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瞿宛文，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研究中国当代经济发展无疑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如何在引用西方经济理论时使其适用于中国并非易事。西方经济理论多假设了成熟且制度齐全的市场经济，问题意识多是检验静态效率。中国情况却非如此，且主要关切应是动态发展。因此在引用西方经济理论时需在制度、行为假设及问题意识上做出修正，而非直接套用。至今中国产业分析甚为缺乏，然如此微观研究却是宏观研究的基础。就如何研究中国产业而言，本文建议应从自身发展需要出发，选择性采用、修正、综合相关理论，超越既有领域，结合产业与发展经济学，并从各次领域中攫取有用者以为己用，包括传统产业经济学、产品周期论、商业史、后进发展、产业政策等。本文综合论述了这些领域，并以汽车业为例呈现不同的问题意识所带来的不同分析角度，说明理论的不同用法。最后建议学界依此角度出发反思学术评鉴方法。 中国产业 产业研究 研究方法 一、前言 近年来，因中国经济发展成绩优异，如何理解其发展经验成为众所瞩目的议题。尤其是中国发展经验丰富多样，高度值得研究，且多尚待探讨。一则，因未来发展仍充满挑战，对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性探讨将具有现实意涵，二则，对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归纳与解释，应是中国学界对世界理论界作出贡献的基础。只是要如何进行探讨，要用什么理论，则本身即是一项挑战。 一般而言，学习及引用西方经济理论无疑是必要的工作，然而，如何使用、如何使西方经济理论适用于中国，则并非易事。在引用时，径自直接套用是比较容易、且甚为普遍的做法。但是，据常理而言，引进西方经济学时其实需要做修正，才能使其适用于中国。在引用前必须要先了解西方理论产生的背景、其隐含的制度与行为假设、其问题意识等，才能依据中国不同的国情一一做出修正。例如，现行西方经济理论多假设了高度成熟的市场经济，相关制度到位，而问题意识多是检验静态效率。中国情况则是以上皆非，市场经济不成熟，制度不到位，主要应关切的问题是维续动态发展。 至今为止，“引用既有理论时必须依据国情做出修正”尚非普遍认识与做法。目前中国论文模式，很多以西方理论为范本，进而测量中国现状与西方典范的距离，然后做出规范性建言。只是直接套用西方理论可能无法完全掌握现实，抓不到关键问题，建言未必有效。 因此，笔者在此拟提出以下看法，即对西方经济理论学习之余，运用上应选择性采用、修正并综合相关理论。至于如何进行选择，则需从自身位置（主体需要）出发，以自身需要主动去选择，而非追随国际学术流行，同时也应根据自身需要，掌握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方向。然而，要如何选择性地学习并修正先进理论，再予以运用，显然不是容易的工作。本文是笔者依据自身经验，拟就产业分析方面，即“如何研究中国产业”，提出笔者认为较为适合、可选择性运用的一些理论，以供参考。 二、产业分析的理论资源 至今，在经济学相关领域中，对中国产业的分析特别缺乏。然而，产业研究虽属微观层次研究，却是宏观研究所必要的基础研究，若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必会影响整体分析的有效性。如前所述，除了应选择性采用、修正、综合相关理论外，还需从自身需要出发。主要原则是要超越既有的狭窄学术领域，出于后进国发展经济的目的，设法结合产业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同时，依据需要也要从以下次领域中攫取有用的相关理论以为己用，包括：传统产业经济学、产品周期论、Chandler的商业史与企业能力论、后进发展理论、产业政策理论、全球化分析框架等。以下各小节将分别介绍这些领域，之后并将以汽车产业为例，来呈现对同一产业可以依据不同的需要与问题意识而采取不同的分析角度，以说明理论的不同用法。 1.传统产业经济学 在战后，1970至1980年代可说是欧美诸多思潮领域转换主导者的时代。