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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书院 ┌ 江户时代，私塾在全国得到了普及。而书院却很少出现，仅有的几所书院与私塾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有学者认为，日本最类似中国书院的教育机构，就是私塾。 ┘ ◈ 私塾与书院 ┌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民间教育设施最发达的时代是江户时代。日本江户时代的学校形态，大体上有寺子屋（初级教育）、私塾（初级教育和汉学教育）、乡学（初级教育和庶民的高等教育）、藩学（藩里武士子弟的教育）、官学（德川幕府直辖的最高学府昌平阪学问所）等，另还有医学馆等专科教育机构。 ┘  寺子屋 ┌ 与其他几种教育机构相比，私塾在全国得到了普及。 私塾，一般是指私人或是私人群体低水准的、以“养正启蒙”为主旨的基础教育活动以及组织形式。与之相对，中国的书院是以士人为中心的、进行高水准的学问研究以及讲学的场所。朝鲜的情形类似中国，书院是承担士人讲学的场所，初等教育则在书堂进行。在越南，承担高层次讲学的学问所并不发达，民间的学校一般称为“乡学”或“汉文教室”，书院则是指藏书的图书馆。 作为民间的学问所，在中国，按照水准的高低分别设有“书院”与“私塾”；在朝鲜，则有“书院”与“书堂”。书院与私塾、书堂之间有明显的界限，而日本的塾与书院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区别，用“私塾”二字即可全部囊括。中国的私塾、朝鲜的书堂以及越南的乡学是层次相等的初级教育机构，它们与日本的学习所（寺子屋）对应。 ┘
┌ 可见，中日两国私塾的含义并不相同。从日本私塾的规模与性质来看，有高水平的讲学设施这一含义，这与中国和朝鲜的书院相类似。 ┘
日本私塾 （引自天海苍苍） ┌ 翻阅日本的教育史资料可以发现，在日本确实极少出现“书院”这一称谓。据《日本教育资料》第八册所收录的江户市学校名录，在调查的123所学校中，除了信息不详的33所之外，其余的90所大多以“塾”命名，以“堂”和“舍”命名的次之，其他极少数则以“学校”、“社”、“楼”、“教授所”、“所”、“黉”、“轩”、“馆”、“亭”、“道场”、“斋”命名，而以“书院”命名的仅为一所。在全国范围内的情况亦大体如此。由此可见，日本的民间教育机构确实很少使用“书院”这一名称，而“私塾”的应用却十分广泛。 ┘ ◈ 日本私塾的特色 ┌ 1. 私人特征明显 私塾是公共教育机关，与只针对贵族办学的昌平黉学问所、藩校不同，它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私塾往往由拥有杰出学德的个人主宰，具有个人的自由随意性，不受当局者控制。正如三轮执斋所说：“士庶好学，待其德足以服人，众人暗建学舍，其徒每况愈强。”武士与庶民两种不同身份的人都能成为私塾的主宰，亦都是私塾的教育对象。 ┘
三轮执斋《标注传习录》 三轮执斋（1669—1744），名希贤，号执斋，日本京都人。阳明学者，曾校勘王阳明的《传习录》。 ┌ 2. 与政府关系不强 私塾与政府(即幕府当局)之间并无政治联结，这一点与中国、朝鲜的书院既有相同也有不同。中国、朝鲜的书院本来是个人为了教授私人学术而建的，但在中国南宋末期以后，书院受朝廷庇护或统治的色彩越来越浓，获朝廷赐额赐书的书院大大增加，因此有了书院“官学化”的说法。 ┘
