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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的经典作品，文本呈现的“桃花源人”和 “渔人”等“外人”在各个层面对比鲜明，具体表现为：二者所处的环境，有着“仙境与凡尘”的对照；二者的精神面貌，有着“斐然与木然”的区别；二者的姓名指称，有着“无名与有名”的对比；二者的出场方式，则有着“群体与个体”的不同。从以上四个层面的对比中，不难发现，被人们加上语言“朴素简洁”的“标签”的《桃花源记》中，隐含更丰富的文字密码，更蕴含着陶渊明的高超的文学巧思和高远的政治理想。 关键词：《桃花源记》；陶渊明；文学巧思；政治理想；内外对比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虚构的“桃花源”是中国文化中的经典符号，人们甚至用“桃花源”代指一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理想国”。那么，对于陶渊明而言，“桃花源”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世界呢？作者又是如何营造这个世界的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再次细读了文本，发现“桃花源人”与“外人”的多重对比中，隐含着读懂陶渊明的密码。 仙境与凡尘 从人物所处的环境，我们可以读出一些人物的信息。在《桃花源记》中，桃花源人的居所是仙境一般美好的世外，而“外人”的居所则凡尘而已。文章对桃花源的环境有两处描写——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首段，渔人“缘溪行，忘路之远近”之“忘”乃是一种从凡尘进入仙境的暗示——此路难寻，更不可“记”。文末的众“外人”求之不得的结局也和这个开头形成了呼应。“忽逢桃花林”之“忽”，给人以“突如其来”之感，也是人力不可得、可遇不可求的结果。第二段的“仿佛若有光”之“仿佛”更是给人朦胧、不确切之感。因此，从渔人的行动路径上看，颇有“恍然如梦”的不确切性，给人以桃花源颇似仙境的印象。 具体到景物描写层面，第一段以自然景观为主（桃花林、芳草、落英等），第二段以人文景观为主（土地、屋舍、良田美池桑竹、阡陌、鸡犬等），二者加起来，营造了一种幽美、宁静、富庶的田园生活图景。结合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句（“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等），不难发现，这就是陶渊明所向往的田园归隐生活。 而“凡尘”生活若何？文章对“外人”所处环境描写甚少，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外人“（渔人）进入桃花源之前和身处其中的感受来反推桃花源之外的“环境”究竟是什么样的。 文章第一段，渔人在身临桃花林的时候，表现是“甚异之”——这是整篇文章中渔人反应相当强烈的一次（渔人的具体表现下文还会展开）。可见，凡尘俗世中，美景十分难得。第二段中，透过渔人的眼睛，我们看到了一个美丽、幽静、安谧、平和的桃花源，还看到“男女衣着，悉如外人。”文本解读中，我们除了应该关注文本“写了什么”，还要关注文本“没写怎么”。既然作者专门写“男女衣着，悉如外人”，不难推测，除了“衣着”以外的其他方面，桃花源内外怕是共同点有限了。 由此可见，作者营造的是一个仙境一般美好的世界，只有在这样的世界中，才可能会产生如此纯净美好的人。景物描写往往是为了衬托人物（这并不鲜见）——《红楼梦》中林黛玉一定要住在“潇湘馆”；诗歌中，高士的住处往往隐于山中，或是“云深不知处”，或是“门对寒流雪满山” 。同样地，在桃花源这样的仙境中，桃花源人的形象才更显出尘脱俗。 斐然与木然 仙境般的桃花源，孕育出了不同凡俗的桃花源人。在对桃花源人和“外人”的正面描写中，我们也能读到一些不同。 首先是神态描写——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第二段） 见渔人，乃大惊。（第三段） 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第三段） 其中的“乐”容易理解，表现的是桃花源人对自己的生活状态的满足和心灵的平和安宁。“大惊”本身也不难理解，这体现了他们与世隔绝之久，“外人”入内之鲜。唯有“叹惋”值得推敲——桃花源人在“叹惋”些什么？ 根据《陶渊明集》的注释，“叹惋”是感叹、惋惜。 联系前文，“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汉魏晋时期多乱世，其“叹”无非是世事变迁之感怀，其“惋”无非是对外面百姓生灵涂炭之痛惜。而桃花源人隐居至绝境，原是为了“避秦时难”，避难的目的达成，他们首先表现出的不是庆幸，而是惋惜，这就充分体现了他们的善良、悲悯。 和前文的“自乐”、“大惊”结合起来，我们更是看到了一群率性自然、善良真挚、悲天悯人的人。更值得一问的是，渔人从凡尘俗世来到桃花源，见此仙境、奇人，为何不“大惊”、不“叹”？为何没有对渔人的神态描写？如果仅仅是作者惜字如金，渔人不是描写的重点的话，那么下文中作者在对渔人一连七个动作的描写可谓丰富淋漓——“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此处对渔人一连串毫不犹豫的的动作的刻画，倒是十分详细传神（此处动作体现渔人的背信，与桃源人信任他人、真诚热情的人物特征形成了对比。）可见，作者笔下的渔人的神态的木然，凸显了桃花源人的神采斐然——乐、惊、叹惋形于色的背后，是精神上的舒展自如。本应“大惊”的人不惊，本不必叹惋的人“叹惋”，背后是精神层面的木然与斐然的对比。
