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经典阅读 | 《乡土中国》再认识

《乡土中国》作为费孝通先生的经典之作，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必备读本。其得以广泛传播、久负盛名和高频引用，原因在于著作的概念之精当、分析之透彻、理论之深厚与方法之新创。

笔者主要是介绍不同阶段阅读《乡土中国》的感悟认知，结合自身实践重塑结构框架，阐释经典理论。

首先，浅谈自己的阅读历程。笔者在大学二年级初识《乡土中国》，起源于授课老师的推荐，老师认为这本著作是认识传统乡土中国的一个路径。由于才疏学浅和实践不足，抱着好奇的心态阅读，当时的认识缺乏实践感和现实性，是肤浅的表层认识，对《乡土中国》的第一印象用三个词概括——单薄、到位、宏大。所谓的单薄，主要是从著作的篇章来说，著作是由费孝通先生授课讲演稿整理所得，14篇一气呵成，娓娓道来。其次是到位，即借助概念这一工具，将社会事实、社会现象加以概念化、具象化，概括得精当、精确和精准，深入浅出，形象生动。最后是宏大，即费老基于田野调查和现实思考，从小事件、小视点切入，把大道理化繁为简，将细微观察上升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内涵和世界视野的终极问题。再读费老的《乡土中国》，已是初入农村基层领域的研究生阶段，真正参与到农村调研，涉猎过地方研究。重新捧起《乡土中国》，此时的心态不是当时的新奇，而是尝试探求新知，欲求解答未知，从《乡土中国》中捕捉灵感，以助于自己的学习研究。当时结合社会研究方法课程，立足《乡土中国》，撰写了一篇课堂论文，对著作的方法运用只是“蜻蜓点水”。最近重读《乡土中国》，已到了学校生涯的末端和步入社会的前端，读之是为了更好地析之、品之，以“热切”平和的初心和“冷眼”理性的观点再认识《乡土中国》，对之寄托有一份思愁和再度结缘的念想。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变迁不止，阅读历程也会一直在路上。

