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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苏东坡之--千里相牵却非情

 墨香笙樵 2018-12-12

六十二、千里相牵却非情

黄州,这是种犹如“世外桃源”的幸福生活,享受这种幸福的诗人看来已经心平气和,行动上大体“安分守己”,出点小格也能屡教不改地、有所控制地继续发展,行文出句好像也能遵守“莫谈国是”的基本原则,对于国计民生,黄州的苏东坡真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吗?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这都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苏东坡真正的内心深处不是一如他嘴上怎么说、笔下怎么写、行动上怎么做的那样,这从他少数诗作中的只言片句中应该能够感觉出来。

从东坡雪堂到城中临皋亭有一段脏泥路,苏东坡把它命名为“黄泥板”,并且曾醉后写出了一曲歌赋,取名为《黄泥板词》:

出临皋而东骛兮,并丛祠而北转。走雪堂之陂陀兮,历黄泥之长坂。大江汹以左缭兮,渺云涛之舒卷。草木层累而右附兮,蔚柯丘之囱蒨。余旦往而夕还兮,步徙倚而盘桓。虽信美而不可居兮,苟娱余于一眄。余幼好此奇服兮,袭前人之诡幻。老更变而自哂兮,悟惊俗之来患。释宝璐而被缯絮兮,杂市人而无辨。路悠悠其莫往来兮,守一席而穷年。时游步而远览兮,路穷尽而旋反。朝嬉黄泥之白云兮,暮宿雪堂之青烟。喜鱼鸟之莫余惊兮,幸樵苏之我嫚。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杖而醉偃。草为茵而块为枕兮,穆华堂之清宴。纷坠露之湿衣兮,升素月之团团。感父老之呼觉兮,恐牛羊之予践。于是蹶然而起,起而歌曰月明兮星稀,迎余往兮饯余归。岁既宴兮草木腓,归来归来兮,黄泥不可以久嬉。

全文抄录在此,只是为了方便朋友们从头至尾欣赏东坡的这篇醉后“流浪汉狂想曲”(林语堂语),此词基本还算通俗易懂,大家自己凭着各人的理解去词中寻觅自己心目中的词人吧,老孙就免当“翻译工”了。

全文除了“醉汉”眼中细腻的景物外,东坡还用几乎是写生的笔法刻画了自己醉卧路边、青草作褥、石块为枕、衣服都被露水打湿的形象。

大家注意:东坡“起而歌曰”之时,那口中的“月明兮星稀”之句――这是源于东汉枭雄曹操率雄师战舟横江作歌之原词,这时的东坡能不涌起“英雄多歧路”的感慨么?紧接的下句却并未如同诗圣杜甫所叹:“儿女共沾襟”,而是趁酒高歌:“归来归来兮,黄泥不可以久嬉。”。

此刻的东坡心目中的旅途终点是哪里呢?诗人是在代替谁呼唤游子归来?肯定不是“雪堂”,也不会是“临皋亭”,唯能肯定的是:“醉后吐真言”的苏东坡坦言黄州的“黄泥不可以久嬉”――苏东坡的心思并没有被禁锢在黄州。

元丰四年,也就是苏东坡安居黄州的次年,北宋大将鄜延经略安抚副使种谔,于无定川以七军方阵大败西夏军八万余人,“死者横数十里,银水为之赤。”而远在黄州的“罪臣”苏东坡竟能写诗赞叹:

闻说官军取乞誾,将军旗鼓捷如神。

故知无定河边柳,得共中原雪絮春。

据说此诗传到前方,大宋将士传诵不绝。而北宋其他文人,几乎对此大捷没有反映,也没有诗篇流传下来,可见,反而是“收心养性”于黄州的苏东坡更加关心国家边防!

这就是理想与现实出现碰撞时的无奈,这时的苏东坡思想上应该是矛盾的,也可以说,黄州的苏东坡行为上有些任性荒唐之处,只是排解这种矛盾带来的痛苦。

他写了一篇关于牛肉与酒短文:   

“今日与数客饮酒而纯臣适至。秋热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入腹无脏,任见大王。既与纯臣饮,无以依,西邻耕牛适病足,乃以为肉。饮既醉,遂从东坡之东,直出春草亭而归。时已三更矣。”

那关于苏东坡喝私酒,杀耕牛,在城门已关闭之后,才醉醺醺爬过城墙而回的传说,就是好事的后人们、甚至某些教授、大师,根据此篇“交待”推理出来的。――春草亭位于城外,临皋堂位于城内,不爬城墙怎能三更回城?

