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力叶 每年的六七月份，无数桂林学子都要经历小升初、中考、高考等人生重要的时期，不仅孩子需要努力学习，家长也花费了大量的心血，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够进入优秀的学校进一步学习。现在桂林的学生们接受的是现代化的教育，那么在古代，桂林的学子们接受的学校教育是怎么样的？ 官学教育铸就科举辉煌 桂林古代的教育机构，分为官学和私学，或可勉强类比于今天的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历史都很久远。 桂林在隋以前，没有确切的学校记载。隋文帝开皇八年（588年），令狐熙总管桂州十七州诸军事，曾下令各州县修建城邑，开设学校。清谢启昆的《广西通志》记载：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修建了灌阳县学。这是桂林见于史书记载的一所最早的官学。到了唐朝，经济空前发展，政治相对稳定，文化教育事业也十分繁荣。中央朝廷派到桂林的官员，也大多重视教育，唐大历年间（766-778），李昌巙为桂州刺史、桂管防御观察使时，创建了桂州学。此前，初唐已经有了永福县学。 桂州学和县学都属于官学，它们招收的是什么人呢？据郑叔齐《独秀山新开石室记》记载：“大历中御史中丞陇西公（指李昌巙）保鄣南服，三年政成，乃考宣尼庙于山下，设东西庠以居胄子，备俎豆仪，以亲释奠。”东西庠就是桂州学，胄子就是贵族子弟，李昌巙创办桂州学是招收贵族子弟入学读书，以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这一地方就在独秀峰下的读书岩附近。这就对南朝宋颜延之在独秀峰开辟读书岩的文化育人有了传承。在李昌巙的倡导下，桂林各地豪绅积极捐款办学，公私馆塾相继出现。 到了宋代，学制较为完备，在地方建立了府、州、县各级学校。桂林地方官学有静江府学、全州学，灌阳县学、兴安县学、灵川县学、永福县学、古县县学、义宁县学、阳朔县学、荔浦县学、昭州县学等。特别是到了南宋时期，不少著名的文人到桂林担任官职，他们都十分重视教育，极大地促进了桂林的文化教育事业。 当时桂林最重要的官学是静江府学。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是中兴名相张浚之子，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淳熙年间任广西最高军政长官。1167年，静江府学搬到“始安故址”（今桂林中学校内），张栻亲自撰写了《重修府学记》，还请朱熹撰写了一篇《重修静江府学记》记载这一事件。这两篇文章都是桂林教育史上的珍贵文献，不仅记录了桂林地方官府兴办学校的功绩，而且还可以从中看到宋代官学的教育就是要大力培养孔孟人才，匡世济民。当时的静江府学，生员有两千多人，这个规模，即使放在今天都是一所大学校，更别提是近一千年以前的封建社会了。 明清两代府学得到不断的重修和扩大，清代的时候朝廷对桂林官学最为重视，几乎每一任皇帝都有御匾赐给，可说重视府学、儒学教育到了极致。 除了官学，书院也是很重要的教育机构。广西的书院从南宋开始建立，据统计，桂林从宋代到清末，共计有56所书院，位居广西的前列。书院一般由地方长官或地方文化名人创建。桂林宣成书院1262年由南宋知府兼经略安抚使朱祀孙为纪念理学家张栻和吕祖谦而创建，宋理宗曾御赐“宣成书院”的匾额，书院屡经更迭，屡毁屡建，成为广西最负盛名的一大书院，其历史一直延续到1905年的临桂两等小学堂。 官学、书院等教育机构的大力创建和发展，为科举考试提供了大量的考生，桂林在古代科举史上产生了不少状元和数量众多的举人进士，造就了许多科举佳话和传奇，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桂林的官学和书院的创立无疑是成功的。 私学教育弥补官学教育的不足 除了官学和书院，桂林还存在私塾、社学、义学等重要的辅助教育机构，主要起到启蒙教育，教授识字和基础知识的作用。而且官学和书院主要承担研习五经等科举考试的高等级教育，无法承担启蒙教育的任务，所以，民间私塾就成了儿童教育的重要场所，特别是在偏远的地区，这些机构的作用尤其重要。比如临桂县，私塾名目较多，有族塾、村塾、家塾、馆塾等，清末到民国初年，临桂有私塾119所。1935年，大部分私塾改建为小学堂或增设新课程，私塾已不多，但在偏远的乡村还是存在。阳朔县的私塾有村办、家办、塾师自办等，还有小馆和大馆的分别。小馆也叫蒙馆，主要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等，以识字为主，大馆则教《幼学琼林》《古文经注》和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截至1931年，阳朔县共有私塾265所，学生有4020人。 私塾是古代桂林的私学教育，这类基础教育可以弥补官学教育的不足，而且私塾开办容易、学制灵活、花费又少，所以不少百姓因为读了私塾而能识字算数，在生产活动中获益匪浅，也正好显示了私塾是“实用为主”的一种教育形式。同样具有这种作用的，在古代还有社学和义学两种教育机构。 社学起源于元代，元代规定“五十家为一社”，“每社主社学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农隙使子弟入学”。桂林市及各县在明代创办社学41所，清代新办9所，社学除了启蒙和教授四书五经外，还要学习典章制度和律令，相当于教育人们学法知法，知法守法。由于官学和书院的兴起，社学渐渐衰微，逐渐成为科举考试的预科学校，到清末也就不存在了。 义学一般是由私人集资或地方财政出资创办的免费入学的学校，广西的义学始于清代，当时书院受到禁令制约，不得恢复和发展，所以义学大行其道，不少义学有了书院的规制和水准。乾隆年间，皇帝下诏令“穷乡僻壤皆立义学”，义学发展一时兴盛。但是不久，随着书院又得以发展，义学就逐渐被书院所取代，义学便向乡镇大村转移。 清末桂林萌发近现代教育 1898年，清光绪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大力推动下，下诏实行“戊戌变法”，在教育方面广设新式学堂，提倡西学。要求各省将省会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郡书院改为中等学堂，州、县书院即民间的祠庙改为小学堂，同时废除八股文，改革科举制度。桂林的新式教育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桂林的新式教育，始于1899年设立的体用学堂，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校方聘请了唐景崧主持校务。体用学堂完全改变了书院的传统教学模式，增设了政治、数学、英语等科，并进行了全新的教学，这是桂林教育在吸取先进教育经验基础上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因此体用学堂在讲新学、开风气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广西巡抚丁振铎改广西体用学堂为广西大学堂，是广西最早的大学堂。 1905年，清廷命令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桂林新式学堂不断出现，到1909年，作为广西省府的桂林市，出现了政法学堂、中学堂、小学堂、高等学堂、女子学堂、实业学堂以及优级、初级、简易师范学堂等，其学堂数量在全省为最多，所以桂林也是广西新学的发祥地。1907年，桂林举行了广西学界第一次游艺会（运动会），参赛的中小学校有39所，990人。这是广西近代史上的第一次运动会。第二年又举办了第二届，参赛学校有57所，3700人。 桂林的新式教育，不再是为科举考试培养人才，而是让学生学习数理化等专门学科，完成知识积累，学生的学习目的也从单一的追求功名和官职，变为以有用于社会为主要任务。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新式教育团体也出现了，1908年，广西省教育总会在桂林创建，在兴安等州县成立分会，它们对加强各地教育机构与新式学校的联系起了重要的作用。 就这样，桂林的教育结束了封建的教育形式，迎来了近现代教育的曙光，无数学子得以摆脱皓首穷经的束缚，开始学习新式和实用的知识，他们的人生命运，在广阔天地之中真正有了更多的选择与施展的空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