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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宋谨 内容题要 现象学还原属于祛除先入之见、形成意向性对象的方法论，本人思考的“具体还原”，指从哲学终极抽象向具体视界退后一步；“意会还原”即通过意会能力获得先验信息或意向性对象信息；“本真还原”主要指真相认识；“本性还原”主涉本我回归；“自然还原”即原道复原，等等。各“还原”之间或有交叉或有递进；涉及哲学思维、语义理解、国学人论、生态哲学等。 关键词 还原；意会；生态；亚抽象；迷宫 这些年，我每次探望于润洋老师，总要向他汇报自己的所思所想。自从他搬到大兴黄村来住，离我家很近，我就更频繁地去老师那里汇报。这样做已经形成了习惯。我将依着习惯，凡有想法，就求教于老师。在此要谈的是“还原”问题，是和于老师30年交往中曾经向他请教的诸问题之一类。本文依然是和于老师一起回顾，依然是向于老师汇报思想。我坚信于老师一直在身边。本文中的几个“还原”，有的是其它哲学家的用词，如现象学的“还原”，历史释义学关于意义重建的还原；有的是过去我个人的用词，如“哲学还原”，今天根据本意，为了区别现象学的用词而采用从终极抽象往亚抽象层面退后一步的“具体还原”。后者也许本来有其它同实异名的词，但在本文的语境中，都采用“还原”。又如“意会还原”，也许本来可以用“领悟到东西”这样的表达。由于于老师的宽容，我在汇报时可以毫无忌讳如我所愿地采取自己的表达方式。这次汇报也不例外。内容方面，于老师的宽扩胸怀和深广的知识，使我能不拘于音乐领域，海阔天空地畅谈自己的所思所想。这一点本文读者很快就能感受到。回想起来，冥冥之中我选择30年前开始谈，恰好是最初我和于老师联系、交流的时期，一路延续下来，直到今天。本次写作，既是怀念，也是自励；既是回忆，也是反思；既是汇报，也是阐发；既是梳理，也是拓展。 多年以前，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用书信方式和于老师通话。记得有一封信，我向老师汇报自己关于“哲学还原”的想法。于老师并没有觉得我的用词和现象学相同而内涵却不同，要求我去了解现象学，而是认真询问我说的“还原”有何含义。近30年后，在老师患病期间，我几乎每周都前往探望，并汇报自己的学术思考，其中有中国音乐思想方面的内容，涉及另一些“还原”。老师总是忍着病痛，很仔细地聆听。今天，我想就“还原”问题作一番梳理，再次向老师汇报。 一、具体还原 回到30年前我和于老师通话的那些信件。当时我在思考一个哲学问题：终极抽象。例如“人与人既相同又不同”。我思考这种辩证法的逻辑。（我纠结于所有二极关系，除了辩证法，还有悖论、矛盾等。）最后我得出结论：“相同”是在人与非人（比如动物）相互参照下得出的；“不同”是在人与人相互参照下得出的。我想象一个2层建筑，从楼上往下看，一个房间是人，另一个房间是其他东西（如动物）。在这种情况下看到的是人的相同之处，比如都用两条腿站立。下楼走进人的房间，发现有男女老幼的差异。也就是说，“相同”是在楼上的判断，“不同”是在楼下的判断。这是一个“立体”的观察。现实是立体的，而哲学的终极抽象是平面的。由此我萌生“哲学还原”的思想，即从终极抽象退后一步，从平面还原到立体，从形而上还原到形而下。当然只退后一步。这样还原的亚抽象哲学我称之为“层次学说”和“角度学说”。我曾在笔记本上画了一个图，并用文字说明上述思想。以下是1987年5月1日的笔记。 哲学的终极抽象与层次学说及角度学说 Δ层次的纵向投影，就是一般哲学的终极抽象；层次的横向投影，就是“层次学说”本身的终极抽象。“纵向”与“横向”在第三个方向上投影成“角度学说”的终极抽象。这种比较机械的做法，构成了思维的三维空间。 当我们用层次学说去“还原”一般抽象的哲学时，我们无意间用了一个抽象去代替另一个抽象。 层次学说本身是个悖论。解决的办法就是不指向自身的抽象。 “三维空间”的关系：层次学说指向抽象学说；角度学说指向层次学说。 另一“三维空间”的抽象学说指向角度学说。这样，我们引进了“另一'三维空间’”，这“一”与“另一”又构成了层次；“又构成的层次”又指向“另一空间的角度学说”；上个分号里的句子则是“另一空间的角度学说”所俯视的。——无限递归。 Δ看来，哥德尔定理指出了人类思维的极限。 Δ从以上思维看，抽象思想总要借助具体的东西来进行，或具象或符号，这可能是感官对思维发展所起的初始作用的结果。 东方的禅悟靠什么方法？直接达到什么目的？“无”、“太极”是什么？——神秘之所在。 