻辑为基础制定出来的条理和方法论不过是某种类型的游戏规则而已。如将其作为普遍规范,必然会限制人的个性的发挥,束缚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后现代主义进一步指出,理性不仅不是中心,而且“绝对理性统治是对现代性的有缺陷的设计”。[3](P23)现代化的实践证明,理性中心主义并非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合理力量。当代人类所面临的核威胁、环境恶化、社会分裂倾向等,都是理性中心主义扩张的结果,也是理性失败的明证。法伊尔阿本德(Feyerabend)指出:“理性不再是指导其他传统的力量。它本身只是一种传统,它要求进入舞台中心的权利与任何其他传统同样多或同样少。”[4](P3)既然理性不具有什么优势地位和中心位置,后现代主义颠覆理性中心主义也就具有了“合理性”与“合法性”。
对乐观主义线性进步观的解构 现代主义对主体力量的强大和人的理性的无所不能的迷信,使乐观主义线性进步观在现代社会广为流行,认为人类社会整体是不断进步的,人的主体性和理性力量必然把人类社会带入繁荣与进步,引领人类一步步走向更美好的未来。这种乐观主义线性进步观为对主体力量、理性主义持强烈批判态度的后现代主义所不容。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化的实践并未带来启蒙运动所允诺的自由、幸福和进步,乐观主义线性进步观只不过是一种盲目的自我陶醉,是现代主义粉饰现代化进程、张扬人的主体性的借口,它滋生出人类的“自大”情结,形成了“夜郎主义”的狂妄观念。这种“夜郎自大”的情结和观念不仅妨碍着人们客观地认识外部世界,而且妨碍着人们如实地正确了解自身,从而使人类对现实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视
而不见。因此,后现代主义认为,要解构主体性,走出现代性的困境,就必须解构这种盲目的乐观主义线性进步观。福柯就把这种进步观看作是传统思想家杜撰的一个神话,认为相信社会必然进步,片面寄希望于未来是一种“乌托邦式思维”。利奥塔也认为乐观主义线性进步观出现了“叙事危机”,诸如人类进步的学说等一切所谓的“宏大叙述”,都失去了各自原有的可信度。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现代主体性并不具有一般、永恒、必然的特点,因此它不可能推动社会的连续进步。事实上,乐观主义线性进步观已经日益陷入危机,“因为人已根本不再能够像在近代那样对他的活动予以信任,人对人、人对自然的信任亦如此”。[3](P35)
如此,后现代主义通过对现代主体性多维度的解构,使现代主义高扬的主体性失去了其存在的理论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