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建筑学家林徽因在她那本著名的《中国建筑常识》里，曾经提到过一个关于建筑审美的层面。“眼睛在接触人的智力和生活所产生的一个结构，在光影恰恰可人中，和谐的轮廓，披着风露所赐与的层层生动的色彩；潜意识里更有‘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凭吊兴衰的感慨”，这样如此动情的描述，是林徽因所谓的“建筑意”。因此，每一栋古建都包含了太多信息和奇妙意象。在它们身上，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等级制度，体现着不同时期的建筑美学，也记录下历史岁月的痕迹。 撰文/本报记者常立军 等级制度 承载着国家信仰的文武庙，规制并不相同 从老校门进入安化一中，抬眼就可见武庙关圣祠。 然而武庙的正门并不在这里，从学校上世纪六十年代建的老礼堂边的道路穿过去，绕了个圈，才见正门。门匾上却没有写着“武庙”，而是“安化一中”。这里早已成为安化一中的办公区域。 从武庙红墙灰瓦的配色看，它的等级要略低于同在一起的文庙。 封建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森严的等级制度，这种制度文化体现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建筑中，色彩是最明显的识别标记。同在一地的文庙，用的红墙加黄色琉璃瓦，等同于皇宫的建筑规制。按照封建礼制，在都城以外的其他地方，只有皇家的陵墓、皇家寺庙、各地的孔庙或文庙才可以用黄色琉璃瓦。文庙之所以能够享受如此高规格的待遇，与历代封建王朝普遍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有关，孔子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祭祀孔子及儒家贤人的文庙自然规格也被提了上来。这种规制，在古代是绝对不允许僭越的，否则会惹来杀身之祸。 除了色彩之外，想要知道建筑规制高低，还要看屋顶。 作为一座建筑最为显著的高层，屋顶异常重要。庑殿顶为宫廷专用，是中国古建筑屋顶的最高形制。梅城文、武庙的屋顶都是重檐歇山顶，属于仅次于庑殿顶的第二类高级别建筑。歇山顶是两坡顶加周围廊形成的屋顶式样，共有九条屋脊，即一条正脊、四条垂脊和四条戗脊，因此又称九脊顶。歇山之下，就是悬山和硬山屋顶了，多用于平民建筑之中，庙宇中等级较低的土地庙也多是硬山。 建筑的整体的格局也可以反映出等级的高低。 宫殿式建筑的两根柱子之间被称作一个开间，开间数多为奇数。建筑上的数字等级还有一个特殊的含义，即中国古代阴阳五行中的“术数”。阴阳五行学说中奇数(单数)为阳，偶数(双数)为阴。阳数中最高的数是九，所以在建筑中凡用九的数字就是最高等级，例如开间九间、台阶九级、斗拱九踩、门钉九路、屋脊走兽九尊等等。 在整个梅城文武庙建筑群里，形制最高的显然是文庙，有五开间，武庙则是三开间。 文庙的高规制，反映出古代读书人的尊崇地位。古人对于读书，为何如此热衷？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古代，光有钱是没用，即使是富甲一方的土豪也不敢僭越规制，修建超过规格的建筑，而想要有足够的社会地位，必须通过读书来实现。 古代知识分子的地位不可谓不高，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排序中，知识分子排名第一，尤其是在取得了功名之后的读书人，社会地位更是急剧上升，因此文庙也成了知识分子的理想国。 梅城的文庙是学庙，屋架为穿枋梁架结构，歇山顶，盖金黄色琉璃瓦，其实除了曲阜孔庙、北京孔庙这两家属于最高规格的“国庙”，曲阜孔子家庙和浙江衢州孔氏南宗家庙属于“家庙”外，其余文庙都是学庙。作为学庙的孔庙，它是一座古代儒学教育的殿堂。中国古代的正统官学是儒学。儒学是古代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支柱，作为信仰级的建筑，文武庙自然可以享有比其他大多数建筑更高的规格待遇。 