Δ抽象思维模式：大盒子套小盒子；大、小两极无穷尽：……←y←x←z←Y←X←Z…… Δ有序与无序，可以看作一个抽象平面上的两个相反的极点；这两点在“层次学说”的平面上可以看出是不同层次的。——角度学说完成了以上的陈述。 Δ辩证法、太极图只是一种抽象平面的终极模型。 Δ“时空弯曲”的说法是个抽象思维借助具体符号进行的例子。这便是思维操作的物质性。 Δ我们已进入理性把握世界的时代。感官作用无疑是最低层次的。 Δ人的物质的有限性造成思维的局限性。遗传工程可以改变人的物质方面，从而改变人的精神领域包括思维能力和思维方式。 Δ精神活动引起生理反应，这种反应在大脑的反映，就是情绪；由精神决定的定向的、具有相对稳定方式的情绪抽象，被称作情感。 Δ以上的一切包括现在所进行的文字记录，对于思维者自身而言，是明确的。他的意会高层次活动结果映射到中层次的语言符号体系，再经过物质化，成了这些视觉文字。但对于别的个体，就不一定是明确的了。别的个体走的正是相反方向的路：通过这些视觉文字，达到意会高层次那个结果。显然，这个还原过程是艰难的。需要花时间“筑路”。 以上谈到了两种“还原”，一种是终极抽象到次级抽象的还原，属于哲学思维的还原，即从抽象往具体的还原，暂且称之为“具体还原”（当年11月4日，我在笔记本上称之为“亚抽象哲学”。我认为“亚抽象哲学首先是抽象的，但它仅仅是很接近，却没有达到传统哲学那样的终极抽象。它的优点在于能够避免悖论，直接得到逻辑、层次理论、系统理论等科学理论的支持”。为了说明它的优越性，我还以生命形态的亚稳性、攻克悖论的“亚悖论”或“亚全集”等“亚状态”作为旁证）。还有一种是从视觉文字到意会高层次的还原，称之为“意会还原”。（上述笔记流露出当时“理性中心主义”的倾向，但仍然给非理性如“意会”留出了空隙。） 二、意会还原 1985年夏天，第三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漳州召开。我作为旁听者出席了会议。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我开始成为于老师的“创作”对象，这一点我已另文叙述。在自由讨论的时候，牛龙菲和蒋一民等学者展开了争论。我忘了具体内容了，只记得我对牛龙菲说：如果你看了波兰尼（M.Polanyi，1891-1976）关于“意会能力”那篇文章，肯定能辩赢。他说：有位朋友曾经介绍我读那篇文章，但我还来不及去看！……波兰尼的“意会能力”在近年一些学者文论或学子学位论文中被译成“默会能力”、“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1]。波兰尼把人的心智分成3层。底层是原始意会能力，人和动物都具有这样的能力。例如寻找迷宫出口，在经验被剥夺的情况下，生物只能靠原始意会能力做出判断，选择出路。科学家研究表明，在这个层次的意会能力，男人不如女人，成人不如小孩，人类不如动物。这里，人并不具有优越性。迷宫的出口已经在那里，从入口到出口的路线也已经在那里，它们是先验的存在。原始意会能力从所有可能性中做出唯一正确的选择——将先验存在还原为经验存在。具体说来，这种静态迷宫，或确定的动态迷宫，总是在可能性空间存有一个最佳选择。它先验地存在着，等待意会能力发现它，使它成为意识中的存在，并最终在实践中成为经验。N.维纳《控制论》里谈到一个重要现象：一个靶，由许多点组成。能确定打中每一点的几率都为0，但是最终总会打中某一点。维纳总结道：几率为1的事件，可以由几率为0的点的集合组成。[2]打中某一点的原因何在？偶然中的必然，那股神秘力量何在？这类问题实际上与大爆炸理论中的第一引发力是什么的问题相当（与世界起源的第一因是什么的问题相当）。显然，打中的某一点也许不是最佳选择，甚至不是目标。——还是在漳州会议之前，我阅读了这本书，产生了“可能空间与最佳选择”的思考。也引发了“迷宫问题”的思考。上述还原，静态确定的迷宫如此，动态不确定的迷宫亦然。就历史而言，在一个陌生的十字路口，面对的就是一个可能空间，或不确定的动态迷宫。哪条道路可以通向目的，或有利的去处？这就是意会还原的可能性问题。进而我思考“历史的必然”：历史经常遇到分叉口。自然科学采取试错法，走一条不通，再走一条，直到成功。但是历史走的迷宫是动态不确定的，一旦走上一条路，就回不到原来的路口，因为它已经不见了。历史走的路是不可逆的。在每个分叉口，历史往往偶然走上其中的一条路，遇到下一个分叉，再偶然走一条路。最后留下来的只有一条轨迹，就像砍掉了所有枝丫的树干，人们称之为“历史的必然”之路。我的问题是：如果当初历史在所有分叉口走的是另一些路，最终也只留下一条足迹，今天照样说它是“必然”。