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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 人民政协报2011-04-25 甲骨文与西周以前金文中只见有“龢”，未见有“和”，最早的“和(旧作咊)”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云:“龢，调也。”又云:“和，相应也。”清代学者段玉裁称“经传多借和为龢”，而现存各类传世典籍中，“和”比“龢”使用频次高，看来二字原本形异义别，后“龢”多已改用作“和”。“龢”从字形上分析，当属形声兼会意之字，《尔雅》云:“大笙谓之巢，小者谓之和。”此“和”原应作“龢”，最早是古代乐器小笙的名称。笙是我国古老的簧管乐器，用13至19根装有簧的竹管和一根吹气管，插在一个锅形的座子上制成。因此三口之“龢”可以体现不同音调竹管有序组合所产生乐音的和谐之美，而单口之“和”则无此神韵。 上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和谐之义由单字“和(龢)”或“谐(龤)”来表示。如《尚书》中帝舜(约前21世纪)云:“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旧作龤)，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里的“和(龢)”显然已从最初的乐器之名引申为较为抽象的乐音和谐与神人交融之义。而《国语·郑语》记载西周幽王(前781－前771年)时史伯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里是说差异性事物之“和(龢)”能够生成万物，如果仅有无差异性事物之“同”的话，就不能发展，一切事物“尽乃弃矣”。这里，史伯将“和”与“同”作了意义相反的阐述，富有辩证色彩。 无独有偶，古代西方的和谐思想，也同样源自音乐。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主张美就是和谐，他们认为音乐节奏的和谐是由高低、长短、轻重各种不同的音调，按照一定数量上的比例所组成的。这种和谐思想后来被推广运用到建筑、雕刻等其他艺术领域，进而推广到整个宇宙中去。中西方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相差遥远，然而从远古起，人们从对音乐和谐的感悟演变到对社会和谐的认识，整个探索过程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和谐，今天已成为人类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最高境界。 “龢”字由左边的乐器和右边的嘉禾构成，可以视为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之象征，因为文化正是人类精神和物质财富的总和。“龢”是将有差异的事物有序组成最美的和谐，进而推动人类社会迈上文明进步的阶梯。 美国学者威廉·麦克高希著《世界文明史》开篇发问:“哪些事件应该写进历史？”在著者眼中，一部世界史，重点要确定历史转折点在哪里。他认为每一种文明都是以一种新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技术的引入为开端的，并提出“世界五大文明”学说:文明一，始于原始的表意文字；文明二，始于字母文字；文明三，始于欧洲的印刷术；文明四，始于电子通信技术；以及文明五，始于计算机技术。实际上，中国的印刷术比欧洲早出现数百年，为什么被认定是欧洲的贡献呢？中国在7世纪发明了雕版印刷术，11世纪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15世纪中期，德国的谷登堡才制造出铅合金活字。在此之前，欧洲大多数人不识字，手抄书籍仅可以千计，而到16世纪末印本书籍已达24万种，中国从先秦到明末上千年累计图书约5万种，西方仅用百余年就超出数倍，因此活字印刷术被称为“文明之母”。今天看来，活字印刷明显优于雕版印刷，但古代中国活字印刷的书籍仅占1％左右。这种状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中国先秦时期已产生了孔子、老子、墨子等伟大的思想家。但从汉代起，儒学被当做治国之本。隋唐以后推行的科举取士制度，着重考核以儒学为基础的文史知识，这些著作需要重复印刷，而活字印刷长期不能保留整版，自然不如能反复印刷的雕版方便。重复就意味着停滞，没有对新知识的渴望，也就没有对活字印刷术的需求。中国人多喜欢登高望远，因此主流画家认为山水画须从上向下“以大观小”，像明代仇英的《吹箫引凤》，瑶台上的人物比前厅的侍女大，台阶也是上宽下窄。但10世纪北宋画家李成曾从下向上“仰画飞檐”，沈括却嘲笑他是“掀屋角”。而15世纪意大利马萨乔借助科学的透视方法，拱顶、阶梯或道路是近阔而远狭，在二维平面上创造出三维空间的假象，成为众多画家竭力追求的效果。这种以趋同停滞思维取代存异求变思维，使我们失去了在许多领域站在历史转折点的机会。 三口“龢”借用一口“和”之字形，只是为了书写便利，但和谐社会不能以孤音相应的“和”概括特质，而应由异曲协调的“龢”体现本质。让思想文化异彩纷呈，这就是“龢”的理想世界。 作者徐忆农 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研究馆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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