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日知录》内容宏富，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19条（不包括黄侃《日知录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其中不少名言警句，传诵千古，如“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如“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激昂，更是激励着一代代中国士庶。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2][3]  顾炎武石刻像 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十九.子部二十九.杂家类三》则将全书分作十五类，谓：“大抵前七卷皆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皆论政事，十三卷论世风，十四卷、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卷、十七卷皆论科举，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论艺文，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杂论名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为杂考证。”[4][5] 这两种划分都有其价值。前者重视了《日知录》的经世意义，抓住了其主要的方面，并说这书只有宋元时期的名儒能做出来，明朝三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书，将来治国者采用其说，会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仅叹服其考据的精辟，文辞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书的本意。后者则偏重其学术意义，划分虽更为细致却不免得其体而遗其神，评价也与前者相左，盛称顾氏考据之学而贬低其经世思想，认为“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日知录》是寄托作者经世思想的一部书，内容大体分为三类：经术、治道、博闻，而核心则是“治道”。[2][4][5] 作品目录
展开全部 创作背景《日知录》，是十七世纪中叶中国知识界一部足以反映时代风貌的学术巨著，作者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和思想家顾炎武，《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是作者积三十余年心力编次而成的，旨在资治，“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  顾炎武画像 《日知录》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日知录》内容宏富，内容大体可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日知录》以“明道”、“救世”为成书宗旨，涵括了作者一生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提出“盈天地者，气也”等思想，不少论述，切中时弊。[2][4] 顾炎武曾把创作《日知录》比作“采铜于山”。他自言，这时代的人写书，就像这时代的人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作废铜铸钱。这样铸出的钱，既粗恶，又把古人的传世之宝毁坏，两边都没好处。顾炎武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在治学上严谨扎实，堪称楷模。这在《日知录》中表现得尤其突出。[2][8] 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他说：“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撰写《日知录》，“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言：“书前有自记，称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馀年，乃成一编。盖其一生精力所注也”。[5] 版本情况《日知录》的主要版本有：1670年（康熙九年）自刻本（孤本），康熙三十四年遂初堂本，经义斋刻本、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1795年（清乾隆六十年）遂初堂重刊本（附《日知录之馀》）、乾隆时巾箱本、皇清经解本等。历代注家甚多，据清人黄汝成统计，多达九十余家。一时大家如惠栋、江永、戴震、全祖望、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纷纷为之作注。成就最高、最为人瞩目者却是名不见经传的黄汝成。其以1695年（清康熙三十四年）遂初堂本为底本，以阎若琚、沈彤、杨宁、钱大昕四家校本为主要依据，博采诸家疏解，成《日知录集释》三十二卷。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刊行。[8] 综上所述，《日知录》的刻本有三个系统：[8] 一为1670年（清康熙九年）顾炎武自刻本，八卷。此为顾炎武手定的《日知录》的最早刊本，保留了顾炎武早期思想的痕迹，且因其刊刻时间早，流传稀少，常人难以得见。上海图书馆馆藏有《日知录》1670年（康熙九年）刊本，弥足珍贵。[8]北京大学图书馆亦馆藏有八卷清稿本，取校康熙初刻八卷本，文字互存异同，颇有研究价值。[10] 一为1695年（清康熙三十四年）潘耒整理的遂初堂本，这个系统是顾炎武手定八卷版付印后，仍对日知录地不断地扩充修改而来。顾氏去世后，其门人潘耒据其手稿，在福建建阳整理付刻，是为三十二卷本，包括经义斋刻本和1793年（清乾隆五十八年）、1795年（清乾隆六十年）重刊本。一般认为，此本潘耒有就顾炎武《日知录》遗稿作删削整理。潘耒是顾炎武的入室弟子，其整理的《日知录》，学界认为最能保存和反映顾炎武的学术思想。[8][10] 一为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本。黄汝成以1695（清康熙三十四年）潘耒整理的遂初堂本为底本，集道光以前清人注释之大成，博采诸家之长，成《日知录集释》，为《日知录》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完善、便利的本子。[8] 评价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于《日知录》的评价是：“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於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惟炎武生於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於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观所作《音学五书后序》，至谓圣人复起，必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是岂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书序，乃盛称其经济，而以考据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矣。”[5] 其实，《日知录》中的经世思想是丰富的。顾氏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从政治上提出了整顿“人心风俗”的具体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贵廉、提倡耿介和俭约等，还从经济上分析了“人心风俗”败坏的原因，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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