在宏观层面，以凯恩斯理论为代表的政府应适时适当干预经济的思潮，逐渐让位给尊崇自由放任的新保守及新自由主义。而产业经济学领域也同时间经历了相当大的改变。战后初期，美国特殊的反托拉斯法（或称公平交易法、竞争政策）得以广泛实施，而其理论基础——传统产业经济学，也相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1980年代以后，新保守派上台后反对施行反托拉斯法，而在产业经济学领域中，与之相配合的发展是，寡占市场下千变万化的博弈模型成为主要内容。因此，在此前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中必读的Scherer的产业经济学高阶课本，在1990年出版第三版后至今已绝版了。 然而，传统产业经济学虽说当今已非时尚议题，之前累积的文献（如上述的经典课本）也因未能更新而似乎显得陈旧，但这并无碍于其作为产业分析工具的有效性，其实对后进者仍甚有参考价值。此外，在美国影响下，各国陆续引入管理竞争政策的部门，在全球化的博弈架构中，竞争政策也成为重要之一环，而传统产业经济学正是竞争政策的理论基础。 当然传统产业经济学有其特定架构与目的，与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密切相关。它的架构是“结构-行为-绩效”(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即探讨在既定的市场结构下经济绩效的具体表现。其关切的价值是市场结构所带来的绩效是否合宜，而虽说绩效包括效率、公平、技术进步及永续发展等不同面向，但是在经济学领域里“效率”的重要性远超过其他目标。该架构基本是静态的，以既定的市场结构为出发点，主要关切静态效率。换言之，这一理论所关切的问题是市场是否存在垄断，各种市场结构的垄断程度如何，垄断力是否及如何影响市场竞争，垄断力会如何影响效率、公平与技术进步。例如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是否一定带来效率，垄断是否必然带来高价少量及低效等。 与此相关联的议题包括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尤其是生产上的规模经济的作用等，即关切市场垄断程度是否源自合理因素。此外，研究对象还包括“行为”，即具有市场力量的企业，是否不当运用其权力、采取不当的行为，以巩固市场地位并获取垄断性利益。所有相关研究都有政策性意涵，即是否及如何规范垄断力量，界定反竞争性行为，审视市场并购行为，是否改变市场结构等。 美国相关反托拉斯法案例甚为丰富，例如早年关切通用汽车是否利用其市场地位实行反竞争行为，三大汽车厂是否合谋共同垄断市场，美国铝业公司的高市场份额是否源于生产上的经济规模所致（结构是否合理）；还有如IBM公司与微软公司的高市场份额是否会阻碍所在产业的技术进步，以及若市场结构确实妨碍进步则是否要将其拆解等议题。 其实，就后进地区而言，推动工业化与产业发展是最重要的目标。而由上述可见，如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家，除了尚在发展的尖端产业外，其早已发展出完整的各类产业，各产业也多进入成熟期，结构较为稳定，因此社会的关切点在于静态性地管理市场结构与行为，亦即不关心产业的“发展”，而多假设这些产业已经存在。对后进地区更有借鉴价值的会是欧美成熟产业的发展历程，以了解传统工业的发展与运作。相较于“结构-行为-绩效”架构将市场结构作为起点，后进者更值得探讨当初产业技术与标准的决定过程，厂商各自如何选择策略，企业互相竞争如何奠定产业基础的过程，然这些“史前史”并不在这分析架构之中。不过仍有很多文献事后性地探讨影响这结果的因素，主要着重规模经济及范围经济之影响等，这些探讨还是有价值的。 近年来，创新成为越来越受到关注的议题，而产业经济学当然也对此多所着墨，然而多是以静态架构来探讨。例如，很多文献探讨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大致而言，研究发现就厂商进行研发的能力与可行性来说，企业的垄断力与规模越大，则对研发所能提供的支持也越大，即与前述垄断会阻碍竞争并带来福利损失的利伯维尔场定律有矛盾；不过，另一方面仍需市场竞争带给厂商推动创新的压力。