建筑美学 不要忽视那些小构件里的传统古建细节美 在林徽因眼中，敢于袒露结构部分的中国建筑，有着无须掩饰的精妙之美。在梅城文武庙建筑群，除了可以看到传统木结构古建在建筑格局上的均衡之美，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它的细节之美。 在梅城武庙的大门边，有一对被磨得极为光亮的抱鼓石，也许这个名词让人略感生疏，其实它就是门当的一种，一类用于显示古代标志主人等级和身份地位的门庭装饰艺术品，与门簪、门槛、门扇、门框一起产生古朴典雅的整体艺术装饰美感，有吉祥、祈福、避邪之象征。 武庙的抱鼓石的纹饰依然清晰可见，其中一面刻有一只白鹭立于莲花之中，称作“一鹭莲萪”，寓意一路连科，另外一块的雕饰则为“凤舞牡丹”，皆是吉祥祝福之意。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抱鼓石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用的，皇族或官府的门前用狮子；高级武官的门前用鼓形、上面有狮子的，低级武官门前用鼓形带兽头的；高级文官的门前用书箱形有狮子的，低级文官用箱形有雕饰的；富贵人家门前用箱形无雕饰的，对于普通民宅，则只能用木质方门墩或门枕石来代替了。 门当之上，还有门簪，很多人把它称为“户对”，并以此来解释“门当户对”这个词，其实是一种谬传。 古代建筑典籍中并没有“户对”这个词，它真正的身份是门簪。它是用来锁合中槛和连楹（安装门扇上轴之用）的木构件，就像是一个大木销钉，将相关构件联结到一起。 门簪有圆形、方形、菱形、六角形、八角形等形状，因位于大门上方、且出头，酷似古代妇女头上的发簪而得名。这种旧时大门上的常见构件，到后来人们为了好看而多在大门上专门设置，只为装饰，失去结构功用。 门簪有两个的，也有四个的，多在正面雕刻花卉图案或刻字。两枚门簪一般写“吉祥”、“如意”，四枚的则多是“吉祥如意”、“福禄寿喜”、“吉星高照”之类。门簪的数量与大门的样式有关，等级较高的金柱大门、蛮子门均是四枚门簪，而等级较低的如意门则只有两枚。门簪的数量与朝代也有关系，汉代已出现门簪，辽、宋遗物中，均为二枚，到了金、元时期多为四枚，与明、清相同。门簪的数量与身份等级并无直接关系，因此也就不存在。 柱础也体现了古建的细节之美。 柱础其实就是用来支撑建筑立柱的石制基础，然而它并非被简单地设置为一块承重石，而是做了极为讲究的纹饰。这一点也正符合中国古代建筑一贯坚持的“实用、坚固、美观”原则。 安阳殷墟时期，柱础已经有精致的纹饰雕刻。六朝之后，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柱础上多雕有覆盆莲花及盘龙，到了宋代时，柱与柱础的装饰益形细致，佛教装饰除与本土建筑融合外，并开创出成熟的风格。在宋营造法式中，对柱础的纹饰，即载有海石榴花、牡丹花、宝相花、铺地莲花、仰覆莲花、蕙草、龙风纹、狮兽及化生之类等。 重建于清代的梅城文武庙，柱础的雕饰早已突破了《营造法式》里的规定，雕有宝剑以及麒麟，却并非常见的“麒麟送子”，宝剑则属于“暗八仙”系列中吕洞宾形象的代表，还有海中螃蟹、“龙腾祥云”、“耕牛”等动物图案，文武庙之间，各有不同，可能与文武庙自身的定位有关。 如果说屋顶的式样体现了建筑的等级规制，那屋顶上的装饰物在体现等级之外还体现出建筑的精美程度。 我们在文庙大成殿的周围绕行，这是整个建筑群中最为复杂精致的建筑，在它的屋顶正脊中央的是宝顶，呈现葫芦造型，通过望远镜还可以看到上面雕刻有立体精美图案，隐约是三位仙人。 一般古建的正脊两端有鸱吻。吻是明清时期建筑屋顶正脊两端的装饰构件，为龙头形，龙口大张咬住正脊。据说这种神兽有避火的神力，据《太平御览》载：“唐会要目，汉相梁殿灾后，越巫言，‘海中有鱼虬，尾似鸱，激浪即降雨’，遂作其像于尾，以厌火祥。”北宋吴楚原亦在《青箱杂记》记载：“海为鱼，虬尾似鸱，用以喷浪则降雨”。梅城文庙大成殿的吻兽位置却是一只完整的龙，雕刻精美，看起来很有一种“鳞爪飞扬”的气势，与众不同。 除了正脊上有神兽，它们的位置在垂脊或戗脊的脊端。神兽的形态都很特别，并且数量越多，建筑等级越高，它们的排列和所用数量也是很有讲究的。在宫殿上所用神兽的数量，其最高等级是十个，外加一个跨凤仙人（或仙人骑鸡）。按顺序分别是仙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行什。 梅城文庙戗脊上的神兽共有五个，也是奇数，有龙、凤、仙人骑鸡等，但仙人骑鸡的位置排在了第三位，却是非常奇特。
