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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2日下午至23日，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两周考古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在成都金牛宾馆顺利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山东大学艺术学院、厦门大学历史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文博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重庆师范大学、郑州轻工业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中师范大学楚学研究所、邯郸学院文史学院、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云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镇江博物馆和日本岩手大学平泉文化研究中心、东洋文库等33个考古院所、博物馆和专业院校的36位学者和研究生发表了演讲，约70多位学者、学生和公众参与了会议和讨论。 研讨会由杨文胜、岳连建、徐良高、滕铭予、王立新、刘海宇等六位专家分别主持。 演讲主题可分为以下几大类： 一、先周文化的反思。 王立新通过对相关考古学文化的分析，认为 “先周文化”的概念不宜再随意使用。由周初分封在考古学上的反映来看，郑家坡文化应当就是姬姓周人所使用的文化。大约在殷墟三期前后，出现在周原的以王家嘴H94为代表的遗存，或许就代表了自“古豳地”或邻近地区迁徙而来的一支姬姓周人所使用的文化。 二、通过考古资料来理解两周时期疆域、经营策略及动态的文化变迁与融合。 泾渭流域是西周西土的核心区域，付建通过对遗址和墓地遗物的分析，辨识出该区域同时期寺洼文化陶器的消长变化情况，结合战国早中期西戎文化的变化情况，对比两周时期该区域族群变化情况，从而理解周人与秦人战略布局的变化情况。岳连建以考古新发现为基础，指出研究渭北黄土台塬地区两周时期的古国分布、文化内涵以及与周边其他诸侯国的关系等意义重大。钱益汇采用多学科、全面系统的视角，动态地展示了楚国与山东诸国在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晚期等不同时期表现出的不同的国家关系。东周时期国家的实力影响到各国的外交指数和政策，政策的变化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不断做出的调整。频繁的战争局势推动了各个诸侯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极大地促进了民族文化融合的进程；各地区广泛吸收该区域内多民族文化，包括土著因素，导致文化面貌渐趋统一，为对多民族文化一统局面的形成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结合考古、金文和文献资料讨论周原凤雏建筑群的性质，曾侯世系，重要遗址的性质，进行铭文释读等。 刘海宇考察了西周金文中相关记载后，认为 “周”指岐周，凤雏建筑群极有可能是金文以及文献所见的“周庙”，即周王室的祖庙；院内的大型立石可能是宗庙之碑；西周晚期的云塘与齐镇建筑群为大型宗庙群遗址，或与西周晚期“康宫”宗庙群关系密切。黄尚明以金文和考古资料为基础构建了曾侯世系考。笪浩波对湖北宜昌万福垴遗址陶器进行类型学分析和分期断代，认为这些遗存是周代一个地域文化类型；楚季宝钟铸造于西周中期偏晚，铭文錾刻于西周晚期偏早；万福垴铜器群是祭祀坑性质的埋藏，祭祀对象为楚君熊扬，祭祀人为万福垴遗址的统治者熊挚。陈丽新从万福垴遗址出发讨论了西周中晚期楚国的文化交流。她认为万福垴遗址是早期楚文化，社会等级较高。万福垴在长江之滨的地理位置，似乎暗示其作为楚国都城较小的可能性。袁俊杰对应公鼎的年代及其与应国墓地八号墓墓主人的关系、铭文的隶释与断读、关键字的构形与字义进行了分析，并在铭文考释的基础上对人物称谓、日名庙号、祭名、祭祀系统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尤其是对周代宗法问题和禫祭礼的礼仪、丧期、礼法特点与居丧制度等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蒋鲁敬对楚纪南故城周边出土巴蜀铭文戈做了整理与研究。