于是可以问出许多“如果”——如果在某年的那个分叉口，历史走的是另一条路，那么今天会是什么样？如果……。如此的“必然”显然不可信。于是我想：遇到分叉口（或迷宫），究竟该如何选择？这就是我的“迷宫问题”。 以下是1986年10月31日的笔记。 “迷宫”问题 首先，经验被剥夺。这是脑子中的“地图”以外的去处。有人通过实验表明在这种境况下，人的能力和大白鼠的能力相差无几。 难以判断的是：新领域跟旧领域之间是在一条因果链上吗？我们的面前是不是一个断层？我们怎样才能知道眼前的几条路哪一条是最佳的？ 一旦跨出去，就进入了无法回头、回不了这个起点的陌生世界，这个起点所包含的其他可能性将不复存在。 每个过程的开始，都是这样的。人们站在一个前过程的结局点上，面临新的选择的路口。有些路也许被杂草掩盖着，有些路也许只是幻觉所致，另有些路看起来也许平坦，且与人们来的方向构成较好的角度，似乎指向一个优美的目的。然而路口不远的地方什么也看不见，一切被迷雾笼罩，每条或实或虚的路都在那里可以预见地拐来拐去，不知最终引向何方。 面临这样的选择，唯一的办法要么挑一条试着走走，要么呆在原地不动。后者似乎总是不被选择的。何况，人们总感到一股从后面推来的力，或，人类总是被好奇心驱使，或被其他功利性念头驱使。向前的趋势总是远远大于停留在原处的趋势。 尝试的、偶然性的一步跨出去了。接下去的过程是一个必然性的过程。 在新的过程中，可能空间将越来越小。就像棋局一样，不论顺利与否，直达目的的选择越来越少，最终的一步导致一局棋的结束，或胜或败。 然后，人们又站在另一个起点上。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人类是否有一个总的结局？或天堂或地狱？或什么也没有？ 指引人类前行的上帝在哪里？ 勇士总是让同类留在原处，自己去冒险，顺利返回或一去不返，人们都称他们为英雄。优秀人物总是要承担更大的危险，甚至是被同伴责怪、离弃或消灭的危险，而不仅是被迷宫吞没的危险。 不存在不付代价就能作出选择的选择吗？ 经过长期的冥想，在全部放弃中得到一个难以言喻的答案。那就是在意会中的“还原”。用自然科学哲学的说法，是“自组织”的结果。自组织的推手何在？——又是这样的问题。混沌学探讨从混沌到有序的规律，出现了哈肯的《协同学》[3]，伊利亚·普利戈津的“耗散结构”理论[4]等等。其中在随机涨落中最终成为序参量的力量何以生成，是同样的问题。这里涉及必然和偶然。我认为，既看到结果又看到原因时，我们说这个结果是必然的；只看到结果看不到原因，我们就认为它是偶然的。佛学认为一切皆为因果，皆为必然。我以“布朗运动”为例来解释这种看法。一束光从天窗照射到黑屋子，可以看到光柱里很多随机运动的粉尘，这就是最大无序的布朗运动事例。总体上看，整个就是一个无数微小颗粒在瞎撞乱碰，全局偶然的现象。但是从微观上看，追踪个别颗粒的运动，可以看到一连串的因果。因为颗粒A在上个时刻某处，以某个冲量与另一个颗粒相撞，因此以某个角度某个速度往观察点运动，与来自另一个位置的颗粒B以某种冲量相撞，结果它们以某个必然的角度和速度分开，再分别在下个时刻某处与其它颗粒相撞。如此这般。从微观看，每个颗粒的运动都是必然的，都有一连串无尽的因果链存在。问题在于人类无法追踪所有的颗粒的因果运动。只有上帝能做到。以此来看迷宫或分叉，从可能空间做出一个选择，人（生物）的原始意会层具有“天赐”的能力，能在心里还原先验存在的那条道路。郑板桥说：“人之识字糊涂始”。此即佛学所说的“知障”和“我执”。在本文的语境中，这句话的意思是后天的理性知识遮蔽或消解了原始的意会能力。这就可以解释何以走迷宫的能力男人不如女人，成人不如小孩，人类不如动物了。原始意会能力是先天的，相应的意会知识是在行动（实践）中积累的。人类天生就会唱歌跳舞，原生态音乐就是这种实践的产物。今天意义的采风提供的信息是，局内人拥有文化圈里的相同意会知识，但往往很难向局外人说清楚。他们在音乐活动中配合默契，就源自这样的共同经验、共同的意会知识和能力。 意会中层是符号层。如果人类获得一张地图，所有人的优越性就显现出来——按照地图的指示，人类将很快找到迷宫出口。这一层没太多可多说的。西方自文艺复兴开始逐渐形成了理性中心主义，科学知识成了人类追求幸福的保障和力量，所谓“知识就是力量”。其结果科学这一双刃剑在工业化实现之后显露出负面影响，引起了后现代主义的反思。后现代主义呼吁拆解横膈在人与世界之间的理性知识这堵墙，直接面对世界。这里暗含恢复原始意会能力的意图。知识的地图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的确定性。世界是变动的，迷宫更多是动态不确定的。用从一次走迷宫经验中获得的确定的地图，难以有效地走出变动了的或新的迷宫。