不过老孙认为:醉汉还是应该叫开城门的可能最大,苏东坡在黄州是何名声?连“巡警”都主动背诵他阅读的文句,城门守卫又岂不能给“苏名人”这点面子?何况还是当地最高首长的好友,小兵们敢招惹吗?

再说了,好像苏东坡也没练什么轻功绝技,不是什么武侠小说中的主角,别说深夜喝醉,就是青天白日再灌上罐“红牛”饮料,你让“苏大侠”空身爬城看看?

所以,有些分析,就是出自大师级别人物的笔下也作不得定论,还是自个琢磨的事更可靠点。

所以。有些分析说,黄州的苏东坡已经安于现状,思想趋于虚幻缥缈的“梦幻”、“色空”,也是需要斟酌的。

苏东坡现在还是名体制内的官员,只不过临时被下放到了基层锻炼反省,苏东坡还在关注着国家局势,只不过出言下笔谨慎了许多而已。

实际上,朝廷中的政敌、神宗皇帝本人与黄州的苏东坡,他们谁也没有忘记谁。

据宋人笔记《却扫编》记载:来到黄州后的苏东坡也是要继续向政府上交“检讨书”的,甚至还要对自己以前执政一方时的疏忽负责,曾专门上表给皇帝,为自己在徐州任上疏忽镇压“妖贼”谢罪,可是现在自己实在无实职可免,所以在谢表中有“无官可削,抚已知危。”的字样。

皇帝看到了这里,不禁失口而笑,说道;“怎么?怕挨棍子了?”

可见,东坡被贬谪,对于苏东坡来说是人生的一大坎坷,是件大事,但在半生都“会当凌绝顶”的皇帝心目中,实在算不得什么,甚至在赶走苏东坡之后,还能有心情开犯了政治思想大错之降职干部的玩笑。

据史载:皇帝进膳时有歌舞伴餐,歌女们一旦唱到苏东坡的歌词时,“帝必投箸不能食”;抚案叹息不已,环顾左右,凝眉自问:苏子瞻到哪里了……?――看来皇帝对苏东坡的喜爱倍儿铁,感情发自内心!

《宋史-苏轼》中有这样的记载:苏东坡离开京城后三年,皇帝曾经准备重新起用苏东坡,吩咐当时的执政班子主要成员王珪、蔡确:“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

王珪是“乌台诗案”中迫害苏东坡的主将之一,哪里会容得苏东坡东山再起?便面露难色,建议任命曾巩来负责这修国史这项重要工作,结果还是皇帝依从了副宰相。

据宋史载:曾巩主修的宋史《太祖总论》并没有获得神宗皇帝的认可,还是被免职,皇帝于是亲自手书御扎,安慰苏东坡:“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皇帝这种态度,苏东坡还能不动心感恩?

实际上,据皇帝的近侍传出:皇帝特别喜欢苏东坡的诗词,时常以阅读苏东坡的作品作为消遣,每逢皇帝对进御膳不感兴趣,一般都是被苏东坡大作给感动的心思难平,所以茶饭不香。

据《苏长公外记》载:有次皇帝诵读到苏东坡的《明月词》中:“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之句时,慨然长叹:“苏轼终是爱君!”

《行营杂录》中曾有皇帝与近臣议论苏东坡的记载:皇帝问:“苏轼能与哪位古人相比?”

一个近臣回答:“颇似李白。”

皇帝却摇头:“不然,李白有苏轼的才分,学问却比不上苏轼!”

连大唐诗仙李白才学都在苏东坡之下,可见苏东坡在皇帝心目中的位置了,这神宗皇帝也基本算是一个铁杆“苏粉”了!

据载,皇帝多次明令起用苏东坡,但都被当时执政的新政班子所阻挠,终于圣意也没能如愿,又一次甚至皇帝把写着官职名称的木牌发给臣下,其中一个“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的牌子就是填写的苏东坡的名字。

圣旨不能不尊,但苏东坡的政敌们还就是有办法违旨,用上了现代官僚常用的推诿大法:研究研究!这招还就是百试百灵,皇帝也没辙,最后还就是被“研究”的不了了之。

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但却不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连近在咫尺的御前“王臣”们都可以不予理睬皇帝的圣意,这天高皇帝远的黄州也就只能不像“皇土”了,像什么?

黄州犹如苏东坡个人的一方乐土!

(请看下篇:六十三、思过罪臣享三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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