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诞生 秦汉帝国崩盘后，整个中国北方出现了大片权力真空，游牧民族纷纷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个阶段就是“五胡乱华”时期。 胡是当时汉人对游牧民族的称呼，五胡指的是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五个大的游牧民族，他们先后在北方建立了很多割据政权。 这些政权都要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跟汉人共存？ 因为游牧民族人少，汉族人多。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政权终归是不稳定的。 后来建立起的北魏坚定的推行汉化政策，远不是学习汉族先进文化那么简单，往大了说这是个生存问题，往小了说也是个发展问题。 在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任内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迁都到河南洛阳。洛阳是过去东汉的首都，汉文化的核心地带。迁到这里，就意味着整个北魏鲜卑政权的气质都要发生重大改变。 然而，此举带来的后果，就是北魏分裂，开始对汉化进行一次反动。 事实上，中国再次“大一统”的曦光已经出现，有两个脉络越来越清晰。 走向“大一统”是必然之事件，有其经济脉络，也有其军事脉络的。 先说“经济脉络”。 自汉末以来，开启乱世模式，汉末群雄纷争、三国魏蜀吴鼎立、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生民百遗一，久战之下，再也打不下去了，需要破产重组，最终北魏统一了北方。 地广人稀，需要有人耕种荒废土地，土地就集中了统治者手中。 均田制就应运而生了。均田制的特点就是国家授田。 北魏的建立者拓跋珪破燕之后，曾经强迫河北农民大量北迁，《魏书》卷二《太祖纪》在天兴元年（398年）正月称：
在二月里接着就说：
显而易见，所谓内徙新民即是河北迁来的汉人与汉化了的鲜卑及其他种族人。这次徙民三十六万之中大概绝大部分是计口授田，从事于农业劳动。 到魏孝文帝改革前，“均田制”与“三长制”的配合。“均田制”是在北魏境内，成丁皆依规定亩数受田，至年老归还国家，受田者有完成租庸调三种赋役的责任“三长制”即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其职责是检查户口，监督耕作，征收租调，征发徭役和兵役。。 统治者能这么做，主要原因还是国家有足够的田可授。 而受田者从被地方豪强庇佑下吸引了出来，成为“自耕农”，再辅以“三长制”的管辖，让民众从隐匿状态，进入到公开状态，参与到国家的重建，当然主要是经济建设中来。 更重要的是，这种经济制度产生了一个看不到的积极因素。那就是庶民可以不再依附地方豪强，“自耕农”的另一层意义就是“自由民”。 再说军事脉络。 当然也是战争，胡人作为打仗的族群而存在的，汉人作为农耕的族群而存在。 五胡乱华时，就是如此。那么，北朝时兵制又是如何？ 我们可以从东魏的主事者高欢的口中得到蛛丝马迹。他曾经对经常滋事的鲜卑将士说：
这说明，汉人种地，鲜卑打仗，各司其职。高欢的意思说得很明白，汉人是衣食父母，不应该欺负他们，而是用军事武装来保证他们的生产。 正因为汉为农耕，胡为打仗，打仗是常死人的事，主要是汉末打、三国打、八王乱、五胡乱，打得兵力无法保证。虽然鲜卑人进入中原也算是打杀消停了一阵的，但是北魏分裂成东西两魏，接着又北齐北周，鲜卑之间互砍互伐，砍到了连鲜卑人都不够重。 咋办？ 虽然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都都是鲜卑汉化的反动，但是无论是鲜卑化汉人高欢还是汉化鲜卑人宇文泰，虽然依靠的鲜卑人，但不得不联合汉人。 当然东魏的主事者高欢，处于关东富庶之地，他所应用的军事力量主要还是鲜卑的军事骑兵，没有融合胡汉的迫切需求。 