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让之曾在《自评印稿题记》阐明印作亦当分为五等的见解：“天成者神品，横直相安者妙矣，思力交至者能事也，不谬者为逸，有门境可循者佳耳。五者并列，优易分，若意无新奇，奇不中度，狂怪妄作，皆难列等。”由此可见吴让之篆刻艺术的追求。 吴让之生于嘉庆四年，早年居住在仪征，后来考中秀才，居于泰州，中年后居于扬州，后太平天国战乱，吴让之无奈搬回泰州，从此寓居友人家中，到老更加穷困，靠卖字为生，直至去世，实艺坛悲事也。吴让之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文人，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空有一腔热血，却只能在战火中飘摇，冷眼看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只能用手里的刀和笔来抒发心中的情感。 吴让之的篆书继承和发扬了邓石如的篆法，虽不及邓石如的古朴，却更具风味。吴让之篆刻取邓法，工篆书，特别是他圆劲流美的小篆，用笔舒展自如，为时人所推崇。吴让之的篆书以汉碑石刻为底，邓石如篆法为面，在广泛取法和大胆实践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形成自家风貌，形成其刚柔相济、婉畅多姿的代表风格。“篆法如溪九曲连”形象地反映了吴让之对于篆法的书法感悟。其篆书字形修长秀美，圆润通畅，如吴带当风，既得完白篆法又自成面目。 吴让之是邓石如的隔代弟子，是邓派（或称皖派）的重要印人，因邓石如生前重在印学探索，印作散失太多而且邓派风格并不稳定，到了吴让之手里，邓派风格才真正确立下来，吴昌硕就曾说，“学完白不若取径让翁”。 吴让之15岁以后摹刻汉印达10年之久，受益匪浅，之后摹刻明清名家印5年，在老师包世臣处见到邓石如的印，遂“尽弃其所学而学之”。汉印的风格体现了方正、平和、博大等特征与中国古代艺术中占主导地位的审美思想是一致的。自元代赵孟頫和吾丘衍提倡开始，“印宗秦汉”的思想都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印人的创作思路和艺术风格。 在《吴让之印存》自序云：“让之弱龄好弄，喜刻印章，十五岁乃见汉人作，悉心摹仿十年。凡拟近代名工，义务求肖乃已。又五年，始见完白山人作，尽弃其学而学之。”“以汉碑入汉印，完白山人开之，所以独有千古。”这个说明吴让之在早期的印章取法中受汉印影响，在他30岁之后开始从邓石如篆刻艺术汲取养分并形成了自己的风貌。 在吴让之早期的篆刻中，白文印受到汉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吴熙载印”、“熙载治印”布局来源于汉印，线条不求均满，笔画疏处任其留红，吸收汉印质朴而又之以动的艺术感受。吴让之晚年印作，字法、布局、行刀、款法自出机杼，以其平正、淡雅、拙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印风格调。 吴让之在篆刻艺术上借鉴了邓石如的风格后，还保留自己当初学习汉印的精髓所在。并没有放弃汉印的艺术精髓，反而创造出自己完美的艺术风格。在赵之谦《书扬州吴让之印稿中》说：“让之于印，宗邓氏而归汉人”等，也说明吴让之在篆刻艺术创作中受到了汉印的影响。 篆刻艺术中的字法，是篆刻创作的根本所在。吴让之长期仿汉，潜心师法邓石如，将邓石如“印从书出”的字法之理，在印文中突出书法意趣，在篆刻艺术上充分发挥，拓展出新的意蕴和境界。他把刚劲飘逸的独特书风融入到印文中，其印文字法面目自然独具，将篆书古朴圆劲、生动自然的变化姿态运用到篆刻创作实践中。 当一种新的篆刻风格已经形成，继续向前发展的时候，继承它的人在艺术实践中感到不满足，就大胆探求自己的风格，并有所创造。在创造自己的艺术风格时，各人的主观条件不尽相同，各自的艺术观往往支配着创作。有的是发展了前人的优点部分，有的恰恰发展了前人的缺点部分，还有的是进行了并不成熟的尝试，这种尝试还有待于以后实践的检验。因此，同是一个流派，发展的道路各有不同。 吴让之学习邓石如，虽然“谨守师法，不敢逾越”，但他的作品仍然有发展，有创造，有自己的面目。邓石如并没有完全解决“以书入印”的白文印问题。吴让之以书入印，比邓石如的白文印更成熟。邓石如以书入印，大多在朱文印里显现，到了吴让之，白文印也终于显示出书法之风。 吴让之的印虽然继承邓石如，但有的姿媚有余，浑朴不足。有的灵巧过甚，质朴不够，有的拘谨自限，奔放不开。在总体上和邓石如比较，确有高低之别。邓石如的印风尚存在朱白文尚未统一的问题，而吴让之加以锤炼使之和谐统一，解决的办法是使篆书手写体方化以适应印面，或者加以界格以避免手写体出现的不规则留红。 近代元朱文大家王福庵对吴让之的评价是：让翁刻宗完白而小变，其刀法能自辟蹊径，晚年所作，工力深邃，其茂密处直欲驾山人（邓石如）而上之，惟浑古不逮焉。 吴让之为晚清篆刻四家之首，篆刻以篆书笔意入印，笔意舒展，流美生动，婀娜秀丽，韵味清新，增添了当时文人篆刻流派的活力。