乐谱就是音乐世界中的迷宫的地图。但是地图是死的，音乐是活的。上述民间音乐传统依靠原始意会知识和能力，能将传统音乐活态传承下去。乐谱提供了记忆的便利，但是也束缚了音乐灵性的活态呈现。当然，如果有上层高级意会能力，情况就将改观。详见下述。 上层意会能力，就是发明、理解和应用符号化知识的能力，特别是应对新局势的能力。波兰尼举例说，一个雕塑家运用高级意会能力，直接将一块木头逆向“还原”成他脑中已经存在的雕塑。据记载，莫扎特之所以能迅速创作出一首交响曲或其它乐曲，是因为他头脑中已经有了整个作品，只不过把它们写出来而已。[5]“逆向”当然是针对“正向”而言的。高级意会能力将冥冥中存在的形象正向还原到心里，再逆向转化为雕塑或音乐作品。有人说思维就是用某种语言在头脑里说话。波兰尼认为不对。他说，一个象棋大师在不长的时间里走出一步棋，靠的是高级意会能力；如果他是用语言在脑子里说话，写出来要好几页纸，读一遍要花好多时间。科学界曾提出一个问题：创造究竟是发明还是发现。前者是无中生有，后者是有中生有。其实，二者都是一种依靠高级意会能力的还原。 今天回想这些，我反思一个问题：高级意会能力与低级意会能力之间的差异何在，“高级”和“低级”的划分依据或尺度何在。这需要继续苦思冥想。也许简单的答案是：原始意会能力不包含符号，而高级意会能力则既可包含符号，又可直接调动经验。记得多年前曾获得一个信息：某届国际系统论年会上，一位中国学者提供的论文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生物进化在未发生质的飞跃的情况下，人的智力能推向多远？作者思考另一个相关问题，即通过遗传工程，改变人的基因，培植出更优秀的人类。从逻辑上看，“更优秀”应该由高于人类和新人类的物种来判断，这意味着人类不知道新人类是否真的更优秀，同时不知道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也许新人类体能智能都更高，但情感美感却减少甚至消失？）……。 默会知识是一种行动中的知识（knowledge in action）。就音乐而言，一度创作和二度创作都依靠这种知识和能力。美学家们总觉得很难对作曲过程和演奏过程进行描述，原因在于那种创作行动中的知识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但是笔者认为，具有相同创作经验的音乐家，也具有相同的默会知识，他们的交流往往只言片语就能彼此心领神会。也就是说，意会还原总是一致的。从现象学角度看，成功的表演专业的教学，就是在学生头脑中建立音乐作品理想的感性样式，即音乐的意向性对象，这样他们在表演或练习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肢体来将意会还原的作品通过音响呈现出来。而评判者也有这样的意向性对象的存在，也能用意会还原的理想样式来比较，从而做出评价。 三、本真还原 这是现象学和释义学的核心问题，涉及现象还原和意义还原。 于老师的《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是丰富的矿藏，可以不断开采。1997年，于老师在《导论》出版之前曾亲自给我们这一届研究生上这门课，大家都感到非常幸运。现象学是我遇到的最难懂的哲学，一本薄薄的《现象学的观念》，我读了好几次都还云里雾里。我曾请教过于老师，他说不是翻译的问题，它本身就那么艰涩。于老师的《导论》第二章专论现象学，通过他的深入浅出，那么难懂的哲学问题在他笔下变得清晰易懂。现象学的“还原”，指排除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先入之见，包括成说、愿望和情绪等，就像洗刷掉内心的底色；这种排空的目的是获得纯粹意识，它就像白色探照灯，照亮事物的本真面目，从而能让现象“自身绝对被给予”（不是认识主体主观参与构造），实现本质直观，确保认识真正切中对象。这种对事物真相（本真面目）的追求，体现了人类认识世界的理想。但是现象学并没有提供何以能“还原”的具体方法。佛学修行法门倒是提供了可行的方法：将塞满内心的世俗之物掏空，让智慧自行植入。但是那条路径并不止息在意向性对象，而是通往不二境界。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身养性，也追求对现实的超越；这种超越的方法，庄子提供的是“心斋”、“坐忘”。也许可以借用这些古老的方法，将自己掏空，类似现象学还原，从而实现本真还原。这需要做到，而后才能知道是否可行。 《导论》第三章阐述释义学思想。