建筑文化 湖南的文庙里，流着一条山东的河 我们从文庙的主殿旁的一个小门进入其中，文庙的大门已然被封堵成了一道墙。墙上内嵌着残存的照壁，这照壁，曾是安化人最大的“面子”所在。 照壁正中砌明万历知县陈阳明所书外“瀛洲”、内“龙门”二石刻，只有中了状元之时，才能搭状元桥开此门。以前安化没人中过状元，现在开办新学，永远都不会有状元出现，于是这扇门也就永远不会再开，那石刻只能静静地立在那里，述说着先贤们的殷切期望，勉励着子孙们奋发图强。石刻上方环列三圆孔，寓三星高照。据传清末一代书法家龙塘黄自元在殿试中中了榜眼，来孔庙祭拜“大成至圣文宣王”时，乡人求先生开“龙门”，谦逊的榜眼不敢僭越，仅凿三孔以激励后进。 真正为梅山文化赢得面子的人到了晚清才出现，他就是清代中兴的四大名臣之一陶澍，也是近代湖南势力崛起的奠基人。在他之下，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可说都是他的学生，他们后来成为了湘军的主要构建者，湖南势力自此登上晚清政治舞台并大放异彩。 因为并未完全对外开放，梅城文庙里非常安静，初冬的落叶铺满了地面，昔日热闹的泮池边已空无一人，池水依然清澈，倒影出湛蓝的天空与树影，虽是冬日，却有一种秋水的明澈。 泮池边野草丛生，丛中散落着很多青石雕成的柱础，它们多有精美的纹饰，这是历代重建时散落下来被丢弃在这里的，除此之外，还有瓦当、石碑、牌坊等诸多遗存。 即使是一方半月形的水池，也是有严格规制的。依古礼，天子太学，中央有一座学宫，称为辟雍，四周环水；而诸侯之学，只能南面泮水，故称泮宫。 其实泮水是一条古代山东的河。泮水所在，正是孔子的故乡曲阜。儒学的流芳，让儒学发源地幻化成了各种美好的意象。早在《诗经·鲁颂》里就有“思乐泮水，薄采其芹。鲁侯戾止，言观其旂。其旂茷茷，鸾声哕哕。无小无大，从公于迈”的诗句。洙泗上，弦歌地，是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国，湖南在儒学大盛之后，被赋予“潇湘洙泗”之名，泮水正是泗水的一条支流。 当“洙泗”成为一种意象之后，泮水也演化为象征着初入儒学殿堂的状态，诗经泮水篇有“思乐泮水，薄采其芹”等句，意思是古时士子若中了秀才，到孔庙祭拜时，可在泮池中摘采水芹，插在帽缘上，以示身份的改变。游泮在清朝时期，几乎相当于“入学典礼”。泮池被设置在照壁之后的第一关，也有初入儒学殿堂之门的象征。 泮池之后，按照孔庙的普遍布局，应是棂星门。棂星门是文庙中轴线上的牌楼式木质或石质建筑，古代传说棂星为天上文星,以此命名意味着孔子为天上星宿下凡，象征着孔子可与天上施行教化、广育英才的天镇星相比。然而梅城文庙的棂星门处却仅残存四块基础构件，巨大的石牌坊早已毁于动荡年代。 明洪武十五年之后，棂星门的象征意义升级为祭孔如尊天，孔子也从人中之圣贤演化为天上星辰下凡，利用神化创始人来赋予一种学术以尊荣感，其实已经偏离了教化的本义。 棂星门后，是大成门，两侧有厢房，其中一间是青年毛泽东于1925年第二次到梅城游学时住过的地方。我们的脚踩在厢房的木地板上，发出吱呀的声响，厢房的光线虽然并不太好，但却有一种朴素安静的感觉。毛泽东当年的游学，完全可以说是一种“穷游”，他与同学肖子升从长沙出发，一路以乞讨或卖字的办法，游历了宁乡、安化、益阳、沅江四县，那时的人们，对于这种考察社会的知识分子穷游，大多给予了无私的帮助，而这次游学的成果颇为丰富，它让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充分认知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并深度去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
