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始建于公元768-770年的桃坪羌寨坐落在杂谷脑河畔、海拔1500米的边茶古道上，石碉房划分沿用汉代住宅田字平面，把主要空间做十字划分，建筑中多有中心柱，是游牧“一杆支起帐篷”典型遗留。杂谷脑河流域大部分地区是典型的干旱河谷，降雨少、蒸发量大致植被稀疏。民间有“饿桃坪，饱佳山，胀死胀活是增头”，佳山寨（海拔2120米）和增头寨（海拔2400米）海拔较桃坪高，属于高山寨，多耕地，雨水充沛。河谷寨反而土壤贫瘠。 桃坪羌寨以高碉为中心向外有八个放射状出入口，连接内部13个甬道，组成羌寨路网。寨人进出自如，外人如入迷宫，反映出强烈的排外性和内聚性。自然资源贫乏的桃坪羌寨所处地理位置，是汉藏相互拉锯挤压的边缘地带。唐太忠李世民后，少有对少数民族一视同仁的皇帝。宋自视为正统，元代民族划等，汉人排在老末。明清时，汉恢复元气。明清前吐蕃势力逐强，汉人失势，“羌人”寻求吐蕃庇护，但吐蕃视羌人为异族，并不把他们视为知己，只不过是把他们当作争夺利益和地盘的工具，羌人在夹缝中生存的艰难。历史伤痛使他们保守而拒外，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羌族仍有大量的姑表、姨表通婚存在，所谓“竹根亲”。至清代发展鼎盛，朝廷颁《清光绪理番县婚俗禁令碑》规定：“查律载：凡同姓不宗为婚者，男女各杖六十，离异。外姻有服为婚者以奸论。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之亲，及无服亲之妻者，男女各杖一百，离异。若随娶己之缌麻亲之妻，及舅甥妻，各杖六十，徒一年，并离异。若娶小功以上之妻，各以奸论罪，自徒三年至绞斩。”自此，各民族间通婚。   杨家大院的主人，62岁的杨登富是杨家第54代传人，丝毫没有土司传人的范儿，只要有远道来的客人，都会如数家珍地讲述杨家大院的奥秘。 桃坪羌寨杨家大院是寨中土司头领的房屋，一座有1200多年历史的古宅，是羌族建筑中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大院占地100多平米，6层总面积约300平米，低层为水网系统，二层为会客厅堂和客房区，三层为议事火堂，四层为储藏层，五层、六层为半阳台结构的晒台。住宅共有72道门，每道门所设槛门高度各异，无一重复。  杨家在整个桃坪羌寨布局中处于较高位置，溪水从建筑底部穿过。杨家掌握着寨中分水的权利，通过这些地下水网，把水分配到寨中每户人家。  火塘  羌寨中共有的特征：火塘和天窗。羌寨民居既有碉楼上普遍使用斗窗，又有草原游牧“黑帐篷”的天窗（又称“升窗”）、汉式建筑的羊角窗、木制花窗、牛肋窗，特有地窗，又称“印门”，一般建在二层的一个边长为25CM的方孔，为倒垃圾所用。  天窗从建筑的顶层一直贯穿到底层，给较封闭的石头建筑带来良好的采光。  木柱楼梯，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羌寨很多风俗也与汉族相近，屋内陈设难分汉羌。 老杨写一手好字，不过都乃汉字。 近代以来，羌语在社会生活中没有广泛应用，不同区域的羌人也存在语言差异，习惯使用汉话作为基准语言，使同一条沟里的人丢失了相同的语言。现代文明的冲击，能讲羌语的羌人也越来越少，羊皮鼓声中羌人传说愈来愈远，羌笛不再悠扬。 客人走中间的门坎，边门为土司的佣人所走。 受嘉绒影响的白石崇拜。 尉迟恭和秦琼门神、春联来自汉文化。 石敢当，汉道教文化的产物。 明代拓疆至清代“改土归流”期间，来自湖广和江西的汉人、广东客家人大量移民涌入岷江流域。明末崇祯以前，蜀中仅有八万人左右。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代第一次户籍清理，蜀中人口已达三百万以上。以后一百年间，康乾从湖广移民填四川。在汉文化的影响下，羌人家族开始有了“姓氏”符号。在此前，羌人家族符号是以“房号”为标识，在房屋刻上相同记号，表示属于同一家族或部落。 图中门边放置的木柱是古宅翻建时伸在屋外柱子上割下的一段。木柱上的“×”记号表明羌人的一个家族或部落的符号。 罩楼和挑房，在杂谷脑河流域羌寨多有存在。 圆磨坊 杂谷脑河谷山高坡陡，且地质灾害频繁，地处龙门山断裂带，汶川5·12地震把国家一级文物《瓦司差役碑》的石碑摔成七了块。桃坪羌寨石碉楼有鱼脊背构造，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碉楼垒砌使用的塑性粘土为碉楼提供了韧性，是桃坪羌寨经历1933年、1976年、2008年三次大地震中屹立不倒的原因，为古代建筑史上的传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