康熙皇帝御赐岳麓书院“学达性天”匾额 ┌ 然而在日本，获得幕府赐额的书院根本不存在，而受到官方许可和庇护的私塾倒是偶有出现，如林罗山（1583-1657）创建的林家家塾。林家家塾由幕府将军德川家光亲赐土地，在宽永七年（1630）创建于东京都，专门讲授朱子学说，德川家光还亲自出席听讲《尚书》。宽永九年（1632），林加家塾获尾张藩主德川义直赐额“先圣殿”，得到了将军极大的支持。此后，从第四代幕府将军德川家纲开始，林家私塾逐渐发展为一所官办性质的学校，在经济上依靠幕府的支持。宽政九年（1797）改为昌平坂学问所，正式成为官办教育机构。 当然，像林家家塾这样受幕府垂青的私塾是极少数，幕府当局对其他私塾基本漠不关心，待之以自由放任的态度。除了幕府末期有一部分私塾被当局者强制关闭，其它基本上相安无事。 3. 存续时间短 私塾的办学形式，一般是学子因仰慕老师的学德，而自发聚集跟随老师学习。私塾也大多随塾主的过世而关闭。海原徹曾说：“私塾基本上就是教师在经营，私塾原本就是生徒因仰慕老师优秀的人格与学问而自发聚集来的，以此为中心进行经营。大多数私塾教师只有一代，即创设者自己，因此私塾往往在创设者去世后就关闭了。诚然，像伊藤仁斋的古义堂，有好几代人相继做塾主，因此才能存续二百多年。当然，短时间的存续也是私塾之所以称为私塾的一个特性。”
伊藤仁斋 伊藤仁斋（1627-1750），名维桢，字源佐，号仁斋，平安京人。古义学派（又称堀川学派）创立者，主张摈弃朱子学，独尊孔、孟。他创立古义堂进行讲学活动，来求学者达三千余人。仁斋去世后，其子孙相继担任塾主，办学持续到明治四年（1871）。 ┌ 除伊藤仁斋的古义堂、存续了140多年的怀德堂、存续了92年的咸宜园以及存续了120年的泊园书院等少数外，大多数私塾的办学仅限于一代人。 4. 祭祀机能较弱 中国和朝鲜的书院具有祭祀机能，祭祀对象一般为孔子、学派的创设者及有功于书院的官绅，其目的不外乎是为了学派的存续以及维持宗族的血脉，即“学统”与“血统”。 而在日本的私塾中，像古义堂、怀德堂以及泊园书院，祭祀孔子的有之，祭祀有功于私塾者的案例则基本没有。这就意味着日本的私塾不具备一般庙（祠宇）所具备的功能，与中国、朝鲜的书院有很大差异。 5. 经济来源单一 与中国和朝鲜书院主要依靠学田来获取经费不同，日本私塾的经营费用由所收生徒的束修以及谢仪维持。束修即入学费，谢仪相当于上课费用。塾舍则大抵是教师个人的住宅。海原徹在《近世私塾的研究》中言：“一般而言，建设费以及维护费由教师负担，其中一部分由塾生负担的情况也有之。” 6. 不参与政治活动 日本的私塾基本上不参与政治活动。当然，在幕府末期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激进期，这样的例子也偶有出现。如大盐平八郎的洗心洞、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天诛组的双松冈塾、大桥讷庵的思诚塾等私塾带有很强的政治结社色彩。但从整个江户时代来看，积极参与政治的私塾很少。
大盐平八郎 大盐平八郎（1793-1837）,名后素,字子起,通称平八郎,阳明学派儒者。他同情下层民众，反对幕府当局及不法商人。三十一岁时在家开办学塾，取名“洗心洞”，讲学授徒。曾发动“大盐平八郎起义”，失败后自杀，其事迹受到明治维新志士的崇拜。 ┌ 然而，书院在中国与朝鲜往往是政治运动的据点。如中国明末的东林书院，依靠讲学品评时政，裁量人物，天下闻风相应。朝鲜的知识分子将书院作为在野势力政治运动的据点，用以反对当朝者的势力。也正是因为中朝两国的书院与政治联系如此密切，才引来了当朝者对书院的数次禁毁。而日本私塾由于与政治保持了一定距离，几乎未遭朝政冲击。 7. 类型多样 日本私塾所占比例最高的是教授中国文化的汉学塾。至江户时代后期，出现了教授日本传统学艺的国学塾、以兰学塾为中心的洋学塾。此后，教授意大利、法国、德国、俄罗斯语言与学问的私塾陆续登场，为日本培养了大量新式人才。 ┘
大槻玄泽《兰学楷梯》 江户时代的日本虽也秉持闭关锁国国策，但仍通过荷兰吸收西方的科学技艺，因而产生了“兰学”。 ┌ 可见，日本私塾最大的特色就是保持了自由的传统。私塾不依赖公共权力的支持，才能脱离日本当局的文教政策，政治意识形态稀薄。在这种自由之下所形成的各类学校，更易于接受新鲜事物，转而成为传播新式学问的场所。无论是精英还是民众，在私塾所受的教养都成为日本近代化的润滑剂，在明治时代对日本的近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日本明治维新取得如此成功的重要保障。 ┘ 作者：刘金 排版：刘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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