其次，《乡土中国》的内容框架自有其逻辑演进，笔者也试图借助自己的理解，重新构建阅读该著作后的思路框架。其一，基于“乡土本色”，以土为轴，以乡为线，乡土本源性联合构成中国的“熟人社会”，其特性一是稳定性，二是地方性。稳定性在于其土地纽带和农业社会的特殊背景，“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当然，从外部来看的稳定性，不能否定乡土内部的动态性特征。而地方性主要是指乡土的边界范畴和可调适性。“熟人社会”不是大二无边，而是自有边界的，超过一定范围不能算作熟人，缺乏社会联系就是“陌生人”，这一注解给予“乡土”划定空间局限。其二，在乡土“熟人社会”的时空场域中，呼吸同一空气，脚踏同一土地，存于同一社区，“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同一生活环境造就了“气味相投”的交际方式。在没有需要不会产生功能的前提下，文字这一工具变得不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语音、语言和表情成为“熟人社会”交往的秘密口令，内生的经验更具现实解释力。而契约文字倒是从外部、从上层渗透到乡土底层的“嵌入物”，是一种生分的东西。所以，费老作出判断，在社会不产生变动的情况下，文字下乡可能带来社区秩序的扰动。另外，城市人和乡下人之间“并不存在智力差距，而是知识问题”，没有优劣之别。其三，在不常变动的乡村环境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射”，“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立足血缘基础，造就了家庭之上的家族组织。可以说，家庭的亲子关系决定了家庭结构，生育决定了家庭功能，而家族则是家庭在规模上的升级，在功能上的拓展。家庭具有生产、生育和交往功能，而家族则更侧重祭祀、整合、团结等功能。不过，这种血缘关系强化了社区社会功能，而限制了其经济功能的发挥。客居人成为市场贸易和村落经济的重要主体，“抹得开面子，打得开局面”，较少面临“人情债”的羁绊。其四，在费老看来，以生育血缘为基础的中国乡村社会，是“自我”中心而不是“个人”主义，区别于西方以平等、法律为特征的“团体格局”，“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是一种“差序格局”。当然，这种社会结构形态是以“己”为中心，向外推己及人的，具有等差性。进一步讲，血缘族群下的“差序格局”反映了群己权限，不同于“团体格局”由内向外看具有的公共性和团体性，“差序格局”从外向内部看则具有公共性，当然需要以血缘相关、利益关联为基础。同时，这种社会格局是以“个人道德”为维系纽带，要求克己复礼。其五，从个人、家庭、家族扩展到整个乡村社会，社会秩序表现为一种礼治秩序和无讼状态。礼治是前提，无讼是结果。换句话说，礼治秩序下的乡村社会在治理方式、理念、过程、制度上有本土特色。在理念上不排除文本法，但更崇尚礼、仪、式和民间法。在过程上侧重调解，而终于诉讼。从制度上说在于教化，利用教化规训乡民，维护乡村秩序和社区稳定。同时，乡村社会的稳定秩序还得益于一系列宗族制度、婚姻制度等，将男女区别开来，建立“阿波罗式”的男女次序，把自然属性限定在社会属性和宗族属性阈限之内。借用费老的话来说，即“家族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其六，探讨乡村权力结构问题。在传统乡村社会中根据权力来源和基础，形成不同类型的权力形态。一是以权力集中状态下的暴力为基础，形成的横暴权力，凸显其强制性。二是依据社会分工和乡民同意，建立的同意权力，具有让渡性，让渡程度与权力发挥程度成正比。三是根据经验和世袭获得的长老权力，具有时效性，权力限度与生命长度成反比。四是依据知识和能力形成的时势权力，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可塑性。随着社会变迁进程的不断推进，人类需要层次的有效提高，传统权威面临衰弱和更替的现实困境，现实的“实”与过去的“名”之间出现二元背离，再次注解和重新阐释显得尤为必要，只不过会发生名实不符和实至名归的两条出口罢了。

再次，略谈《乡土中国》在理论和方法的启示。一方面，费老在《乡土中国》提出的经典论断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成为打开中国社会的密码，如“差序格局”“无为政治”“无讼”“礼治秩序”和“文字下乡”等。这些言简意赅的概念说理透彻，不仅适用于传统社会，更能引起对当下社会的思考。在原生概念的基础上演变出诸多次生概念，或者说再创了一些新的概念，如贺雪峰教授提出的“半熟人社会”和吴重庆提出的“无主体熟人社会”等。依据“文字下乡”带来一系列下乡类别的研究，如“送法下乡”、“政党下乡”“科技下乡”和“家电下乡”等，反映出费正清提出的“两个中国”之间的融合，也是时下乡村振兴战略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在方法上具有重要建树。费孝通先生一生致力于社会调查与研究，经历了几次研究转向。从社区研究、具体制度研究，再到社会结构分析，最后从事边疆和民族研究，在本土视角基础上，把微观事实和宏观理论、田野实践和政治结构、本土制度和普世价值、传统文化和发展变迁加以比较，有效衔接，开拓了中国社会研究的新领域，在结构—功能分析框架下向前迈进一步，对后世研究具有极大帮助和指导意义。

最后，在此阅读基础上，笔者认为认识社会现象、解释社会事实，在学科领域内向纵深发展，需要类型化、概念化、学科化和理论化这几个步骤。分清类别才能抽丝剥茧，概念具象才能化繁为简，学科勾连才能找准定位，理论提升才能增加厚度。俗话说，“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渔”，方法的获取比直接获取事实更具操作性和传承性，这也是经典广泛传播，历久弥新的奥秘所在。

笔者认为，阅读《乡土中国》的历程就像人生的旅程，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感悟，可以说是常读常新的体验。分享该著作的阅读感悟，希望能够为自己带来裨益，也能对他人有所帮助。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