因此在能力与动力之间，中等程度垄断的市场结构可能会是较好的折衷。 熊彼特可称为创新理论的始祖，不过，以上述的静态角度来讨论熊彼特理论未必合宜。因为，熊彼特其实是用长期动态架构来探讨此议题。他并不关心短期内市场的垄断，他认为资本主义下企业竞相追求利润，而创新才会带来超额利润，也常意味着赢者全拿，因此竞争必然驱使企业追求创新，并且也要依赖上一阶段的创新所带来的垄断利润，来支付下一阶段的研发经费，垄断必然是短期的，但也是必须的。不过，研究产业长期发展还是较为困难的课题。 简言之，传统产业经济学的问题意识有其局限，主要是先进国学界对较为成熟的产业，从市场结构来探讨经济绩效的意涵，而不是关切产业发展，而后进地区如中国所关心的主要是产业发展。然该理论涵盖欧美成熟市场的各种结构与行为模式，对了解传统工业的“运作”有帮助，还可提供基本分析工具，因而至少比现在产经流行的寡占博弈模型更有实用价值，并且传统工业对中国仍甚为重要。 2.产品周期理论（Product Life Cycle） 现今经济理论着重市场均衡，并且是采取去历史的角度，认为市场的竞争结果由起始条件所决定，而非竞争过程。然而，在现实中，时间、过程、历史、发展阶段都甚为重要，都会影响市场结果。且在任何时刻，后进者与先进者都同时存在，如何分析才能掌握产业变化动态？Vernon在他半个多世纪前发表的经典论文中，提出了产品周期理论，概念简单有力，至今仍广被引用。 Vernon指出每个产品都有生命周期，从研究开发新产品经过成熟过程，最后成为标准化产品，其量产后可能逐步进入高原期甚至衰退期。在产品生命的每个不同阶段，市场竞争的面向皆有所不同，厂商的竞争性资产也会因此而发生变化，会有不同类型的厂商在不同阶段进入市场。例如，在创新阶段，厂商间竞争聚焦于研究发展的投入与能力，并竞夺设定产品标准的权力，在产品标准化之后，竞争面向转为生产与营销成本。 Vernon进一步用该架构分析了当时国际贸易与投资的趋势，包括新兴的跨国企业的动向。亦即当时美国市场的优势显著，是全球规模最大且所得最高的，而美国企业最接近这领导性市场，最能了解这市场的需求，因此能最先发展出符合这市场的新产品。随后，当产品进入标准化阶段后，生产地点即可以移动，可能先迁移到西欧这次富有的市场，待西欧市场饱和之后，可能再次移到发展中地区。因此产品周期的推进可决定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演变，Vernon也由此开启了对战后跨国公司及全球化的研究领域。 产品周期理论引入历史角度，有效地挑战了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分析，提供了分析产业发展的有力工具。该篇论文没有数学模型，也没有计量分析，仅用图表呈现了生产从美国至欧洲至发展中国家的逐步转移，及其引发的跨国贸易演变。但其精准地掌握了当时国际经济情势的现况，并能清楚勾勒出主要变量及其作用，成功地提出了一个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当然，各个产业都有其产业特性，有些传统产业周期较长，技术变革缓慢，此理论的适用性或较低，而高科技产业则技术变化迅速，产品周期较短，较为适用此理论。例如，如下文将说明，笔者与合作人对台湾高科技产业的研究即高度运用了此理论。此外，国际情势与原先分析也已大不相同，但无碍于这一理论架构的适用性与有效性。 3.企业史（Business History） 经济学理论中的厂商多是抽象甚至普世的存在，与历史时间、地区或国家及文化无关。然而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是最基本的运作组织单位，对产业的研究实离不开对具体实质企业的理解。如先进国的经济实力具体可说是以其领导性大企业为代表。Alfred D. Chandler Jr.是美国企业史领域的先驱，他的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以及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是企业史研究的经典著作，归纳整理了美英德大型工业企业的发展历史。该领域文献可借鉴之处在于其将注意力聚焦于企业，尤其是欧美大型工业企业，探索它们得以兴盛并持续维系其地位的缘由。