无名与有名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文章对桃花源内外人物的姓名称谓的选取最具匠心。值得注意的是，在《桃花源记》中，作者并没有给桃花源中的人们“命名”。反而是线索人物有名曰“渔人”，渔人离开后去禀告的对象有名曰“太守”，文章最后一段匆匆登场又谢幕的计划寻找桃花源而不得的人（几乎与故事主体没有瓜葛的“次要人物”），名曰“刘子骥”，更有意味的是，作者还不厌其烦地交代了他是南阳人，还是个“高尚士。”这是为什么呢？ 依次解读下这些“有名”的人，不难发现：“渔人”隐含着人物的职业（前面的“晋太元中”显示出朝代）、“太守”隐含着官位、“刘子骥”这一名称则有姓名、有籍贯、有品格。这些信息累加在一起，作者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社会人”——他们有朝代籍贯，作为社会历史上的定位标记；有名有姓，作为社会人的符号；有职业地位，作为社会人安身立命的基础；甚至有道德规范，作为社会人的精神层面的追求（即使“高尚士”指的是隐士，“隐士”这一称谓也是传统社会对边缘高士的一种命名。）总之，作者对桃花源之外的人物的命名，揭示了人物身上的“社会属性”。 而与之相对的是，《桃花源记》中的这些“主要人物”——桃花源人，则于以上的各个方面，一无所有。文章第二段，他们甫一出场，被叫做“男女”（男女衣着，悉如外人）和“黄发垂髫”（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是一种颇有意味的“借代”手法，这是在用生理意义上的性别特征和身体的一部分来代指整体。这一手法的使用，就暗示了桃花源人更是“自然人”而不是“社会人”。 从称谓的选取中，我们发现，桃花源人是不属于任何朝代籍贯、不囿于任何职业地位、无意于追求所谓道德名誉的自然人。《桃花源记》后附的《桃花源诗》中，也有“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这样的句子，这暗示了桃花源人以农耕为生，但是桃花源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社会。 中国汉族文化中 , 姓名是用来明贵贱、别婚姻的重要符号，是中国式宗法社会中最为繁复的身份符号系统。它代表着人们对社会的依附，昭示着“社会人”的身份。桃花源人身上没有这样的符号限制，这里没有“乡绅里长”，没有“官吏布衣”，有的只是一个个活泼泼、鲜亮亮的、自然的、自由的“人”。 这些人脱离了世俗社会的“樊笼”，回归自然，拥抱自由。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对这种生活的描写还有很多——“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 从对桃花源内外人物称谓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选择倾向上，我们读到了陶渊明对“自然”的热爱。 群体与个体 渔人、太守、刘子骥等“外人”都是以独立的、“个体”的身份出现的。而在 “桃花源人” 的出场方式方面，作者匠心独运。出场后，文中对他们的称呼有——“村中闻有此人”中的“村中（人）”、除了第一位发现渔人的桃花源人之外的 “余人”、渔人离开之前的“此中人”。可见，凡是要指称桃花源人之处，作者均展示了他们的“群像”，而没有突出任何一个“个体”。 即使面对“第一个发现渔人的桃花源人该如何指称”这样“棘手”的问题，作者也采取了巧妙回避的策略——“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一口气省略了所有的主语。此外，课文第三段中出现的副词“咸”（“咸来问讯”）、“皆”（“皆叹惋”、“皆出酒食”）、“各”（“各复延至其家”）等都进一步向读者表明——桃花源人是以群体的方式存在的。 一方面，这和“无名”相关——桃花源内皆是“自然人”——人人平等，没有因地位、身份、职业的不同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另一方面，以群体面貌出现的桃花源人身上，承载着陶渊明的政治理想、社会理想——这不是一个偶然遇见的“理想人生”（即只要过好自己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命就心满意足），这是一种对“理想人间”的期待——既然桃花源是一个人人如此的社会，也就不必谈具体的哪个人了。 不难看出，《桃花源记》承载的，是陶渊明的政治理想（多于个人追求）。这政治理想可以表述为：人人享有大同社会——拥有衣食无忧的生活，存有真挚自然的情感，葆有平等自在的关系，享有恬静美好的生命。
陶渊明对“桃花源人”和“外人”的刻画方式截然不同。从这些对比中，我们真切地窥见“桃花源人”作为“人”的可贵之处和陶渊明的政治理想。从本质上来说，桃花源内外人物的距离，恰恰是陶渊明的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桃花源记》语言朴素简洁，但这朴素天然中蕴含着的匠心巧思，让我们透过文本肌理感知文本内核，享受到“发现”的快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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