分析其铭文的书写和构成特点后，推测其族属为楚人，身份为熊姓或异性贵族。 学者发言 四、青铜器研究包括铜器的生产与组织，断代与分期，纹饰研究，器类物究研究，组合研究。礼制研究关注了器用制度和乐器制度的时代与地域变化，也有关注地区间交流，墓主人推定等。 张昌平对曾侯乙墓旁一号陪葬坑（K1）出土的467件多呈筒、环、钩以及搭扣之状的青铜器进行了研究。通过出土位置关系、类似帷帐的参考，借助实物模拟复原、电脑软件虚拟复原等方法，复原了帷帐顶、立面等基本框架，并测算了帷帐。研究表明，帷帐基本单元由可拆建的青铜构件和木质杆件连接而成，体现了极高的科学性。胡嘉麟对商周之际宝鸡戴家湾、石鼓山等地出土的周式青铜器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是吸收南方长江流域的技术和北方长城沿线青铜文化的样式融合而成的一种新气象。黎海超关注了西周时期诸侯国铜器的生产来源问题。以叶家山墓地出土青铜器为基础，利用微量元素分组法、铅同位素和主量元素分析，在考古学背景下探索其产地来源。研究表明，包括曾侯铭文铜器在内的大部分铜器均可能产自中央式作坊，由中央进行分配；叶家山本地也可能存在有限的铜器铸造活动。这或也是西周前期铜器生产和分配的普遍模式。袁艳玲和刘露研究了楚王作青铜钟鼎的纹饰制作水平，指出这批楚王作器与同时期同类器相比，在纹饰上表现了一定的特征和较高的规格。 路国权继续讨论考古学中“春秋时期”的断代和分期问题。继此前从文献史学角度提出的新春秋四期分年代框架，他从青铜器角度检验了四期分的可靠性。认为“上村岭组铜器群”的年代下限应早于公元前655年，约在公元前680年，可以将其作为春秋初期和春秋早期青铜器分界的坐标。 何艳杰对行唐故郡墓新出鸟盖瓠壶进行了研究。她指出瓠壶的鸟盖和鸟纹多为鸟抓蛇之形，应源自北方民族对动物搏斗纹饰的喜好。目前可以确认的出土征集地分别是白狄的发源地、迁徙地和最后定居地，因此，鸟盖瓠壶的出现地点反映了白狄的东迁路线，也昭示了白狄与故郡墓群的内在关联。瓠壶的器型多变，虽源于北方，又广泛流行于陕北、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甚至江浙一带的中原地区，反映了东周时期北方狄族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郎剑锋以青铜句鑃为例论证了东周时期齐地与越地的文化交流。他认为青铜句鑃应为吴越地区的典型器物之一。战国晚期齐国墓葬出土的句鑃与吴越地区的同类器存在渊源关系，是齐地与越地存在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还进而指出齐地和吴越地区出土的青铜句鑃也可能皆与太阳崇拜相关，即青铜句鑃所呈现的物质文化的交流，是以两地共享的宗教信仰为背景的。 学者发言 杨博认为商周之际周人、殷人的器用差异主要是藉由“分器”所导致的族氏铭文加入器用组合和重食器与重酒器的不同。两周之际，华夷之争的核心在于是否遵循“周礼”，以鼎簋奇偶配比为中心的青铜器用，为了解商周政治兴替中的秩序构建与族群地位转移提供了有趣视角。段姝杉对两周之际诸侯国的成组青铜礼器进行了研究。她采取纵向分析与横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发现西周的器用制度在西周晚期发生变化，但各地区的礼制变化并不同步，礼制发展也不平衡。这种变化不仅与周王室的兴衰有关，亦与诸侯国的等级高低及自身国力的发展有关。朱晓芳对山东地区的两周乐钟—镈、甬钟、纽钟进行了研究。首先基于类型学研究可分为滥觞期、发展繁荣期和衰落期三个时期。其次是山东地区两周有铭乐钟的铭文位置、全铭组合关系、铭文内容等阐述了有铭乐钟的时代特点和区域特色，并从铸造方法和范的设计、纹饰的设计与铸刻两个方面尝试对甬钟、镈钟和纽钟进行了铸造工艺的研究。最后从乐悬用器、摆列和音列制度、性别差异和簨虡等几个重要方面，探讨两周乐悬制度在山东地区的演变过程。杨文胜和孙华从三个方面开展了两周乐器的制度研究。第一是以文献资料为基础分析乐的起源与本质特征。第二是借助考古发掘资料分析西周早期至春秋中后期周人乐器随葬制度的变化发展过程。第三指出东周时期乐器的使用具有严格的身份等级限制，墓葬随葬乐器情况真实地反映出同时期的社会真实情况。