而该企业史研究成功地归纳了既有的欧美大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 Chandler探讨欧美重要产业尤其是资本密集重化工业，在竞争条件下产生了大规模生产方式，并且是进行大规模、持续性生产的企业，可说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的变革。这需在管理、技术、营销上长期累积组织能力，才能日复一日连续性、一致地维持高产出流量(throughput)。这些领先性企业具有先行者优势(first mover advantage)，在企业层次长期累积了各方面的组织能力，其持续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作为各种工作的标准作业程序，这样的组织能力是其不易被超越的竞争性资产。书中也归纳了欧美国家百多年来大企业在各产业的分布、各种产业的发展与份额变化等，可供后进者参考。 企业史的研究带出了管理学界关于企业能力理论的发展(Capabilities theory of the firm)，聚焦于企业组织。同时，Chandler也注重探讨企业的“策略”选择，正面处理企业策略的角色，即现实上不同企业有不同的策略，这会影响其发展。一般而言，经济理论假设厂商为抽象划一，在理解现实上有所欠缺，而商学院管理领域的讨论常太着重实用性，企业史理论的优点则是历史性地探讨企业发展史，聚焦于企业的组织、管理与策略，补充了上述领域之不足，提醒学者研究企业之重要性，且为研究企业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 4.后进国经济发展（Late Development） 战后经济学日益走向专精道路，除了数学化与计量化趋势之外，领域分类也日见细密，依照目前美国经济学会的学科分类法（JEL），一共分为宏观、微观经济学等20大类，每一类再有两层级的细分类，整个分类表有53页之多。经济发展是独立的次领域，重要性不高，但也列有5个小分类及40个细分领域。只是如此分类方式虽形式上意味着进一步的“专业化”，但似也意味着各领域可以分别独立处理。例如，经济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次领域，似乎可以与其他经济次领域无关，然则发展其实涉及后进经济体在各方面的发展，必然涵盖其他次领域。 从另一角度来看，在现今经济学界中，在研究后进地区各种经济问题时，如宏观、产业、贸易等次领域时，一般皆倾向于采取“普世化”角度，亦即认为不需要区别先进与后进国家的问题性质，而不纳入后进发展的角度。然则，如果纳入考虑，是否会大幅增加研究对现象与问题的解释力呢？ 战后结构学派的先驱Gerschenkron，就清楚强调“后进”视野是理解后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他以对各国发展经验的历史性比较研究为基础，指出后进者为了追赶先进者，其发展途径必然与先进者不同，同时其也与落后程度有关。他乐观地认为落后者与先行者的“差距”可以是发展的动力，即后进者越落后，可以利用的技术存量就越大，越可用蛙跳方式追赶，但同时也就需要越为强力的替代市场的制度安排（如国家干预）来推动发展。 Amsden则依据她关于韩国的研究对上述说法做出修正。她认为二战后先进后进之间的差距已过于巨大，且先进技术多已成为跨国企业私有智慧财产，故后进者难以蛙跳方式追赶，即使最成功的追赶者也必须逐步学习，如东亚各经济体。 Amsden对台湾工具机业的研究，可说是结合了产业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典范。该研究采用后进视野，关切的是后进经济发展，并以一个后进地区的特定产业为案例，探讨其如何在进口替代政策下累积能力，先期出口到其他后进地区的机会并未引导升级，而是日后出口到先进国家时，在组织与技术等各方面全面升级。该研究提出了不同的问题意识，即是从发展视野来探讨后进地区产业如何发展，而不是如一般先进国产业研究那样专注于静态效率的议题。 之后，Amsden和Chu更进一步从后进发展角度，探究如台湾这样的中等发展程度后进地区如何进行产业升级，并以研究成果修正了厂商理论。既有的厂商理论假设所有厂商皆相同，无论先进或后进都能拥有最新技术，竞争方式是比创新，创新则限于将既有的技术前沿往外推。