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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结构？结者，勾结之谓；构者，谓之建构。拿到文学创作上来说，所谓结构，其实就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设计，或者叫作布局也可。若是再以别样事物作比，例如政治斗争，也需布局，例如战争谋略，更需布局了。所以，这里所说布局，就是一个事涉全局、整体的“谋划”，是一个大的“机巧”。北大教授李零《唯一的规则》一书，是讲解《孙子兵法》的。他说：因为“《孙子兵法》是本很有逻辑很有条理的书。读这样的书，条理和结构很重要。我先把全书的结构讲一下”。于是作者首先就全书怎样谋篇布局交代了一番，然后又说：“什么叫‘权谋’？这就叫‘权谋’。”可见，在李零的心目中，书的结构，文章的谋篇和布局，其实也是一种权谋。 没人说写文章不需要结构。但过度的结构，就显露出作者过度的心机，通篇就成为一个计谋了。而计谋，则是诚意的死敌。这样写出来的作品，作者自以为得计，其实明眼人一眼便能洞穿：文中的那些所遇所见、所感所思，不过都是作者一种刻意的“安排”，是靠加工而做出来的东西，行之于文，就是常说的“斧凿痕迹”。 木心讲“读者意识”，首先一点，作者永远不要把读者当傻瓜。笔下的文字是出之于诚，还是出之于“谋”，狐狸尾巴总是要露出来的。 “生活”，它可以是一个大概念，反映着人类的现状；也可以是个小概念，反映着一家一户甚至一个人的生存现状。从大概念上来说，生活是由万千民众共同创造的，不是某一个人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加工出来的，因而，任何事件发生发展的“情节”，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有其自身内在的逻辑和轨迹。文学作品无论怎样高于生活，都必须符合这种生活本身的逻辑，符合人性本质的特征。否则，那些再“精彩”的情节，写出来也都是虚假的。 老话说：“文章如山不喜平”。但要把文章写出起落来，最根本的，还是要看作者的阅历是丰富还是单调，对生活的体悟是平淡浮浅还是入木三分；同时，也要看他对所见所闻所感所受，是否有其独到的领悟能力，看他的思想是浅白还是深刻。很难想象，作者的生活总是“波澜不惊”，而他的笔下却可以出现“惊涛骇浪”。所谓“波澜不惊”，说白了，其实就是一种庸常，只有“惊涛骇浪”才见精彩，也更见创造力。 文章中的灵感与激情，莫不与作者所历、所感、所思有关。没有大爱大恨，何来的大喜大悲，怎么能够情深意切？一个在生活中麻木不仁的作者，绝对写不出真情实感来，笔下也绝无警策之语！见识的高低，思想的深浅，其实所凭借的，还是作者生活的积淀和学养的积累。至于行文能否意到笔随，只关文字表达能力，仅是个作文的熟练程度问题。 文章究竟是“随心所欲”好，还是按照“作文规则”循规蹈矩好？假若一直按照规矩去作文，那便永远也不可能达到随心所欲的境地。实际上，若不是从心底里流淌出来的文字，便都是生硬浅陋的东西。这样的文字虽然合乎规范，但却无棱无角，没滋没味，如同一顶平平塌塌的老僧帽。文章里那些“没什么毛病，但也没什么温度”的话，说与不说，其实都是一样的。 孔子曾有“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一语。这里所谓“不逾矩”，说的就是言行举止合于规则，已经达到了灵活自如、随心所欲的地步，不需要按照固有的套路去起承转合、唱念做打。规矩一旦成为了潜意识，言行也就“自然而然”了。 作文，就如同骑自行车，必得先掌握要领，方能骑得走。待要领烂熟于心了，成为了自己“不经意”的动作，也即下意识动作，自然也就“从心所欲不逾矩”了。假如骑在车子上，还要看操作手册，背诵口诀，丝毫不能操作自如，那我们只好说他还没有学会骑单车，因为这车还不能“自行”。 再如写毛笔字。起初又是遵照田字格，又是描红仿影，待字写得多了，熟练了，若再不敢越格一步，不能在纸上任意挥洒，那他一定是个不谙学书精义的人。当然，即便是“书法”，也必得有法可依，然而，好字从来都是根在法内，而神在法外的。 通过学习掌握技巧之后所达到的“无技巧”，其实是最高的技巧。要达到这种“无技巧”的境地，实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这个角度上说，讲技巧容易，“无技巧”，反倒难了。 如何把原本“自然”的东西“再加工”成“自然而然”的东西，本身就是艺术创造的精髓所在。 语言可以精巧，也可以华丽，但作者的内心却必须保持真诚，保持质朴，只有这样，笔端才会流淌着“自然而然”的文字。试想，作者如果连自己的心思也都经过了一番构思和包装，那他笔下流露出来的东西必定是虚伪和巧诈的。而在虚伪的基础上，再精巧的计谋也都是欺诈。而为文，也是要“童叟无欺”的。 强调文章要自然，并非不要结构。其实任何文章都是自有它一种结构的。所以，不是文章有没有结构的问题，而是文章的结构好不好的问题。好的文章结构，恰在于它的自然而然。决不能单纯为了结构而结构，去故弄玄虚，或者用外在的技巧去掩盖内里的空洞、贫乏和浅薄，甚至是邪恶。 汪曾祺曾说：“结构无定式。我曾经写过一篇谈小说的文章，说结构的精义是：随便……我认为一篇小说的结构是这篇小说所变现的生活所决定的。生活的样式，就是小说的样式。”接着，他又引了苏东坡那段著名的话：“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最后他还说：“文章写到这样，真是到了‘随便’的境界。” 汪曾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尤其是他那篇《大淖纪事》，便是对这段话最好的一个注脚。 张中行老先生在《什么是作文》中也说：“……为文之道，是‘扔掉一切法’……一面是法都错，一面是怎么作都合法，这矛盾之中蕴含着一种作文的妙理，用现在的习语说是‘必须打破框框’，或者说积极一些是‘必须解放思想’。” 写文章不要一味追求技巧，更别指望以巧掩拙，文章的优劣，归根结蒂还在于思想和文采，结构只是个表达方式，是工具。文章还是以“自然而然”为最好。当然，我们也不排斥那种恰当的文章结构，好的谋篇布局，反倒可以使文章更自然，但过于拘泥章法，必伤文意。 诚意为文，十分重要，心不诚，则意不达。作者心中无泪，而欲读者眼中流泪，那是不可能的。 文章结构过于精巧，是否也说明作者这个人很“滑膛”呢？不是有句话叫作“文如其人”吗？ 此文写到这里，我忽然发现，全篇竟然是一段段单摆浮搁的，尚未有“结构”。 但，这也算是一种结构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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