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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统治者，人民（知道他存在，但不注重）不在乎他的存在;其次的统治者，人民亲近他并且称赞他;再次的统治者，人民畏惧他;更次的统治者，人民轻蔑他。统治者的诚信不足，人民就不相信他。最好的统治者自然无为管理天下，很少发号施令，所以百姓安居乐业，天下祥和幸福，老百姓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上古盛世之时，圣君治理天下，上顺天理，下应民情，以道德教化人民，以无为治理天下，天下万民皆处于自然之中。生活幸福，道德宏扬，民风淳朴，唯道是尊，唯德是从，心道合一。圣王以无为治世，不显迹于天下；不显山不露水，所以百姓不知道圣王治世之功，也无需知道谁在治世，生活安然，上下皆相忘于无为之中。各遂其性，各安其生，悠然自得，安享太平。民心被道德同化，性情质朴浑厚，无知无识享受自然幸福生活，毫无后天识心痕迹。故天下一体，万民一心，这就是“太上，下知有之。”（下知有之与不知有之寓意相同，不必过求其义。太上可看做一切统治者，延伸到国家、企业、团队、家、身等，这就是道德经高深之处。） 天道运行至中古，统治者的后天主观意识逐渐开启，私欲妄念渐生，厚德渐被情欲毁丧，人民的古朴淳风也日渐淡泊。帝王顺天应势，针对当时的人心变化，便开始施行德治，以弥补人心道性的亏损。于是，立仁政以养民心，制礼乐以定尊卑，造衣冠以分贵贱，建房室以代巢穴，构桥梁以济不通，造车船以方便行，造书契以代结绳（古老的记事方法）。鉴于那时的人心后天意识渐开，私心欲念萌动，荣辱之念即起。从此，世道渐趋于崇尚尊贵言贤，人心也有了你我是非、亲疏贵贱之分。于是便对仁善者亲誉之，对怀义者尊敬之。故曰“其次，亲之誉之”。为了帝王私欲与人心的变化，故不得不倡导仁义，以教化于民的行为，与太古时期的自然浑朴道风，已大不可相比。就道德的范畴而言，人类在精神领域，已由先天的自然逐渐落入后天的被动，从无为的元朴无为之性，下降到后天识心用事。。 到了三王时期以后，世道日薄，人心日乖，常德愈失。在上者失道丧德，作威作福，在下者人心乖戾，凶暴邪恶滋生，于是统治者便不得不以政令刑罚予以维护其政权，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国家以法治世，百姓逐渐产生畏惧于统治者的心态。恐惧降临，民就处于每日不安之中。社会由道治下降到德治，又由德治下降到仁义之治，之后又下降到法治，道德日趋愈下。更有统治者丧心病狂，施悖逆道之政，苛捐杂税至民于水火之中，贪官丛生，娼盗肆起，民之贪、邪、狂念被勾起并强大，欲念不达，就视当权者无能而怒骂不已。国家到了这个时期，政权也就岌岌可危了。这就是“其次侮之”，由此可见，依法治理天下就是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得手段，是不被人民所拥护的。 “信”是道根，就是中，就是天地人之本心。是五德最根本、最关键的道性物质。“信”是将仁义礼智归于一“心”、归于一“中”的一种最基本的道性物质。 上君丧失信德，不能以身垂范，不能以德服人，而以烦杂政令、苛捐杂税扰民；或施行暴政，或以刑罚镇压人民，万民也被（恶）感而化，必以邪念而对抗；统治者无信于下民，万民也被教化不守信德。君民互相“不信”，离心离德，君民失去亲合力，国家丧失凝聚力。君民相怨，国运不昌，社会不和，就会导致国破民丧。 上古管理者治天下，国昌民幸，如同仙境。其管理理念简简单单，无非上顺天时，下应地理，以民情所需，大公无私；以无为治理天下，顺应自然；恭己垂裳，行不言之教；万民有感，随同而作，于是天下万民受之以德，得无为之道，不期而自信，不治而自化，于是万民就得到了道的真传，一切自然平常，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就有了道德。这样使民有感而化的道德教育，自自然然，平平常常，它与语言灌输道德之教无疑是天壤地别。 不知有道德之名，而行道德之实的是最难得的。圣王施无为之治，百姓只知上有其君，并不知其圣德之厚。对圣王普施大德，恩惠天下，觉得这都是很平常、很自然的事，所以并不为其歌功颂德，也不刻意恭维。民耕种而食，凿井而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心性清静，悠然自得。圣君的无为而治不为民见，圣君的不言之教不为民知，百姓尽享天然淳朴之乐，不起亲誉之念，无有分别之心，一切皆出于自然。这就是无为之治的美好胜境。圣王于是功成，民仍无知，认为这一切都是自然的、应当的。 无为之治是治国的最高胜境，是国强民富的根本大计，是人民德化、超凡入圣的自由王国。不切身经历此境，永远也难以理解“无为”的真意。治国与治身同于一理，家不殊俗，国不异政，身不陷邪，心不妄思，道境于此，则无所不治。如日月之经天，相忘于太虚之中，惟尽施德照明之本份。在下之众生万物，虽受日月恩惠，却无识无知，无有亲誉之情，没有畏侮之意。又比如鱼游在水，并不知水的存在，也不知水的养育之恩。水以无为天性养鱼命，鱼以无为之心归于水，鱼水相依，自自然然，各尽天然无为性，各享自在无为乐。展望未来，人类社会只有由法治到德治；由有为之治到无为之治，才能达到理想的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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