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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生坎坷的生活际遇，磨练了刘自椟先生这位北方学者顽强、倔强的性格。“虽九死犹未悔”的精神，是先生做人、治学、治艺的追求。
正如他所说：“五十年来未尝少懈、所谓少而好之老而弥笃者也。”而这，正是他对自己民族文化抱有强烈的责任感的中国历代文人的民族灵魂之所在。正是这，熔铸出刘先生书法艺术的民族精神——
不学古人，是谓无法 纯学古人，何处着我
“文化交流翰墨缘，名家声望日东传。光临白屋感无限，下笔有神看眼前。”
“夙听名声海外传，尊颜拜谒六年前。来游日本上州地，热烈欢迎为设筵。”
以上两首诗是日本著名书法家金泽子卿先生1995年在他的群马县“宝于草堂”欢迎刘自椟先生访问日本后寄赠先生的。
我记得两位大书法家在西安会面是1988年清明节，金泽子卿先生应陕西省于右任书法学会之邀访问西安，参加“中日首届于右任书法流派展览”之时。那次会见之后，金泽子卿先生即手书诗赠刘先生曰：“学古创新风气披，天真流露最清奇。绝伦妙笔凌秦汉，自独名声海外知。”
有幸的是刘先生1995年的日本之行我也在场，金泽子卿先生早就为我们的访问精心安排了各种活动，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造访“宝于草堂”。金泽先生是通过台湾于右任先生入室弟子李普同教授引荐成了于先生唯一的海外门人，“宝于草堂”就是于先生为金泽先生书斋亲题的匾额。刘先生是于先生的挚友贺伯箴先生的弟子，是于先生的同里、故人，面对于先生的墨宝，刘先生伫立沉思有时。当金泽先生请刘先生留墨宝时，刘先生用沉稳有力的篆书题写了“宝于草堂”四字，并跋曰：“金泽子卿先生收藏右任乡先辈墨迹甚富，右公因为之名堂。乙亥夏际来访草堂遂书记之。三原刘自椟”。刘先生挥毫作书使金泽先生夫妇和相聚的高崎书道会的朋友们无不感动。金泽先生十分兴奋地拿出了他珍藏的1960年日本出版的《书道美术》和《书品》杂志，很快地翻出了刊有刘先生篆书作品和报道刘先生事迹的书页。
那是历史上第一次中日书法交流展，1959年11月在东京展出，规模空前，观众逾万。当时年仅45岁的刘先生艺术水平已进入全国一流并誉播东瀛。日本《知远》、《墨》、《篆书资料》等书道杂志誉刘先生为“当代篆书第一”、“现代中国的大家”、“篆书名手”。
刘先生的书法，特别是篆书何以会受到海内外书法家的一致好评呢？我想，这只能从刘先生篆书艺术表象与内涵中去找答案。
刘先生出生于圣哲辈出、文风极盛的渭北三原。嵯峨山下，清河两岸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熏陶、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关中文化名贤。历代文人、学者、书家也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深深的足迹，关中地区周、秦、汉、唐以至近代的历史文物更直接影响过好古敏求的刘先生。其师贺伯箴先生的父亲贺瑞麟先生就是清末著名理学大师，贺伯箴先生更是以书画篆刻著名的大学者。在这样良好的文化环境中得名师指点，对刘先生一生学问根基的建立至关重要。贺伯箴先生“不学古人，是谓无法。纯学古人，何处着我”的名言更是刘先生从事书法艺术研究、治学的座右铭。
一事不知，君子之耻 德艺双馨，熔铸古今
“一事不知，君子之耻”。这是刘先生在访日时告诉我的。他自幼精研金石文字之学，举凡诗文、辞赋、历代典籍、关中文献无不一一研讨，融会贯通。 1949年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调查科科长，为陕西文化保护工作贡献颇多。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魏正始《三体石经》就是他捐赠国家的。在1995年夏访日时，日本书界朋友赠他书法作品集，他即发现日本朋友把杜诗“五陵裘马正轻肥”的“裘”字误写为“衣”字，把“遣”字误写为“遗”字，“逾”字误写为“俞”，立刻认真诚恳地写出意见，使日本友人十分感激。先生博闻强记，修养深厚可见一斑。更有趣者，刘先生每日看日本电视、报纸，对其所述之大事竟能了然于心。陪同翻译小姐都以为刘先生晓得日语。
刘先生首先是德艺双馨的学者，其次才是熔铸古今的书法大师。他曾说：“人的素质通过教育可以培养，不断提高，内部充实了外边就变了。”修养、气质的外部物化形态，在书法家，就是“寄情于点画之间”的书法艺术形式。对刘先生的书法艺术我们也只能从这样的背景出发，在这样的基点上去探讨。
刘先生五六岁入学读书即学习写字。从中学时代起即师事关史中著名学者、书法家、篆刻家贺伯箴先生学习诗文、书法。关于他的学书过程先生有一段跋语说得十分清楚：“赵悲庵以邓法书峄山文，自谓胜于郑文宝之钞史记。及今观之当作过论。而完白篆分固为清代第一，其用笔结体实可以‘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通风’二语尽之。昔予求篆法于白真先生，先生即举峄山而予疑之。先生喟然叹曰：‘始吾亦犹子耳，今乃悉其可取。子既喜完白既学邓可也，后当自知。’今先生墓草已宿，观文宝所刻，始觉其分画布白自有佳处。学者能辩赵郑之短长，其于书道有少悟乎。”