该书提出了后起者(Second mover)理论，认为后进地区的厂商必须学习，关注焦点在于后进厂商如何学习、如何发展、如何升级，它们在起初并不拥有最新技术，竞争方式不能是比创新。而台湾成功的厂商——后起者，则是在高科技产品刚趋成熟之际尽快介入，不参与产品周期的创新阶段，而是代工生产成熟、标准化产品。竞争优势在于生产上与争取订单上的规模经济，快速应变、扩产。因此，先行者与后起者的经营模式有所不同。后起者理论从经济发展角度修正厂商理论，也是从厂商角度探讨后进地区发展的过程。与上述研究相同的是，此书提出了不同于一般的问题意识，是从发展视野来探讨后进地区产业如何升级，而不是只关注静态效率，并且直接聚焦于后进厂商，将其理论化。 5.产业政策理论 关于产业政策的文献甚多，与此相关的“国家是否应该干预市场”的争议也不时发生且一再引起注意，故在此对此议题将不多叙述，而仅作简要介绍。Johnson探讨日本通产省模式的先驱性著作，开启了关于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研究，然而他这本书其实是个跨学科的历史性研究，并无意将其普世性地理论化。随后的讨论则难以避免地趋向去历史的普世理论化，因而与经济学之中永远存在的“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孰优孰劣的争议连结在一起。然而可预期如此的争议甚难有结果。 至今这方面文献中较有成果的应是关于“在何种条件下干预较能成功”的讨论。结构学派学者多认为在后进地区推动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产业政策的角色不可或缺，而关键是如何有成效。例如，Amsden即认为东亚成功要素，在于政府在给予优惠时也提出绩效要求，并设立清楚的绩效标准，以及保护的期限等。Hausmann和Rodrik指出发展是一个摸索的过程，发展方向必须实际试验才能得知确认，而这信息所有人可分享，研发也有类似性质，亦即“寻找利基”、摸索在当地生产什么产品可以获利，具有类似提供公共产品的性质，因此政府提供补贴与协调，具有合理性。Stiglitz则认为市场失灵普遍存在，国家担任中央协调角色实为不可或缺，不过因干预成本高必须谨慎选择性干预，但必要角色必然包括制订标准，建立法律制度与基础设施，协调国内市场秩序，协助处理国外利益交涉与对外经贸政策等。 6.全球化下的分析架构 全球化高度挑战了既有经济理论，例如生产的全球化使得以国家疆界来界定的贸易理论与统计资料在运用上产生困难，新理论虽有所进展但远不完备。无论如何，在研究产业与贸易时，必须注意到此问题。同时，也必须注意到既有理论多是从先进国角度出发，例如，就跨国生产外包而言，既有理论多是从先进国厂商为何及如何外包来看，而甚少从承包的后进厂商的角度来探讨。 现今经济学界追求普世化理论的倾向具主导地位，因而忽视研究工作本就需要区分各种情况间相同与相异之处，亦即在理解相异之处后，才能突显出相同之处（普遍性），而不是事先就假设一切相同，事先就假设既有理论放诸四海皆准。实际上，现实经济现象会因时、因地、因单位而有所不同。在研究产业发展时，涉及选择研究层次的问题，亦即任何产业分析都牵涉以下不同层次：厂商-产业-国家-全球市场，而在聚焦于某一层次时，其实仍需考虑到背景环境的不同及其影响。 在国家层次，各个国家与地区在既定时期，在现实上必具有各自不同的制度与比较利益，在全球竞争性市场中，国家环境会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在产业层次，各个产业皆有其产业特性，任何时刻全球产业结构皆有所不同，直至今日，虽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后进工业化国家急起直追，然而全球主要产业多呈现寡占情况，仍由先进国的跨国企业主导，它们的决策（地点、生产、外销）具有决定性影响。在厂商层次，在现实中各个厂商各有特性，其各自必须选择其自身的发展策略、市场定位及组织方式等。简言之，在做研究时，在界定研究对象与层次之后，若能清楚掌握各个相关层次的特殊性，应较能提出有解释力的说法。 三、同一产业的不同分析角度：以汽车业为例 本节将以汽车产业为例，探讨几个不同案例研究，探究其各自采取的视野、问题意识与研究架构的异同之处。 