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居：清华简八《摄命》末简解析 | 中国先秦史

先秦子居 2018-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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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居

【宽式释文】

唯九月既望壬申，王在镐京，各于大室，即位，咸。士疌右伯摄，立在中廷，北乡。王呼作册任册命伯摄：“吁。”

【释文解析】

隹（唯）九月既望壬申，王才（在）蒿（镐）京，各于大室，即立（位），咸〔五二〕。

《摄命》篇的这支末简未见称王年，因此程浩先生才在《清华简〈摄命〉的性质与结构》中言：“简文记载的历日为‘九月既望壬申’，虽然月份、月相、干支俱在，但是，并无明确的王年，难以进行准确的推算。参考铜器断代的方法，唯有人物系联一条途径可行。”[1]马楠先生《清华简〈摄命〉初读》则持不同观点，言：“简文篇尾的‘唯九月既望壬申’，检《中国先秦史历表》，公元前889年九月丁巳朔，十六日壬申既望。值得考虑的是师虎簋（《集成》4316）‘元年六月既望甲戌’，曶鼎（《集成》2838）‘元年六月既望乙亥’，朱凤瀚以为夷王元年器，公元前884年六月己未朔，十六日甲戌，十七日乙亥。而公元前884年六月己未朔前推59个月正是公元前889年九月丁巳朔。”但由马楠先生所述内容很难看出何以马楠先生要从公元前884年的周夷王元年前推59个月定《摄命》在公元前889年，由于理据不详，因此马楠先生文中所举历日证据笔者认为当不能成证。不过，虽然程浩先生文中言“无明确的王年，难以进行准确的推算”，然而笔者仍认为，不称王年而仅记月份、月相、日干支的历日内容，仍然是可以对王年进行推测的。

首先，检《殷周金文集成》不难发现，相较于记有历日的铜器总数，称“元年”的铜器金文数量很少，笔者仅检得以下十几例：

西周中期舀鼎（《集成》02838）

西周中期师酉簋（《集成》04288）

西周中期师虎簋（《集成》04316）

西周晚期逆钟（《集成》00060）

西周晚期郃盌簋（《集成》04197）

西周晚期元年师兑簋（《集成》04274）

西周晚期元年师簋（《集成》04279）

西周晚期师簋（《集成》04311）

西周晚期蔡簋（《集成》04340）

西周晚期师訇簋（《集成》04342）

西周晚期叔尃父盨（《集成》04454）

其中或有漏检情况，但不影响记录元年的铜器很少这个判断，相比于此，正月器却非常之多。理论上讲，正月与元年都是非常值得作为吉时作器纪念的，由此推论，元年器应较其他年份器更多才是。所以，元年器很少这个情况，或是反映了西周时人很可能有省略元年的习惯，也即西周、春秋金文中不称王年且又不以大事系年而仅记月日的金文，很可能多属时王元年（或时王即位之年）。

张培瑜先生《逨鼎的王世与西周晚期历法月相纪日》[2]文据逨鼎（逑鼎）推定“《史记》所书的宣王纪年应移后一年”，是周宣王元年为公元前826年。《史记·周本纪》记周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则周幽王元年为公元前780年。《国语·周语上》称“十一年，幽王乃灭。”清华简《系年》第二章言“周无王九年”，则周平王即位于公元前760年，《摄命》所记，很可能就是周平王即位初年的册命事。笔者在《清华简〈系年〉1～4章解析》中曾提出：“‘周乃亡’指的就是‘周亡王九年’。其后平王即立，为表示周之天命不绝，故以周无王之始年为平王元年。”[3]因为这一情况，所以周平王元年不是周平王即位之年，这是两周史上的一个特例。

《西周诸王年代研究》一书所列，年、月、月相、干支俱全的西周铜器仅有六十余例[4]。如果笔者以上推测不误，则西周铜器金文中四要素俱全的铜器量将大大增多，且由于元年记录在西周年代研究中的重要性，由此推测或可排出大致精准的西周诸王年谱。

整理者注：“镐京，宗周。《世本》‘懿王徙于犬丘’，《汉书·地理志》云在右扶风槐里县。懿王都犬丘，当与西戎势力扩张有关。《史记·秦本纪》记载孝王扶植大骆后裔，以和西戎，厉王时西戎反王室，所灭者正为‘犬丘大骆之族’。但懿王时‘犬丘’似为‘离宫别馆’，册命场所依然多在宗周镐京。咸，训为‘终’，金文中多表示某一仪节结束，如趩觯：‘唯三月初吉乙卯，王在周，各大室，咸。井叔人右趫，王乎内史册令（命）趩。’”[5]“镐京”见称于《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西周金文中则称“镐京”为“宗周”或“蒿”，至今西周金文未见“镐京”之称，只有“芳京”之称，由此亦可见《摄命》篇的成文与《大雅·文王有声》的成文时间接近，最可能成文于春秋时期。笔者在《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二实词篇（一）》[6]中推测《大雅·文王有声》成文于春秋前期末段，而《摄命》篇笔者认为很可能是成文于周平王即位之年，属春秋初期初段，二者时间相去不远。