最后总结出青铜乐器编钟从西周初年开始直至战国时代都拥有其他器物所不可比拟的层阶重要性，只有中高等级贵族才能够在墓葬内随葬，因此通过对周人乐器使用制度的观察研究，揭示了礼与乐的和谐统一。 郭丽根据墓葬形制、规模，铜器、铭文和文献对高青陈庄大墓M18及M35主人的身份进行了推测，认为陈庄遗址为太公早期分封出来的卿大夫的城邑。饭岛武次根据器形和纹饰，铭文中的器主称谓，文献记载，两周之际国君夫妇合葬的例子等，论证大堡子山秦公墓地3号墓的墓主是秦国初代诸侯秦襄公，2号墓的墓主是襄公妃。 五、历史地理研究。 朱继平和夏晶晶探讨了班簋中繁、蜀、巢三地的地望。她们基于对铭文中“ 学者发言 六、其他研究。 刘宝山从江南土墩墓一墩多墓的埋葬习俗入手，探索从母系群婚和族外婚向父系个体家庭的转变，认为江南一墩多墓的土墩墓葬俗和父系家庭起源有着密切的关系，起源时间应在崧泽文化晚期，距今5300多年。 张闻捷发现战国时期楚国王陵内的从葬坑与祭祀坑，多成排分布于主墓的南北两侧，依靠身份亲疏由近及远规律排列。这种现象与殷墟西北岗王陵区和洹南宗庙区的同类遗迹存在强烈的相似性，同时从其他战国楚墓资料中也可以明显看出商代的亚字形椁室、腰坑、日名系统、祭祀体系等独特葬俗。所以他认为楚国王陵的排葬殉人坑、祭祀坑做法可能也源自商代的旧有礼俗，暗示着一些不见于典籍记载的文化习俗其实仍在以不同的方式世代相传。 张启彬对长沙出土的战国楚墓帛画进行了重新解读，讨论了楚人丧葬习俗与视觉表达等诸多问题。 王丽明通过对云南青铜时代墓葬出土的绿松石饰品的系统梳理，总结出绿松石饰品的特征，并探讨其制作工艺特点；结合地质检测报告，探索其原料产地，分析厘清绿松石饰品的来源，进而探讨“滇文化”珠玉类制品的原料来源和制作工艺的中外文化交流或影响。 燎祭出土玉器的科学研究与保护是玉器科技考古行业的热门话题。鲍怡提出了一套系统无损鉴定方法，通过使用科学设备，测试物相变化、颜色变化、结构变化等现象特征，来判断玉器是否被加热过/火烧过，同时判断大致的加热/火烧温度区间。其方法可作为未来燎祭出土玉器考古和保护的基础，提出的鉴定方法也可应用在考古及出土玉器文物保护工作中。 与会学者合影 七、新发现的介绍。 何汉生和王克飞介绍了镇江大港吴国遗址群2015年至2018年的发掘收获。该区域发掘和钻探的多座台形遗址均存在环壕、土垣等遗迹，周边土墩墓则出土大量吴国青铜器，因此可能是吴国的一个中心区域。结合宜侯夨簋铭文，推测其可能为西周王朝分封宜侯时“宜”之所在，即为吴（宜）国的早期都邑。郭长江介绍了2017-2018年随州汉东东路春秋曾国墓地新发现。共发掘春秋时期39座墓葬，2座马坑。随葬品多数为铜器，清理铜礼器400多件，有铭铜器达140多件，主要有“曾公”“曾侯”“曾”“曾子”“曾孙”“曾叔孙”“曾叔子”“朱芈”等。该墓地的主体年代是其曾文化因素从宗周文化影响向楚文化影响转变的春秋中期晚段。吕庙军对近年来邯郸赵王城和赵王陵的发掘情况及问题进行了介绍。主要包括战国时期的赵王城、大北城以及汉代的大汉城、小汉城，一批战国至秦汉墓葬，五座赵王陵及其布局。赤列次仁介绍了西藏洛扎厅村2017年的考古新发现。两座距今3000年左右的墓葬均为用青石板砌筑的近正方形石棺葬，其文化面貌与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之间的早期考古学文化联系密切，也为将来我国同南亚各国的早期文化通道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李二超介绍了贵州铜仁市新屋遗址2017年的发掘收获。该遗址发掘收获对建立锦江流域商周时期的文化发展序列，以及研究整个沅水流域商周时期文化交流及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图/文：宋江宁 审 核：徐良高 编 辑：韩 翰 荼 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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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汐钰文艺范 > 《东亚史研究中国民族史、地方史志、考古学》
令曰”句内涵的分析，指出班簋铭文前半段体现了周王册命毛伯与命毛公东征
戎二事的关联。论证繁、蜀、巢应是已归服的“边远小国”，其作用不出于提供粮草、兵马辎重与力役之征，故从战略布局的合理性出发，三国地望应进一步缩小在毛公所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