在历史释义学那里，出现还原本真意义的努力。这个时期的释义学以作者为中心，认为意义由作者赋于，那是唯一原真的意义；释义就是对它的还原。按照施莱尔马赫的说法，要理解过去的音乐作品的意义，就要重建、回到作者创作时的社会和精神世界。狄尔泰也认为应该通过重新体验来获得过去的作品的意义，尽管他看到了原初的“第一精神世界”和解释的“第二精神世界”之间的差异。20世纪中叶的哲学释义学，不赞成历史释义学的看法，认为后来的人们回不到过去，无法体验异己者的世界。伽达默尔提出“视界融合”的阐释理论，认为意义是阐释的结果，是过去的视界与当下解释者的视界融合的结果。[6]在这里，意义从“一”到“多”，由确定到不确定，从而走向了后现代主义阐释理论。从哲学释义学的观点看，对同一作品的不同阐释都具有本真意义；当然，这种本真并非本质主义哲学的本真，而是还有“心灵的真实”[7]成分。笔者历来认为，人只能信其所信，爱其所爱，恨其所恨，美其所美，恶其所恶。所谓“信以为真”，就是心灵的真实之一种。当然，人们所追求的原真还原，主要在认识论域中，要的是客观之真实、真理。心灵的真实显然带有唯心色彩，但的确是真实的。自然科学的真理被当作是最客观的真理，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依然需要相信，从根本上说依然是心灵的真实。地球中心说、太阳中心说、牛顿力学等等，都曾经被当作真理。后来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包括近光速或超光速运动、混沌、量子纠缠（还有目前鲜为人知的宏观纠缠）现象、暗物质与能量、超心理学研究等等[8]，都对以往的真理提出挑战。同样，今天认为已经是真理的真理，将来科学进一步发展了，也许将被新的真理取代。但不管什么时候，真理永远是我们相信的东西。正如美国《后哲学文化》的作者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所说：真理是我们最好加以相信的东西。[9]马克思主义认为相对真理的总合才是绝对真理。显然，绝对真理永远不会在场。这令人又一次想到《等待戈多》的戏剧，“戈多”永远不在场。本真还原，仅仅是相对真理的还原。 在历史研究领域，对历史真相的追求，几乎可以说是史学的根本。但是从绝对意义上说，迄今为止，历史的本真还原，从来没有实现过。历史是由无数碎片构成的。但是这些碎片无法全部收集，有些碎片永远消失了，历史真相的拼图永远留着许多空白。此外，碎片之间的关系、空白的填充，都需要解释。因此，“历史”不是“历史本身”，而是“解释的历史”。西方现代哲学将“存在”（being）与“存在者”（the being）分开，认为二者不等同。前者是自在的，后者则是跟人发生关系而存在的。自在的历史是历史存在本身，而解释的历史，则是历史的存在者。它们之间之所以不能等同，是因为后者加入了人的主观因素。正因如此，同一部历史，可以写了再写。这应了伽达默尔“视界融合”的意义观。有多少人次解释，就有多少个“历史”。音乐史在本真还原上具有特殊性。在没有录音技术的过去，音乐和音乐活动无法“本真”活态留存下来。即便是今天，在社会分工的状态下，作曲活动的结果往往是乐谱，从乐谱到音响，需要表演进行“二度创作”。即便表演者都在心里建构了作品的意向性对象，而且在哲学还原的意义上，各个表演者对同一作品建构的意向性对象具有同一性，（其实这一点无法证实，）表演结果从来就不是同一的。就像叶子具有拓扑学意义的同一性，但“世界上没有两片同样的叶子”总是在直观和分析上都不断被证实的。从关系实在论[10]意义上，也许可以说，每一次音乐的本真还原，对于自我满意的表演者而言是真实的，对于满意的听众而言，也是真实的。 这些都是“本真还原”的思考。人们很想知道世界究竟是怎样的，过去什么样，现在什么样，将来什么样；古人是怎么想的，自己之外的其他人是怎么想的；作曲家把什么东西放到作品里了，听众听到了什么，诸如此类的“真相”。 无论是现象学还原还是释义学还原，都遇到还原者自身的还原问题。如上所述，怎样才能掏空自己，让真理自行植入？这涉及下述本性还原的问题。如果没有本性还原，人按照外在的尺度看世界，那就谈不上本真还原。 四、本性还原 如果说意会能力导向认知还原，那么可以说，返璞归真就是人的本性还原。这里涉及人的主体性问题，也与下述自然还原相关。从上文笔者多年前的笔记可以看出，笔者当时处于理性中心主义的主体意识中，与西方人本主义、理性中心主义的主体观相通。在西方，人的主体性经历了几个时期。《圣经》“创世纪”说，上帝用泥土捏了一个男人，吹了一口气活了，取名亚当。后来觉得他太孤单，就从他身上取下一根肋骨，用泥土捏了一个女人，吹一口气活了，取名夏娃。