整理者以《摄命》的周王为周孝王，以伯摄为周懿王太子夷王燮，故上及周懿王，但因并未举证，所以不知注中所说“懿王时‘犬丘’似为‘离宫别馆’，册命场所依然多在宗周镐京。”是根据什么西周铜器铭文得到的判断，所以也就无从验证所说是否属实。笔者在《清华简八〈摄命〉首段解析》中已言“《摄命》所述局面，实际上更符合周平王在被晋文侯扶植而立于京师时的情况。洩、枼、聂相通[7]，因此篇中的王子伯摄，也完全可能是《史记·周本纪》所记‘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为桓王’的周平王太子洩父。周平王未东迁时，曾居镐京三年，故册命可以仍是在镐京。”[8]据陈美东先生《鲁国历谱及春秋、西周历法》[9]一文，春秋时期鲁国历法在僖公五年之前多建丑。因鲁国早期多从周制，故当可推测，此时周历很可能也多是建丑的，又据张培瑜先生《中国古代历法》所述“《左传》有用周历解说《春秋》的痕迹”[10]、“以上《左传》所书6例朔日中，5例先天1日，1例与天合”[11]可见，虽然《左传》所用当是战国时的《周历》，但考虑到历法的承袭性，春秋时的原始《周历》很可能就存在往往先天的情况，则“九月既望壬申”当可对应儒略历公元前760年9月23日（合今农历八月十五日），该日为实际天象中的望日，若此年周历确为建丑且先天一日，则儒略历公元前760年9月23日就正合周历“九月既望壬申”。

以《摄命》辞句试比较西周晚期的铜器：

《𧽙鼎》：“隹（唯）十又九年四月既朢（望）辛卯，王在周康卲（昭）宫，各于大室，即立（位），宰讯右（侑）𧽙入门，立中廷，北乡（向），史留受王令（命）书。”

《㝨鼎》：“隹（唯）廿又八年五月既朢（望）庚寅，王才（在）周康穆宮。旦，王各大室，即立（位），宰頵右㝨入門，立中廷，北鄉（嚮），史黹受王令（命）書，王乎（呼）史淢冊易（賜）㝨。”

《卌二年逑鼎》：“隹（唯）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康穆宫，旦，王各大（太）室，即立（位），𤔲（司）工散右吴（虞）逑，入门，立中廷，北乡（向）。尹氏受王赉书，王乎（呼）史淢册赉逑。”

《卌三年逑鼎》：“隹（唯）卌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王在周康宫穆宫，旦，王各周庙，即立（位），𤔲（司）马寿右吴（虞）逑，入门，立中廷，北乡。史淢受王令（命）书，王乎（呼）尹氏册令（命）逑。”

稍为对比即可看出，虽然《摄命》篇与西周晚期金文措辞相似，但在“即位”后言“咸”却未见于西周晚期金文。据笔者所知，似仅有整理者所引趩觯称“咸”与《摄命》此处辞位类似，但趩觯又不称“即位”。因此不难推测，《摄命》的成文当上西周中期、晚期不甚远，所以才可以融合这两个时期的措辞。

士疌右白（伯）（摄），立才（在）中廷，北乡〔五三〕。

整理者注：“右者为‘士疌’。《尧典》皋陶作士，士为理官，掌刑狱，简文摄之执掌亦与刑狱相关。又或礼书多载仪节制度诸侯变于天子，卿大夫变于国君，但士卑不嫌与君匹敌，如《礼记·丧大记》‘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疌’字释读详陈剑《释‘疌’及相关诸字》（《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第二五八～二七九页）。”[12]整理者注“士”大概还是受到了《书序》的影响，所以才两说并存。实际上，《摄命》此处的“士”当即是“大士”，《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卫侯与元咺讼，宁武子为辅，针庄子为坐，士荣为大士。”《晏子春秋·内篇谏上》：“吾为夫妇狱讼之不正乎？则泰士子牛存矣。”《说苑·臣术》：“忌举北郭刁勃子为大士，而九族益亲。”皆可见“大士”之称，《礼记·月令》：“命理瞻伤，察创视折。”郑玄注：“理，治狱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可见“大士”、“大理”、“大司寇”本即是同一官职的不同称谓。如果不以《书序》所说“穆王命伯囧为周太仆正，作《囧命》”即定清华简《摄命》为《尚书·冏命》，则完全没有必要以太仆一职牵强比附于《摄命》伯摄所司。试观《大戴礼记·文王官人》：“慎直而察听者，使是长民之狱讼，出纳辞令。”王聘珍《解诂》：“出纳辞令，大行人职也，亦司寇之属。”《周礼·秋官·大行人》：“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觐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陈天下之谟，冬遇以协诸侯之虑。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时聘以结诸侯之好，殷眺以除邦国之慝，闲问以谕诸侯之志，归脤以交诸侯之福，贺庆以赞诸侯之喜，致禬以补诸侯之灾。以九仪辨诸侯之命，等诸臣爵，以同邦国之礼，而待其宾客。……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岁遍存，三岁遍眺，五岁遍省，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十有一岁，达瑞节，同度量，成牢礼，同数器，修法则；十有二岁王巡守殷国。凡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协其礼，宾而见之。若有大丧，则诏相诸侯之礼。若有四方之大事，则受其币，听其辞。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其中“若有四方之大事，则受其币，听其辞。”也正与《摄命》“受币”部分相应，可见《摄命》中伯摄所受当是“大行人”职。春秋时期，行人一职位高权重，也与《摄命》吻合。大行人为大士下属，所以右者为“士疌”。