1.美国汽车业 Brock整理了美国汽车产业的沿革与政策议题。该文采取前述传统产业经济学的“结构-行为-绩效”架构，在简短叙述了美国汽车业发展的历史之后，即探讨市场结构以及影响结构的因素，其又如何影响企业行为与市场绩效，如何用竞争政策来弥补绩效缺失。以往的技术演变、企业策略的变化与竞争模式的角色，只是在于它们是当下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 其实若回顾美国汽车发展史，有诸多有趣的故事，这部分更是后进地区可借鉴之处，只是从发展史角度来探索先进国产业发展的历史，并不是经济学界通行的问题意识，因而现今已甚少如此的研究。例如1921年福特汽车推出著名的Model T（此后维持20年不变），开启了标准化、以生产线大量生产的新模式，因新生产方式能降低成本，因此福特进而占有了一半市场。然而，1931年起，通用汽车以产品差异化及每年推新车型的策略转而取得领先。虽说日后有美国学者依据传统产业经济学架构，来指证产品差异化以及频繁的车型变化，徒增成本而未必实质上增加福祉，但这差异化的策略却从此在业界居主导地位。战后美国汽车产业呈现稳定的寡占结构。然1970年后，进口车市场占有率不断升高，美国以自动设限等为方式的保护措施未能成功，反而致使外国厂商到美国投资生产，并不断提高产品位阶，产业竞争日趋全球化。 关于市场结构分析，则包括对于产品需求及更换性需求、产品性质、支出模式、价格弹性、总需求及个别品牌需求弹性、市场产品结构、市场集中度、规模经济、进入障碍等因素的探讨。关于产业行为与绩效分析，则会包含价格与非价格竞争、车型变化、广告、隐性勾结、绩效与生产效率、价格与获利率等因素。 绩效评估部分包括对静态生产效率、动态技术进步效率、社会效率等的分析，后者一般包括污染、安全与节能等面向，与此相关的关切点是各种管制政策，包括竞争与贸易政策，对于汽车安全、排放与节能的规范。 Brock认为美国汽车业表现可说如预期，在寡占结构下大汽车厂试图利用市场权力获取寡占利润，但进口与管制政策对其有所限制，因而各方面绩效并不理想。简言之，该文展示了一个典型的传统产业经济学的个案分析。 2.后进国的案例一：巴西发展汽车业的成效 巴西在战后扶植汽车产业的案例，可说是较为典型的后进国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并且是拉美式的进口替代，即与日后东亚的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并用的模式有差异，同时，也以跨国公司为主角，而这模式可说是后进地区最为普遍的模式。 在战后初期1950-1960年代，后进地区普遍实施进口替代。而巴西市场大，较能以此为标杆要求跨国企业提高自制率，迅速建立起一个在保护网下、高自制率、但由外商主导的内向型产业，不过在此过程中本地厂商皆陆续退出市场，并且在保护下产业的效率与竞争力与国际水平有相当距离。1990年代后巴西政府开始推动外销导向政策，然而不易要求（需进口原料的）厂商平衡贸易，在促进出口上，巴西的高自制率反而成为障碍。 3.后进国的案例二：韩国 韩国采取的发展策略与上述巴西模式有所不同，即它采取国家冠军队(national champion)的策略，清楚且一贯地以扶植本国厂商为政策目标，而非如拉美那样依赖外商，同时是后进国中极少数走自创品牌、自行开发路线者。最初在1960年代，韩国无可避免地施行了进口替代，如现代汽车引进并组装福特汽车。到了1970年代，韩国政府大举推动重化工业发展，要求现代等汽车厂商不单单要提高自制率，还要最终走向自主开发之路。现代汽车在成长过程中采取自主的、从多个对象学习技术之路，而非依赖单一技术来源。政府产业政策工具包括低利贷款、保护及出口业绩可换进口特权等，国家予以长期政策支持，政商紧密结合。因可提供支持的国内市场较小，这可说是个高风险的发展策略，但最终现代汽车得以成功跻身全球一流厂商之列。 4.后进国的案例三：中国大陆 如瞿宛文所呈现，中国汽车产业政策持续演变，发展模式可说介于巴西与韩国模式之间。中国与巴西模式相同之处在于，在发展轿车产业初期以所谓“市场换技术”方式采取进口替代政策，并且逐步要求厂商提高零组件自给率，相异之处在于引进外资时要求采取合资形式，即外资持股不能过半，而不似巴西允许外资拥有全部股权。中国与韩国相异之处则在于未如韩国那般强调自主开发，合资的中资伙伴或许学习了组装并提升了技术水准，但未学习产品开发并且产品仍是外国品牌。