这则上帝造人的故事表明，早期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处于自然之中，没有和自然分离。在伊甸园，人没有自我意识，没有主体性。此外笔者认为，女人来自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这说明当时已是父系氏族社会，女人依附于男人。他们和世界万物一样，都是上帝创造的，只不过被赋予高于其他生物的地位。当今生态伦理学认为“创世纪”的叙事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开始。后来，亚当和夏娃受蛇的诱惑偷吃禁果，也即智慧果，张开自己的眼睛看世界。这意味着人类开始了自我意识，有了主体性。笔者早年称之为人类的“一度苏醒”，即从大自然中苏醒，从此以自然为对象、客体，人自己为认识主体，形成了主客二元对立关系。人有主体性，违背了上帝意志，因此上帝诅咒人类与蛇永世为敌，所以才有后来“农夫与蛇”的故事。古希腊时期人的地位很高，人和神的距离就是奥林匹斯山上和山下的距离，中间还住着人神杂交的半神半人的生物。处于这种主体性地位，人类所有欲望的满足都是合理合法的。到了中世纪，人神的距离一下子拉开了，形成天和地的遥远格局。“原罪”的紧箍咒加在人头上，迫使人们放弃主体性，一心赎罪，做上帝的羔羊，希冀在于赎好了上天堂。上帝主宰了人的身心。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人不仅恢复了主体性，而且将理性作为人性的代词。欧洲现代化进程首先发扬的是人的理性。文艺复兴逐渐形成了两个核心，一个是新教伦理，一个是理性尤其是科学理性。前者将人的现世幸福合法化，后者提供实现幸福的工具，所以也叫做“工具理性”。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称为“现代新人”就是以新教伦理作为精神支柱，通过科学理性的作为最终迈进了工业化社会。[11]此后，19世纪资本主义黄金时期过后，科学双刃剑的负面显露出狰狞的面目。无节制的工业生产造成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科学给战争提供更大的杀伤力。大哲学替换大神学成为一切文化的基础，如今也受到质疑，这就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展开的对理性中心主义的反思，是西方内部的反思。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福柯指出，尼采说“上帝死了”之后，“人也死了”。意思是理性人的主体性进入了黄昏。[12]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表现了科学负面影响造成的世纪末情绪，包括对战争的反抗。音乐领域如勋伯格的表现主义思想和创作实践。正如阿多诺所言，勋伯格的音乐是用不协和的声音去批判非人道的社会，因此是“进步的音乐”。对比之下，向往18世纪音乐文化的斯特拉文斯基，他的新古典主义音乐则是“倒退的音乐”。西方人经历了反思的痛苦，上帝回不来了，理性又不能带来幸福。贝尔开出的药方是建立一个新宗教，但是宗教无法人为短时间建立，因此西方人认为他是“画饼充饥”。贝尔的贡献还有对西方后现代人主体性的阐述，他指出现代人是焦虑的，但焦虑还有体验主体；焦虑无法排遣，只好将体验主体打碎。美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理论》的作者，第一次将后现代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杰姆逊称这种放弃主体性的人是“他人引导的一群人”，主体零散化了。[13]零散化就出现“吸毒状态”。西方摇滚乐现场就是集体精神吸毒现象；与民间狂欢节的“绿色情绪”不同，是一种黑色或灰色情绪。至此，西方人经历了无主体（伊甸园）——主体（古希腊、罗马）——无主体（中世纪）——主体（文艺复兴以来）——无主体（后现代）的变化。当然这是笼统的梳理，各个时期人与人各有不同——这种认识正是后现代主义所提倡的。显然，西方并没有实现人的本性还原。后现代主义之后，多样性主体观依然在单方面的“人”，如社会性别研究中的各种“酷儿”[14]。 笔者认为更值得回顾的是中国自己的历史。先秦开始各家学说就强调修身养性对人最佳生存的基础意义。