建筑历史 穿行梅城文武庙建筑群间，恍若阅读一部教育史 如果说在北京故宫能够看到的是王权的更迭史，那么在有着文武庙的安化一中校园内，感知到的则是一部悠长的文教史。见证这段历史的，正是学校里那些年代、风格都各不相同的建筑。 文庙代表了一个文教时代的开始。 它也是梅山融入中原文明体系的一个标志，但真正的人才爆发，则是从中梅书院开始。那时已是清康熙三十一年，距离第一座文庙的建立已过去六百多年。到了乾隆十四年的时候，本县人邓天人等以“近市苦嚣尘”的理由，把书院迁到了城西学宫右侧。我们在文庙的旁边并没有看到历史上记载的“中梅书院”，却见到了一栋高大的科教楼。这里就是当年书院所在，可惜已无存。 书院后来又改名为“崇文书院”，这显然是一种向文庙致敬的姿态。自书院建立后的二百多年里，整个安化的人文气息达到一种巅峰状态。百年间就出了8名进士及69名举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两江总督陶澍，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陶澍的画像被悬挂于学校走廊之上，同时期的云贵总督罗绕典、楷书大家黄自元都是当时的精英人物。安化这个自古被认为“不与中国通”的化外之地自此摆脱文化落后的面目，开始以全新的面目面对世界。 我们反复穿行在梅城文武庙建筑群间，恍若在阅读一部教育史。 这片建筑群的左侧，是一栋小青瓦歇山顶的四合院落。它叫培英堂，建于1888年，那是一个中国历史已经进入“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年份。当年一位叫龙锡庆的乡绅为此捐助了七百两白银。 办教育是个很费钱的事，陶澍曾在道光十六年捐田170亩作为学田，其中五十亩为书院奖学基金，同时期县里的乡绅们也被带动起来，捐资助学，并自助贫困学生，有人捐资助学，说明安化人对于教育已经有了足够的重视，培英堂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落成，安化的旧式教育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顶峰状态。 教育起步有点晚的安化，很快就遭遇到了历史大变局。科举被废除了，但教育的步伐却并未停滞，光绪二十八年，培英堂和崇文书院变成了县城高等小学堂，后又改成了县立中学、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县立初级中学等，1960年被定为安化县第一中学。 文武庙之间，除了科教楼，还有一栋仅两层，面积却有一千多平米的校舍，它是安师楼，建筑风格既非传统古建又与现代建筑有所差别，属于一个过渡时期的建筑。它所映照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教育的艰苦岁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大半沦陷，湖南也岌岌可危，地处梅山的安化和新化却因地理原因，交通不便而成为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省城的大批学校陆续迁移到这里躲避战火，据史料记载，在抗战时期迁驻安化蓝田（今涟源）的学校有：国立师范学院、长郡中学、妙高峰中学、岳云中学、周南女中、广益中学、明德中学。 抗日战争期间，含光女中迁驻梅城，民国大学迁驻梅城的刘家大院。省立五中迁驻雅雀坪，南山中学迁驻烟溪。可以说，省城的名校基本都搬到了梅山地区。这段不 平凡的机缘，是安化教育的荣光。 安化一中的李拥军校长带着我们在校园内参观，在路上，他一直念叨着孔子那句“有教无类”，这也是他一直尊崇的理念，而如今的一中，也一直贯彻着这个思想，“让每位学生成才，为未来学生发展奠基”是一中的基本办学思路，“蜗牛班”的成立，即是如此。它让那些不被常人看好的学生，也拥有了一片属于自己发展的天地，事实证明，“蜗牛班”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学生的状态也得到改观，第一届学生在三年后的高考中，有一半的学生考上二本以上大学，第二届学生有近60%的学生考上二本以上大学。蜗牛虽慢，但只要不停歇，同样可以走得很远很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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