而西魏的主事者宇文泰，由于人口总量小，必须把汉人从某种方式动员起来，而这种组织和动员又不能与既有的鲜卑军制相冲突。 在坚持关中本位思想政策之下，“府兵制”终于出台了。 “均田制”之下，对民众管控得到了加强，民户分成了九等，就是六等也就是中等以上的民众可以当兵。宇文泰设了上百个府，每府设一郎将，分属二十四军，“开府”各领一军。“大将军”有十二人，每个大将军统领二“开府”。一个“柱国”统领二“大将军”。 柱国有六个，领兵打仗，这些当兵不编入户籍，免去赋役，有事出征，没事就是做劳役一个月。 兵源哪里来？ 在当年，能当兵是一种荣誉，只有中等以上的民户才有资格当兵，当兵后全家就免除租庸调等赋税。三年一征，十丁或二十丁征一兵为府兵，点中者需要终身承担兵役，当了兵到折冲府报名后，要打仗也要种田，折冲府就像一个军区一样，这是世兵制与征兵制色彩的、兵农合地的军事制度。 解决了兵源的问题，并且建立了层次清晰的组织结构。 “府兵制”之前的鲜卑兵制，兵民分离、部酋分属、特殊贵族制，而“府兵制”则是兵农合一、君主直辖、比较平民制的。 在北魏开始实施“均田制”，在经济上贵族与庶民的不平等取消了； 在西魏开始实施“府兵制”，在种族上胡人与汉人的隔阂也取消了。 这两个制度的推出，将中国社会两大主要矛盾，即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决，而到这个时候，五胡乱华的民族融合才正式完成，一个全新的华夏民族就此诞生。 从“均田制”到“府兵制”，相辅相成，催生了一个新时代。 打仗不是谁的人越多越牛逼，跟官兵素质、后勤补给、军队装备、综合国力等等都有紧密联系。 农民和士人都激活了！这无异于是中国历史上的巨大的解放，人民迸发出的热情是排山倒海的，似乎“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情再次被点燃。而这一次是新的汉族了。他们是开放的、自信的。 中国统一复兴的障碍已经扫清，那么这个任务将由谁来完成？ 不是汉化的鲜卑人，而是鲜卑化的汉人——北周外戚杨坚身上。 二、辉煌 隋帝国焕然新生，万象更新，气势磅礴，无论是隋文帝还是隋炀帝，都是一代雄主，都想干大事，一鼓作气，把所有的问题都给解决了。 隋二代杨广不能说是昏君，是很有作为的，统军灭陈、南平林邑、西吞吐谷浑，开科取士、修隋朝大运河、筑东都洛阳……但干这些大事需要钱粮，需要人力，而这些，只能摊派到帝国的农民身上。 一代人要做一代人的事，乱世刚刚终结，就该休养生息，等有一定积累就能办大事的。 无疑雄心勃勃的隋炀帝，操之过急，用力过猛，把后几代人要做的事都想做完。 结果呢，人们揭竿而起，无论是关陇军事贵族还是濒于破产的农民，纷纷造反，来砸了老杨家的场子，自然没他和他后代的事了。 历史上很多事情就是这样，要掌握个度的，做到了前面，就激发矛盾闹革命；做在了后面，那就拖成炸闹分离。 自作死的杨家把机会留给了李家。 李家出身关陇军事贵族，创始人李渊跟杨广还是表兄弟关系，是太原留守。李家趁隋末天下大乱，近水楼台先得月，率军长驱直入长安，抢了表弟的产业。 当然，当时大家都在抢，不抢白不抢，而且李家的吃相，在历史上尚不算难看，毕竟不抢的后果，很可能就是杨家的殉葬品。 想想也是，杨家是从婿家人宇文家那是抢来了，李家从表弟杨家抢过来，都是新戚家间的击鼓传花。 当然，新戚间要抢，亲属也抢得头破血流，父子间要抢，兄弟间也要抢。唐二代李世民对唐一代李渊和哥哥李建成之间，也是一样的，历史就是用血来书写，精彩之处充满人间阴谋。 只不过，父子兄弟之间的抢天下，天下本来就是他们家的，不用改个招牌。刘秀抢了刘家的天下，往数上爷爷的爷爷辈，自然归到刘邦的后代，那是光武中兴，招牌不变。 李家抢得天下，李世民再从父亲和哥哥手中抢得天下。 李世民懂得帝王之术，对帝国进行了新一轮的整合，关东与关中，南方与北方，草原和中原……也就是说，在隋朝的时候，这锅烂肉虽然煮烂了，但没有完全融合在一起，最终在李渊、李世民父子的文治武功之下，真正达到了“大一统”。 他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常把隋朝当作一面镜子，隋朝的迅速兴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尤其是农民大起义，使他充分认识了民众所蕴含的巨大威力。