孔子《大学》被引用最多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修身”的具体做法却未受到足够重视。重读《大学》可见“止、定、静、安、虑、得”几个字眼，是修身养性的重要做法。做到了，就能格物致知、意诚心正而后身修，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将自然放在最高位置，修身养性就是要追求人和自然的统一。庄子的“心斋”、“坐忘”谈的就是具体做法。历来后人对无法耳闻的“大音”如何获得，困惑不已。庄子指出“无听之以耳，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听之以气”。也就是说，只有“气听”方可获得“大音”，也就是道。只有“离形去知”、“物我两忘”，才会具有气听的能力。本性还原，不是人单方面的自我回归，不是弗洛伊德“本我”（本能引导的“我”）的回归，更不是“自我”（社会化的“我”）的回归，也不是“超我”（感受本我和自我冲突的主体）的塑造和强化，而是人通过修身养性，将自己还原到“天地人”统合之中，还原到天人合一状态中那种“同于大通”、“神为之君”的主体心性。 五、自然还原 推崇生态文明，就是追求自然还原。上述天地人大和，对人而言是本性还原，对人、社会、自然整体而言，是自然还原。自然状态的“生态”是动态平衡的，具有“和”的性质和表现。这种生态不是按照某个中心建构起来的，因此没有中心。它是一种自组织的形态，局部动态有序由临时的序参量作为整合的中心力，但这个中心力不是恒定的。因此，它整体上是不确定的；确定状态不是恒久的，如耗散结构。“动态平衡”、“非中心性”、“自组织”、“不确定性”、“耗散结构”等等，这些现代关键词描述了自然生态的特点。中国古人用一个“和”字就概括了这些特点。“和”的前提是“不同”，生态中的事物具有丰富的多样性；“不同”之间的最佳关系即“和”。“最佳”的具体表现就是同生共荣。“和”中的不同，比如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没有中心。阳极而阴，阴极而阳，是无中心的动态结构。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也无中心；当达到动态平衡即“和”，对“五味”意味着美食，对“五音”意味着美声，对“五脏”意味着健康，等等。在生态中，万物各司其职，彼此协同互动，生克有致。五行在一些图示中，“土”在中央。但是“中央”、“中间”并非对等于“中心”。“中”在中国古代思想里与“适”相关，如“适中”、“中和”、“中庸”、“中观”、“中道”等，不是统摄意义的“中心”。 在天地人整体的生态中，自然界没有问题，而人的世界（社会）有问题。如前文所述，人道与天道脱离，造成了严重后果。[15]在人道的僭妄中，人僭越了自然法则，凌驾于自然之上，掠夺、破坏自然，就像一群愚蠢的鱼在搅浑自己的生存水域。其根源在于利益，在于小我的私利，在于无穷大的私欲。这种私欲形成人类中心主义，造成科学的负面影响，造成各种战争，造成社会的危机，也造成地球的危机。在人道至上的世界观里，人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反自然的。逆天的最大表现在于人类要靠自己的力量永远生存下去，而且是优于其他物种的生存。地球毁灭、太阳毁灭之后，人类还要生存下去。将来的“城市”就是漂浮在太空的人工生态器（宇宙飞船、空间站是雏形）。一幅漫画：森林被砍伐，鸟类在林立的天线上筑巢。鸟妈妈对小鸟说，“从前有个美丽的地方叫森林……”。将来在太空城，人类的母亲也将对孩子们说，“从前有个美丽的地方叫地球……”。多年前我曾看到一篇报道，科学家已经在进行太空城生存的心理测试。人类个体和物种无法回避、需要给予正面回答的问题依然是：生存还是死亡（to be，or not to be）。我们不仅不愿遵守自然淘汰的法则，而且还要在生物链、食物链的顶层生存。这个问题是人对自己的终极拷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伦理原则可以从人际关系放大到国际、物际、星际。其实，天有好生之德，自然还原，顺天而行，反而能在自然生态中更长久、更优雅地生存。 霸权主义从自然科学（如协同学）那里寻找合理性依据，以“序参量”自居，名为建立“世界和平”“共荣圈”，实为满足私欲私利。自然还原就是要排除这样的霸权主义，排除人类中心主义，排除小我之私，还原到至和的自然生态。以人际关系为例，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国家，各人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就是自然还原的状态。