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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想过自己要靠码字儿吃饭，至少在11年前是没想过的。
在那之前，我也写稿子，写诗歌、散文、短篇小说，还都在大大小小的纯文学期刊上发表过。可是，当年发表的文章，我都已不敢回头去读，尤其是诗歌，诗歌却曾是我青春年少时的创作量之最大，每一页的反正面都写着诗歌的硬皮本，配着我自己画的插图，大约有四五本，至今还在我书房的藤编箱子里，不舍得扔，却坚决不看，因为翻开一看，我就会看见当年的自己在装模作样，就会觉得自己是那群把当今诗人害惨了的害虫之一。
八十年代，虽然我小得可以用孩子来称呼，却在写诗了，因为那时候的诗人就像疯狂蔓延的荒草，到处都是，民间诗歌刊物多如牛毛，不知残害了多少棵正在茁壮生长的树，于是，我附庸风雅地把一些句子竖着排，当成诗歌投稿，居然还被通知参加县里的诗歌会议，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那感觉实在是太拽了，事实却是，直到现在我都不会写诗，到九十年代末期，诗人渐渐不受待见，我也逐渐意识到，诗歌之所以没落成了文学中不受人待见的流浪汉，跟那些类似我的、明明不会写诗却要冒充诗人到处招摇撞骗的伪诗人有很大关系，更因为我们这些伪诗人的烂诗败尽了读者的胃口，连累的那些优秀的真诗人跟我们倒老鼻子霉了……
在内心深处做过一番深刻的忏悔之后，我决定不再败坏诗人的名声了，专心致志写小说和散文，依然是自娱性质，尽管文学对我来说，一直是信仰，一直心怀敬畏，但这一点也不防碍我把文学当成灵魂的家，是灵魂可以歪上去或休憩或舞蹈的地方，它在我心目中的神圣程度，就像虔诚教徒心目中上帝的客厅。
大约10年前，我尝试着靠卖文谋粥，刚开始，我是忐忑的，因为内心深处的那个神圣的文学情结，总觉得要是为了生存而写作，就像女人为了银子而交欢男人，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自己的卖文行为很不齿，后来突然的那么一天，我觉得自己荒诞，写了文章能换钱，说明我写的文章还算有点价值啊，因为有人愿意拿银子来买它，如果期刊业，图书业不是公益性的，为什么我要公益性地看待我写出来的文章呢？说白了，它们是我的劳动，和农民种地和工人做工没任何的区别，如果一定要说有所区别，那就是我脑袋产生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可以被复制的，这么一想，我立马觉得自己健康了起来。
然后我大胆地承认，那些羞于为我的脑力劳动谈钱的岁月，于我自己来说，那是一种病态的价值观，我最喜欢刘震云的一句话：有市场的不一定是好东西，但是好东西一定有市场。
市场在某些时候，确实能真实而客观地反正出某些东西的价值，当然不是所有可以标得上高价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譬如感情，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标上价钱的感情是最不值钱的。尽管如此，我还是从不会为了钱去写一本书，因为那是对自己的背叛，作为一个作者，所能写的，一定是触动过自己内心的，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能调动起作者的创作激情一头扎进去写作的，而命题约稿，不具备充分调动创作激情的能力，所以，不管有多少钱拍过来，我从不接命题约稿，不写出版方或影视方提议的写作方向，在创作上，我唯一遵从也唯一尊重的，就是我的内心，在我写作的时候，它的去向，对我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写小说是我的主业，偶尔写电视剧本，那纯是好奇性质的玩票，绝不是为了赚钱，而且，在每写一部新的作品时，我想到的都不是它能给我赚多少钱，而是它能否完整而妥善地表达出我想要表达给这个世界听的观点，尽管事后它总能给我带来钱，可我在创作的时候，一直和钱妥善地保持着它应该有的距离。
我经常开玩笑说，做人一定要有玩票精神，其实，就我人生本质而言，我不过是个女人，上帝给我的任务就是给我爸妈做女儿，给我丈夫做妻子，给我孩子做妈妈，当然在这些天职之外，我还可以有个供我经济独立的职业，谋生意义上的职业，我曾经有过，也换过很多种类，因为始终觉得做那些工作，不过是让我活下去，可人的一生，如果只是追求生存性质上的活下去，是最没意思最聊赖的了，在我来说，人生最大的快活，不是爱到了最想爱的人，而是能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而它也给我生的尊严。
多年以来，我以写小说为主，我的最爱却是散文，尽管多年前写的诗已是愧不能读，多年前的写的散文却依然是从我内心流淌出去的清冽小溪，明亮而干净地流淌着，那是我呈自然状态的内心，或许，多年以后，我会写那些明净而慵懒却能是我的内心归于平静的散文。
每一个写作的人，都有一颗好奇的、不会停止成长的心，作为一个思维动物的写作者，如果思维停止了生长，那么他的创作生涯也就该结束了，这些年，我最害怕的就是内心停止生长，我像挑剔合适的食物一样挑剔能营养它长大的好书，像一个贪婪而好奇的孩子一样，向生活这位伟大的老师学习，然后，心怀敬畏，念念感恩，一路前行。
（本文转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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