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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称帝进行曲之夏商周上：中国没有天皇，是由于这个人的王位被夺》中可以得知，夏王朝的毁灭使中国失去了“万世一系”的可能。然而国王永定理论一旦被打破，也就意味着汤的江山可能再次易主。汤灭夏后建立商朝，商朝的最后一任君主帝辛同样是一位无道昏君，于是商朝西部的周国开始举兵讨伐——这一次扮演汤这一角色的是周武王姬发；而扮演桀的则是帝辛，他更广为人知的称号是纣王。 同样，姬发也要为自己起兵一事寻找理论基础，所幸的是，他敌人的先祖汤已经给他留下了足够的理论遗产。姬发在举兵前所做的檄文，名为《泰誓》：
比起汤的《汤誓》，姬发连“非台小子敢行称乱”的自审自审都已经略去，直接历数起帝辛的罪过，最后提出由其“共行天罚”。“共”通“恭”，“恭行天罚”即是依天命去惩罚罪人，因为《汤誓》中已经完成了“天命靡常”的理论建设，所以姬发只需要寻找天命转移的原因即可。这一点《泰誓》与《汤誓》完全一致：君王的暴虐无道。 从《汤誓》到《泰誓》，中国的天命从血统剥离开来，具备了可转移性；而引发转移的契机，则是君主的暴虐无道。这两次以武力为基础的改朝换代被称合称为“汤武革命”，所谓“革命”者，即是变革天命，从这个角度来看姬发不像是汤的推翻者，反而更像是汤的理论继承人。 汤与姬发的行为不仅为后世朝代更迭提供了军事范本，更提供了理论依据；一旦天下将乱，新兴野心家与政客也必然能从汤与姬发的理论中寻找到继受天命的合法依据。从夏而商、商而周的历史可以看出，以血统继受天命的理论是人类历史之初是很容易被接受的自然观点，“血统即正统”也的确能保证世袭罔替的稳定性，最大限度地避免继承危机，这也是世界各地不约而同发展出以血缘关系为继承原则的原因。 然而对于广袤的中原来说，一家血统显然收拢不了过于充沛的野心，这种野心最终孕育出了“天命靡常”的理论，一旦君主无德便很容易授人以柄，最终引发出足以导致王朝覆灭的战争，汤灭夏、姬发灭商莫不是如此。而姬发在檄文中不再自称“非台小子敢行称乱”，亦可以看做一种潮流——再到后来，野心家愈加有底气，乃至于不需要前朝君主无德也可能擅行改朝之事，当然取代有德之君，在理论建设上便更要多花精力，这一任务，需要在几百年后才能渐渐完善。 通过《汤誓》，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夏朝的真实性。如果没有一个“血统即正统”的夏王朝，汤便不需要煞费苦心地发表檄文来构建“天命靡常”这一理论。当然，从逻辑角度来看，《汤誓》与《泰誓》并不完整：它们只证明了天命已经从当下的君主身上转移，却并没有论证为什么天命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既然如此，汤与姬发是否有“恭行天罚”的唯一性呢？商周二朝国祚之绵长为后世所不及，似乎这一理论上的缺陷并没有给两个朝代带来太多的风险，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问题将日益复杂与重要，一份简单的《泰誓》便不能带给新朝以足够的合法性了。汉武帝刘彻时期，河内女子献上三篇伪《泰誓》，后人在这三篇伪作中已经加入了天命所归的逻辑链：
在这一句结语中，天命转移到了姬发身上，是因为其父的德行“若日月之照临”；纵然败了，也不天命未移，只是姬发能力不足以担负大任，不影响其起兵的合法性。在这一伪作中，“天命靡常”与恭行天罚的逻辑链得以闭合：天命的转移是因为旧君无道，而天命的归属则是因为新君有道。汤与姬发天命的正统，居然要由几百年后的伪书才得以论证，这又说明了天命理论发展的艰难——日本天皇的万世一系固然罕见，但中国的朝代更迭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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