篆书独辟蹊径 自成一家 年逾八旬仍勤学不辍
虽然刘先生说他习篆从清代书法大家邓完白（字石如）入手走过一段弯路，但邓石如圆融流畅的笔势、笔法，均衡对称的小篆结体，纵长舒展的篆书体势，不能不对他篆书风格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峄山碑》“分画布白”的“佳处”更是形成他书法结体美的重要因素。在这两方面的基础上，他对上自甲骨文、金文、石鼓文，下至昊昌硕、吴大澂诸大家的篆书都一一做过潜心研究，他很欣赏吴昌硕“得虢盘遗意可喜也”的书学要言。早年他的篆书受章法疏朗、结体紧凑而活泼多变的西周重器《虢季子白盘铭文》影响很大，后来他博采众长，特别重视从最新出土的金文资料中不断吸取笔法、结字、章法的趣味。他主张出新、避熟， “学进去，走出来”。几十年来，他以大篆为基础，不断熔铸古今篆家之长，化为己有，所以他的篆书作品不断有新意见于毫颖之间，始终有一股盎然的生气，其篆书有三个主要特点：
首先是沉雄劲健圆融流动的笔法、笔势。刘先生的篆书从金文、石鼓得其沉雄劲健、从秦代小篆、邓完白线条得其圆融流动，将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糅合笔下。他主张中锋入纸万毫齐力，但并不排斥侧锋取险。他下笔时以沉稳厚重的中锋逆入，迟涩、顿转，然后中、侧交转以疾、纵之势平出，收束时略顿，虚空回锋，处理波磔笔画时更是如此。所成之线条圆劲而飞动，力感、弹性、节奏感十分强烈。更值得一提的是，刘先生常用浓墨起笔逆入重按，出锋时纵笔疾行自然形成渴笔飞白，墨的节奏感与笔的变化动势融为一体，形成了如壮士回腕的线条，有刚柔相济、虚实相生的美的形式。这一点不但在金文、石鼓文的拓本中看不到，就是由清代至近代诸篆书大家的笔下也很少见。这也正如沈鹏、谷谿先生所撰《刘自椟书法选·序》中所说：“刘自椟以刚与柔与渴三种因素互相渗透奠定了他成为当代颇有成就的篆书家的地位。”
其二是紧密舒宕灵活险劲的结字、字势。欣赏刘先生的篆书总觉得有一股逼人的气势，这气势一方面来自他独具的笔法笔势，同时也来自他匠心独具的结字。在结字上，他努力将来自《峄山碑》一类小篆均衡、对称、稳定、平正的结字特征融入金文大篆，而又将大篆旁逸斜出活泼多变的结字特点在均衡、稳定的原则下淋漓尽致地加以发挥，将大篆、小篆结字美的要素自然地融为一体。小篆体势的基础与大篆结字、笔法的有机结合，完成了他篆书精美的形体构造。他从武术的缩拳蓄势得到结字“重紧密”、“有核心”、“中宫紧收”、“字中疏密”的启示，又从吴昌硕结字“左低右高”中悟得了似斜反正的形式美的规律。
书写大篆，要做到字字有源、翰不虚发，在大量金文中选字、集字是最体现书家审美观念、审美水准的。刘先生于此的确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他笔下的每一个篆字，都有出土文物作根据，这与他谙熟甲骨文、金文、石鼓文，且有精深的古文字学研究造诣直接相关。他笔下的每一个篆字又都是经过自己审美意识、审美情趣加工过的具有新意的形体，灵活多样，横逸斜出，令人神往。 活，笔活、字活，正是刘先生大篆书的神妙之处，也是他的篆书结字“出新”之所在。
其三是抒情性的内涵。讲到书法的抒情性，人们总以为只有行、草书才最能体现出来。其实楷书、隶书、篆书也一样能体现书家的感情、情绪。当然书法的抒情性是凭借直观的点线曲折地反映出来的，观赏者必须在全面认识书家、书法特征之后去感悟。如果这一点可以认同，那么，刘先生的篆书不正是他耿直、沉稳、倔强、诙谐、豪迈、不羁的性格的物化形态吗？字如其人，刘先生的篆书也就是他自己的“心书”、他心灵波动的轨迹。
除自然地以点画为性情以外，有意无意地在书作中追求某种情绪是刘先生篆书的又一特征，就是一张小小的签条也能清晰地表现这一点。他为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于右任先生书《醉高歌二十章》所题签，线条流畅，波磔数见，笔势飞动，笔法多变，结字中宫紧收而纵横舒展，更有动势特盛的行草书款与之相辅，整个签条确实够得上“笔歌墨舞”，这也许是先生为同里先辈近世书法大师于右任先生墨宝题签别有一番欣喜之情所使然吧。他为三秦出版社所出《金文三种》题签，写得沉稳严谨中略透活泼的情趣，与其书内容相应。为三秦出版社所出《西周金文撷英》，选字、书写中更多了一点活泼潇洒瘦劲峭拔的趣味。“一叶知秋”，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影，三张签条不也可以看到刘先生寄情于点书之间的深深的情怀吗？在最古老的、纯观赏艺术的篆书中能“出新”、“避熟”，熔铸古今，独辟蹊径，自成一家，年逾八旬仍勤学不辍，是当今书坛当之无愧的书法大师。 隔天出刊 周末推出综合艺术专刊 把文学还给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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