在21世纪初，因(违规的)自主厂商成功地进入低阶市场，产业政策终于有所改变，从只允许合资改为同时也提倡自主开发。瞿宛文将此模式称为“超赶共识监督下的产业政策模式”，即中国产业政策的绩效标准是事后性的，政策的改进有赖于各方对追求中国长期发展具有高度共识，超赶西方成为事后检验政策成效的有效准则。这是因为中国规模庞大，故其产业政策模式多是以多层级模式运作，较难施行有效的事前性的绩效标准，这也是该模式特色之一。此外，三十多年来汽车产业政策的成果有限，然而呈现不断依据绩效而改变政策的现象，因此至今，中国汽车产业是否能在未来有较好的发展也尚难定论，这可说是其另一特色。 5.汽车案例比较 综合以上四个案例，可观察到美国案例采取静态分析，关切的是静态、动态及社会效率，可用的分析工具，包括理论与数据，皆甚为齐备，然而却并不注重后进地区最关切的“发展”面向。而其他后进国案例皆采用动态分析，关切的议题是产业能否发展，如何学习及培育企业与产业竞争力，应选择怎样的政策方向与工具等。 以上比较显示“不同的问题意识”是关键，虽说必须要学习西方传统产业经济理论，但只有加以适当修正，并改变问题意识，才能使它适用于后进地区的情况。因此可行的产业研究的工作步骤应是，以上述理论为工具，研究其他国家相同产业的发展史以及当前产业全球市场状况，同时收集中国的文献与资料，理解过去的发展历史、既有制度与政策环境（产业政策、外贸与投资政策）的演变、相关企业组织的变化等，然后再从中归纳出重要议题来决定研究问题的方向。例如，就近年中国钢铁产业的发展而言，张嘉麟与瞿宛文先整理了该产业的发展趋势，发现若与其他地区相比，中国钢铁业近年来增长速度及人均消费量均超乎寻常，因此以探讨该产业近年高速增长之成因为题，评估各项政策及其他因素对此的影响。而两位作者的另一篇论文也发现中国钢铁产业呈现高度竞争与产能过剩同时存在的矛盾现象，因此以此为题探讨其发生的原因，发现其与地方政府保护产业的方式有关，导致厂商易进而中大企业难出的结果。 四、结语 Akerlof曾批评现今经济学界对自身学科认知错误，自认为经济学是科学，并且所用的简单模型与统计分析为“科学方法”。他指出如此的研究方法使得学者“有诱因去研究容易处理的问题，而缺乏诱因去注意不易处理的问题”，并排除涉及多方面的复杂问题。然而现实世界是复杂且多面向的，因此经济学者多忽视重要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他呼吁经济学者要扩大经济研究的范围。他的批评直指当今经济学界通行的研究方法，认为其高度局限了研究的范围。 从后进地区的角度来看，此处牵涉“如何”与“为何”学习西方经济理论的问题。如果认定经济学是同自然科学一般的科学，则尽力追赶似乎是唯一可能的选择，然而即或如此，以今日经济学的状态，却未必能够让后进者藉此理解自身，因而未必能达到学习的目的，即响应“为何”学习的问题。而如果能将“为何”学习作为主要考虑因素，认定学习目的是为了解决自身发展的问题，而不只是为了要“赶超”、怕落后而学习，则视野应能宽广甚多。 就“为何”学习而言，若同意后进者学习经济理论，是为了协助自身较好地发展经济，并进而以自身经验作出理论贡献，就应可将既有的西方经济理论（而非只是当今流行者）整体当作一个存量来看待，并认识到其理论是配合其各自历史发展阶段的发展而产生，后进者学习应从自身需要出发，从中选取适合的理论，配合自身状况予以修正与适应。同时为了自身需要，对于“研究方法”也应采取“择优采用”的态度，而非一味为“赶超”而跟随最新的潮流。 本文即是以此角度出发，就后进地区如何发展产业、如何进行产业分析而言，整理了一些笔者认为应能有助于此项工作的相关经济理论，期待能推动此种不同角度的学习。不过，在当今现实学术环境中，若要研究者脱离主流的“西方问题意识/效率+简单模型+统计分析”研究模式，而能自主性地选择“问题意识/发展+理论”的模式，还需要整体环境有所改变以便给予其空间，包括改变目前单一的学术评鉴方式与标准，且有单位能长期建立关于产业与政策沿革的数据库，以及多元发表的空间等。这仍有待学界对后进者“为何”学习经济学做出更多的反思。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18年第12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