得罪了民众，即使像隋炀帝那样集全部威权于一身的帝王，也难逃国亡身死的命运。 他对内以文治天下，虚心纳谏，厉行节约，推行均国制，劝课农桑，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国泰民安。 按照唐律令，凡成年男子给男一百亩，其中八十亩为口分田，年老时退还政府；二十亩为世业，可由家人承继，每三年编造一次户籍。 随着“均田制”的推广，与之配套的税收体系也跟上了。纳税的义务包括租庸调三项，租为每丁粟二石，调为绫绢二丈，庸则岁役二旬。 以一百亩为基数，以是赋役的比重算是很轻的了，所以在有唐最初的百年内，民户的登记不断增长，国家也越来越富庶起来，上下之间呈现一片和谐融洽的景象。 盛世从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开始，接着“永徽之治”…… 这些治理方面的事，自不必赘述。 最重要的是，随着民户登记，也就解决了兵源的问题。府兵制相当于军区，本身自己屯田的，加上国家仓廪库藏充足，既有兵力的保证，也有了物资上的保证。 既然每一中等的折冲府能出兵一千人，那么六百三十四府在短时间内征集50万应不是问题的。虽然50万这数目并不多，但军队质量非常高，士兵护甲非常好。 据《唐六典》所载，唐朝十三铠有：
在铠中，最常见的是明光铠。 明光铠的特点，就是胸前那一照便反射耀眼之光的护心镜。 同时，唐军装备陌刀，作战时如墙而进。后来包括陌刀在内的各种唐刀，传到日本，形成各类武士刀。 国家容易动员，且物资能得到充分的保障。最重要的是，统治者出身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本身混有胡人血统，有尚武的基因，连士子都有要求通晓弓马骑射的基本功的传统。 他们一直跟草原部落打交道，这也给这个帝国开疆拓土带来的先天的优势。 正是在李氏父子的主导之下，攻灭东突厥与薛延陀，征服高昌、龟兹、吐谷浑，重创高句丽，设立安西四镇，各民族融洽相处，被各族人民尊称为“天可汗”，又借羁縻制度征调突厥、回鹘、铁勒、契丹、靺鞨、室韦等民族攻伐敌国，为部分人也成为唐帝国军队重要组成部分，为后来唐朝一百多年的盛世奠定重要基础。 盛唐时代安西都护府的唐军从来没有超过三万人，但却控制着西域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震慑着大大小小数十个国家，并还有余力数次主动进攻阿拉伯帝国，唐军的强悍可见一斑。 当然，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是，将经济和军事层面的整合成果，通过政治层面来巩固。 主要构建并巩固“三省六部制”的官僚构架，激发了帝国决策的科学性。特别是“三省”，使得“相权”分化为一个“团队”，这个团队互为制衡，体现分工和合作，使得决策更民主更科学，也是智囊团队。 与此同时，采取科举取士。 科举取士本身就是智商的筛选，让帝国的精英们开始走向权力的中枢，血统不再是唯一的因素。“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这些铨选出来的人才，不是进入中央就是走向地方，也走向边疆，他们传播了唐文化，更重要提留下了很多文学作品，唐诗依然是现在小学生要背后的文学作品，当然除了诗，词开始流行，传奇小说也慢慢来到人间。 这个国家至少保持了一百年以上的蒸蒸日上之势。 唐帝国带着世界主义的色彩。长安成为亚洲的中心，在长安城里有西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安南人定居。国子监也就是国立大学中，有这些国家的留学生，尤以日本人最为热忱，其中有些类似今日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在中国留居达几十年，然后又回到日本，仿唐朝建立起日本的政权、建筑，乃至生活中的细节。 三、崩盘 唐朝自唐玄宗天宝年间以后的150多年里，一直处于动荡之中。 