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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5日晚7点，应重庆大学经略研究院的邀请，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慕容浩老师在重庆市东川书城举办了题为“地不爱宝：出土简牍的发现、研究与保护”的讲座。 简牍是纸张出现之前，我国文字的主要载体。无论是秦汉国家日常行政中的公文书，还是私人信件、契约，以及典籍、律令，均依赖简牍得以流通、保存。但随着纸张的出现，简牍这种文字书写材料逐渐淡出历史，并且被遗忘。直至20世纪初，随着西北地区汉晋简牍的出土，尘封两千年的历史渐次被掀开，特别是近些年简牍出土数量不断增加，简牍学更成为一门显学。那么简牍是如何发现的，简牍出土经过怎样的科学步骤，简牍材料与纸有什么区别，简牍如何跨过千年时间保存下来，简牍能够传递哪些古代社会信息，简牍保护的新方法与材料有哪些呢？本次讲座分为五个部分：简牍的含义、简牍的发现史、简牍的出土与类别、简牍的保护、简牍研究的反思。
慕容浩老师 首先是简牍的含义，简牍是指书写用的竹木片。实际是几种东西的总称，指的是竹简、木简、竹牍和木牍。在纸发明以前，简牍是中国文字书写的最主要载体。“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恭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汉书·艺文志》）”这是最早记载的简牍发现的历史，后来的今古文之争也是从这里来的。第二件事情是《晋书·束皙传》中记载的，西晋“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这批竹简，就是著名的《汲冢书》。经过晋代学者旬勖、束皙等人多年的释读与整理，最终写定先秦古书约十余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竹书纪年》。
那么近代的简牍是如何发现的呢？首先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先后于1900年、 1907年与1913—1915年分别在尼雅、敦煌玉门关与酒泉一带考察，得到汉晋代木简近千枚，这是近代最早发现的简牍。1908—1909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第二次中亚考察，在楼兰遗址海头故城发现晋代木牍5枚。然后是在1930年，由于文物流失，当时的学术界呼吁发掘保护我们的文物，在中华民国政府的支持下，中国瑞典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黄文弼在罗布沙漠发现汉简71枚，瑞典人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发掘出土近万枚汉简，这是著名的居延汉简，现藏国立中央研究院。1951年长沙五里牌406号战国墓，出土竹简38枚， 这是楚简的首次发现。1959年甘肃磨嘴子6号东汉墓出土竹、木简504枚，其中有《仪礼》469枚，这是在所发现的简牍中现存第一部较完整的古书实物。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1号墓出土竹简4942枚。1972～1976年原出土居延汉简的遗址又发掘19637 枚简牍，称为居延新简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1155枚竹简。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发现汉简千余枚。1996年在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了三国时期吴国的简牍数量大约有10余万枚，数量虽然很多，但其中有很多空白的简牍。2002年在湖南省湘西龙山县里耶镇1号井中，共发现秦简三万六千多枚。1998年—2004年在长沙五一广场先后出土汉简两千七百余枚。2013年在湖南益阳兔子山出土汉简一万三千枚。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可能发现的简牍就不再列举了。 简牍的出土地分为遗址和墓葬，而遗址又分为边塞遗址、官署遗址和宫署遗址。有句话说的是简牍的保存，“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边塞地区空气干燥，这也是简牍能保存下来的原因。这种情况发掘的地方往往在灰坑里，核心地区非常集中。古代官署文书多发现于南方，大多采用在井中销毁的方式，因此很多简牍发现在官署遗址的水井。如里耶秦简，走马楼吴简。墓葬是简牍的重要发现地，战国、秦汉时期，特别是战国、秦、汉初，墓葬中流行陪葬简牍。出土简牍的类别分为典籍（含术数方技，如算术数、日书）、遣策、历谱、律令、各种行政文书。 这几年简牍学从冷门变为显学，因为出土简牍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与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文物资料。而对于饱水竹木简牍的整理来说，有清洗、饱水保存、脱色、脱水、脱水后库房保存等众多环节。对于古井中暴露的部分简牍，应尽快实施湿毛巾等遮盖保湿处理，并将散落简牍提取回室内进行保护。因为简牍受微生物细菌的作用发生不同程度的降解，细胞内充满水分，含水量处于饱和状态。这些饱水简牍，若不进行科学处理，任其自然干燥，一旦水分大量挥发后，会发生强烈的收缩开裂．甚至彻底毁坏。简牍被发掘后，由于陈列及考古研究时，不可能始终使其处于饱水状态，所以只有把简版脱水后，放置在真空环境中才能实现长久安全保存。日前简牍脱水主要是置换法，以乳香胶作为加固材料，利用乙醇、乙醚置换饱水竹简中的水分。竹简脱水经历了从乙醇—乙醚法到乙醇—乙醚—填充物法的阶段。 最后是简牍研究的反思，第一个是墓葬简牍的特殊性，比如说律令，墓葬中为什么要葬律令，这个律令当时是否用过？其次是边疆简牍的地域特殊性、简牍的时间特殊性。再有就是现有研究对于简牍本身的书写、形制关注不足，简牍古籍内容的独特性也需要加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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