吴让之篆刻以清晰的篆法笔意，自然朴实、遒劲利落的线条，婉转流动、秀逸舒畅的章法，潇洒痛快、刚柔相济的刀法，构建了“印从书出”、“刀笔相融”的审美特点。 篆刻篆刻，先篆后刻，不会写篆书，休想学好篆刻，这一点，吴让之为后世开了个好头，也给后世留下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巅峰，他完善了邓石如的篆书风格，使之更加清劲，那一笔一画间，仿佛让人看到他书写时的沉稳快意，不故意求怪，一切任其自然，而又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其实，能写出自己的风格，才是让翁让人佩服的，不甘于寄人篱下，努力冲破藩篱，独创一帜，吴让之算是这少部分人中的一员。 吴让之朱文印劲秀挺拔，见之如春风拂面。事无捷径可循，凡速成者，皆靠不住。只有经过长时间的练习和体会，才能达到这种高度，而这种高度，并非遥不可及，它给人一种亲切感。 让翁朱文印虽妙，其白文小字印最妙，那看似不经意的寥寥几笔，每一笔都包含着让翁的经历，俊秀之下，不失一份苍茫，白文见功夫。吴让之曾穷十年之功研究汉印，这是何等的坚持，何等的执着，吴让之真正钻进汉印里去了，如果他没有走出来，那他就不是吴让之了，传说他见到邓石如的篆刻，“尽弃其学而学之”，如果他只学邓石如，他也就不是吴让之了，他学完白而胜完白，将数十年学秦汉、拟近代名工积淀下的深厚学养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学习邓石如的艺术创作中，加上他那不甘寄人篱下的骄傲，终于成就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吴让之。 吴让之的篆刻白文，笔意浓厚，颇具元朱文意味。吴让之篆刻章法严谨，字法统一，稳重又颇具风格，厚重古朴，极具汉风。吴让之治印不守成法，广采博收，师古为新，继承和发扬了邓石如“以书入印”、“印从书出”的艺术观，在继承中发展了“邓派”篆刻的个性特征。 吴让之印作颇能领悟邓石如的“印从书出”的道理，运刀如笔，迅疾圆转，痛快淋漓，率直潇洒，方中寓圆，刚柔相济。其体势劲健，舒展飘逸，婀娜多姿，尽展自家篆书委婉流畅的风采，无论朱文白文均功夫精熟，得心应手，技术上已如庖丁解牛。吴让之在继承邓石如的基础上有所创建，特别是那种轻松淡荡的韵味，直达书印合一的神境。 吴让之治印不守成法，广采博收，师古为新，继承和发扬了邓石如“以书入印”、“印从书出”的艺术观，注重篆刻的笔意传达。篆刻取法汉碑篆文，注重虚实的处理，疏密得当。加之他能将篆书的笔意在篆刻中充分展现，以书入印刀笔相融。 吴让之长期仿汉，潜心师法邓石如，将邓石如“印从书出”的字法之理，在印文中突出书法意趣。他把刚劲飘逸的独特书风融入到印文中，其印文字法面目自然独具，将篆书古朴圆劲、生动自然的变化姿态运用到篆刻创作实践中。吴让之的朱文印能平正中见飘逸，文雅中见劲丽，俊逸中见洒脱，浑朴中见圆润的独特面貌，尽显篆刻的文人气和书卷气。 吴让之篆刻章法采用稳健的小篆入印，在平稳中求新奇，以表现篆刻整体结构美为原则，故白文印章法布局较沉着劲健，平稳端庄，渊雅凝炼，气势豪迈；朱文印圆转流美，委婉细腻，分朱布白虚实分明。 如果针对“书印相参”的印学理论特别是邓石如的篆刻实践来分析“印从书出”的得与失，则不难发现，在“邓派”印风的基点正是邓石如书风的“圆劲婀娜”特征，并在篆刻字法中得到了高度应用，而过于沉迷篆刻“圆劲”、“婀娜”的字法风格的统一性，忽略了篆刻分朱布白的关系和章法节奏，使其在处理印文篆法与章法固有形式规律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矛盾，由此或多或少给印文的章法处理带来了纤巧柔弱、造作刻意和分朱布白上的支离松散之失，使作品缺乏形质相兼，天趣自然的审美特点。 吴让之治印兼收并蓄，师古不拘，继承并发扬了邓石如“以书入印”的艺术观，以石作纸，以刀为笔，达到了刀笔相融、书印合一的艺术境界。吴让之还避免了邓石如过分重视疏密关系而略失自然率真的不足，在印章布局的平正工稳中求其变化曲折，在文字的自然排列中形成虚实对比。 赵之谦曾经评价：息心静气，乃是浑厚。近人能此者，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当然，后来两人产生了争论，赵之谦又降低了对吴让之的评价，这是因为两人的审美差异，新的评价是这样的：让之于印宗邓氏，而归于汉人，年力久，手指皆实，谨守师法，不敢逾越，于印为能品。 吴让之并不是谨守邓派师承，而是在继承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邓石如篆刻艺术的个性特征。应该说，邓石如偏重对“印宗秦汉”的法古印学思想的“破”，其之印作尝试性质浓厚，风格尚未完全统一；吴让之则偏重对印学新理念的“立”，也就是对邓派篆刻创作技法的完善和发展，他对“印从书出”的把握和理解已经达到了精熟境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