唐朝的衰落源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的灭亡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种种因素，让这个强盛的帝国染上重疾，在内耗中走向虚弱。最终黄巢起义，流窜于帝国内部十余年，终至掏空唐朝的威权体系。 应该说，唐玄宗之后确实有几个明君的，或者说，只有少数几个不上进的！ 但时势已去，江流日下的势能，已无力挽回。 藩镇长期割据，地方与中央对抗，不要说边疆地区，就是内部藩镇也开始做大，关东的藩镇都很跋扈。 当然，最严重还是“安史之乱”的策源地河北，其中昭仪、成德和魏博三镇，最为严峻，史称“河北三镇”。他们长时间与唐王朝中心对立，名为“王室之臣”，实际上就是“土皇帝”。 这样就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的力量。 朝廷更是一片混乱，牛李党争，互相倾轧，瓦解了统治集团的力量，严重动摇了唐朝统治的阶级基础。 内有党争，外有藩镇的挤压之下，皇帝慢慢地倚重于宦官。唐初，唐太宗李世民为了限制宦官的权利，管理宦官还是十分严厉的，并规定宦官只能担任四品内官。可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宦官的权利逐步扩展，如宦官高力士的权利就很大，诸王和公主称其为“阿翁”，驸马称其为“爷”。 安史之后乱，宦官专权越来越严重。到唐朝后期，大部分皇帝大都是宦官拥立。其间唐宪宗和唐敬宗，为宦官所杀。 宦官专权，又使得中心政权实际上操作在宦官的手里，皇帝成为了宦官的傀儡，这严重破坏了国家正常的统治秩序。 与此同时，外部环境也一直在恶化，几个处于上升期的敌人，一直让唐朝边患不断，比如拥兵四十万的吐蕃、草原霸主回鹘、西南小霸主南诏等等。唐王朝处理藩镇问题都要趁着边疆安稳的几年，还必须把一半精锐之师留在边疆。 最后解决藩镇问题的办法就变成了类似推恩令的手段，打击大藩镇，将之分割成小藩镇，维持基本盘的稳定。 这也很像魏晋南北朝时分割大州，遍地小州的做法。 最后，庞大而臃肿的身体拖垮了中央政府，庞勋起义，黄巢起义则彻底暴露了中央的虚弱。 其实，朋党之争也好，宦官专权也罢，哪怕是藩镇割剧也好，皇权是遭到了很大程度的削弱，但至少在宦官、文官、武将面前，依然是个存在，而且能够维持各方势力平衡的存在。 更何况，宦官是皇权的延伸，再嚣张的太监，即使立了个皇帝，其权力合法性依然来自皇帝，他们不可能取而代之，毕竟他不具备做皇帝的身体。 唐朝藩镇割据与汉末群雄混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汉末是十几个阵营互相干，大的兼并小的，朝廷完成被架空，成为摆设，所以被取而代之是迟早的事。 而唐朝的藩镇绝大多数时间，基本上只有忠臣和反贼两个阵营，朝廷仍然有相当的话语权，北方藩镇想要打击对手，那就只能讨好朝廷，把对方逼反；而江南生产型藩镇又比脆弱，军事实力比起北方藩镇相差悬殊，更没有能力兴兵作乱了。 因此，在安史之乱被平定以后的150年时间里，这段历史大部分时期，藩镇总体还算平稳，只有一些小打小闹，不是乱砍乱伐的乱世。 唐朝的覆灭还是来自农民起义的致命一击。 黄巢起义闹得时间长、波及的范围广，导致唐朝末期确实类似于东汉末年的情况，朝廷被架空，藩镇也趁乱开始互相兼并，再也没有什么忠臣和反贼了，只有自己的地盘。 北方一乱，根本无暇南顾，南方豪强也才能够像北方藩镇那样开始独立割据。 这个时候，唐朝都是尸居余气。 上篇《问祖》——祖先的走来的足迹： 正篇《脉络》——历史脉络很粗很黑： 书名暂定为《踪迹：中华的来龙去脉》，计划写作30万字，日更5000字左右，欢迎个人和机构友情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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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黄律师的书屋 > 《现实、思考、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