《摄命》中的右者“士疌”，非常可能就是卫武公和，《史记·卫康叔世家》：“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为公。五十五年，卒。”可见周平王时，卫武公地位之特殊，堪比郑武公和晋文侯。“疌”与“燮”皆属叶韵，燮在心部，疌在从部，可谓密近，燮、疌又皆通妾声字[13]，故燮、疌当可通假。《说文·又部》：“燮，和也。”因此“疌（燮）”与“和”非常可能是一名一字的关系。《左传·定公四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以卫康叔为周初任司寇职，则周平王的卫武公承司寇一职也顺理成章。所以，《摄命》篇中的“士疌”很可能就是卫武公和。

西周金文常见的是“立中廷”，偶有“立于中廷”，如《摄命》这样的“立在中廷”至今于西周金文尚无一见，由此也可看出《摄命》与西周金文实际在措辞习惯上是有区别的。

王乎（呼）乍（作）册任册命白（伯）（摄）〔五四〕：“〔五五〕。”【三二】

整理者注：“作册任，任为私名。或读为‘壬’，日名。《盘庚》有‘迟任’，于省吾以为‘任本应作壬，殷人多以十干为名也’（《双剑誃尚书新证》，第七四页）。”[14]关于“作册任”，程浩先生《清华简〈摄命〉的性质与结构》文认为或即《逸周书·史记》的“左史戎夫”。对此笔者别无新见，与程浩先生的观点差别大概就在于，笔者认为《逸周书·史记》也未见得就是记的穆王时事，例如与《逸周书·史记》大致全同的内容又见敦煌写卷伯3454《六韬》佚文，称《周志二十八国》，直接抄在文王与太公的对话后，由于《六韬》（或称《太公书》）完全不会涉及周穆王，因此可知同样的内容，系于不同的周王往往并无确据。而若程浩先生推测“左史戎夫”就是“作册任”不误的话，笔者倒认为不妨以《逸周书·史记》篇传自周平王时期更为可能，毕竟该篇首句即称“维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平王东迁后正合于“王在成周”句，甚至笔者认为，如果再推测得大胆一些的话，“左史戎夫”就是戎生编钟中的戎生，也不无可能。

整理者注：“，金文多作‘𠭯’形，句首语词。杨树达说《费誓》‘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徂’即金文‘𠭯’字，读为‘嗟’，‘徂兹’即‘嗟兹’’《管子·小称》有‘嗟兹乎’（《积微居金文说》，中华书局，一九九七年，第二、四一页）。王曰‘’’收束全篇。西周中晚期册命铭文时间、场所、右者在全篇最末，见于询簋篇尾‘唯王十又七祀，王在射日宫，旦，王格，益公入右询’（《集成》四三二一）、师询簋篇尾‘隹元年二月既望庚寅，王格于大室，荣内右询’（《集成》四三四二）。此外，第三二简容字较前三十一简为多，亦当留意。”[15]笔者《清华简八〈摄命〉首段解析》中已提到“‘𠭯’字实当读为‘吁’，‘吁’与‘呜’、‘於’、‘都’、 ‘格’、‘呜呼’、‘於呼’实是同一叹词，《尚书·吕刑》：‘王曰：吁，来，有邦有土。’《尚书·皋陶谟》：‘禹曰：吁，咸若时。’《尚书·尧典》：‘帝曰：吁，嚚讼可乎？’皆是其例，《广韵》所记实为表明写作‘嗟’的这个词仍是鱼部，写为‘嗟’只是地方性特征，且这种情况先秦时就已存在了。”在清华简五《封许之命》中就曾在王的话末尾出现“格”，对比《尚书·盘庚》：“王若曰：格，汝众。”《尚书·汤誓》：“王曰：格，尔众庶。”《尚书·尧典》：“帝曰：格，汝舜。”清华简一《尹至》：“汤曰：格，汝其有吉。”不难看出整理者注所引杨树达说《费誓》：“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当读为“徂！兹淮夷、徐戎并兴。”“𠭯”与“格”实仅是鱼部与铎部的差异，记载的应是同一个叹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