一旦有高低贵贱之分，就会出现私欲膨胀、权力滥用的一极和愤懑不平、反抗压迫的另一极，彼此冲突，导致不和及相应的灾难。 美学上，西方自古希腊始就以“和谐”作为美的特征表述。和谐即“杂多的统一”。“杂多”具有丰富性，而“统一”具有中心性。这跟中国非中心性的“和”不同，中国的“和”具有生态性。“不同”具有多样性，而相生相克动态平衡即“和”。以音乐为例，中国五声体系的中心性比较弱，西方大小调体系中心性比较强。前者曲调运行过程并没有明显的中心音（主音）主导，各乐句的落音都具有归约性，最后一句的落音被当成主音，仅此而已。而后者则有明显的运动趋向，申克分析法概括为“属-主”的规律。主音、主和弦被当做最稳定的中心音/音集，具有达成乐曲“统一”的序参量地位。从具体的作曲思维看，中国古代的音调组织，并没有统一的技法规则，每曲内部各句自然流动，各曲连缀亦无统领。许多曲调只有框架，活态音乐靠即兴填充。而西方艺术音乐概括出作曲“四大件”（复调、和声、曲式、配器），在具体运用时都需要以“主题发展逻辑”为基础；“主题”就是统一、统摄力，就是序参量。当然，中国古代后来发展的律学，以黄钟宫为中心的思想，显然是社会影响的结果。即便如此，在实际的音乐中，宫商角徵羽都是各自调式的主音，都可能成为整个曲子的最后落音，也就是全曲的主音。多曲牌连缀则没有确定的整个曲子的主音。西方音乐的主音、主和弦、主题、音列原形等等，都是中心的体现。这是中国传统音乐所没有的。仅从曲式结构方法上看，中国传统音乐具有东方延绵的结构特征。在延绵中曲调可以像流水那样自如流动，也可以有亚对称性结构。后者如唐大曲的“散-慢-中-快-散”结构。或有较严格的对称结构，如锣鼓经中的“鱼合八”、“橄榄尖”等，但是这样的结构依然没有中心性。在大曲结构的“中”，虽然位居中间，却不具有统摄全曲的中心地位。“鱼合八”（1 7；3 5；5 3；7 1）的和数“八”也不是中心。“橄榄尖”（1-3-5-7-5-3-1）中间的“7”并非中心。在曲牌体和板腔体中，都没有确定的中心。西方曲式采用再现、重复的方式来确定中心，如三段体A-B-A’，回旋曲式A-B-A-C-A，变奏曲式A-A1-A2-A3等。最具有典型性的是奏鸣曲式，是三段体的扩充和附加条件的限制，在A作为呈示部，含主题和副题，二者不在一个调性上，B作为展开部，以主题和副题为基础作各种变化，A’是再现部，再现两个主题，二者统一在一个调性上。反过来看，假如中国传统音乐具有中心性，那么它就不符合阴阳五行所表达的思想，无法跟非中心性的所有生态事物联系在一起，五音不能对应五色、五脏、五味、五德等等社会及宇宙万物，音乐也就无法“开山川之风”，“移风易俗”，与礼并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不存在“与天地同和”的大乐。中西这种差异的根源在于中国“天地人”统合并举的思想和实践、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和实践。当然，中国封建社会建立了中心观念，如周朝建立了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等级制，也不同程度影响到音乐，如上述乐律“黄钟为君”的观念。这需要自然还原，回归以“和”之生态观为根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 以上“还原”思考对今天的意义既在于人、社会和自然的和谐，也在于音乐、人文和科学的融合。自然还原是根本，由此可得本性还原、本真还原、意会还原和具体还原。限于篇幅和时间，暂论至此。希望于老师在天之灵能够为学生提出批评和建议，促进笔者对音乐哲学思考的不断深入。 参考文献 [1] 参阅邓线平.波兰尼与胡塞尔认识论思想比较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47 [2] N.维纳.郝季仁译.控制论[T].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46 [3] [德]H.哈肯.戴鸣钟译.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秘[T].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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