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全球化理论：概念、热点和使命

　　作者简介：杨雪冬 通信地址：100032 中共中央编译局

　　内容提要：全球化理论不断深化扩展，触及到包括观念在内的社会各个层面。本文概括介绍人们密切关注的全球化理论概念的发展和热点问题。

　　关 键 词：全球化/理论/西方

　　80年代以来，在西方社会中，“全球化”（globalization ）一词逐渐从学术界进入了日常生活；从一个许多字典里难觅的生僻之词成了很多人信手拈来的熟语，从简略地概括世界未来的趋势成了整个社会各个层面追逐的时尚。

　　西方理论界在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进程中被迫进行调整。学者们一方面清算着各自学科中的传统，辨别着原有的理论缺陷；另一方面则以革新迎接挑战。他们不仅密切关注现实中全球化带来的各种影响，产生的各种现象，而且调整着原来的理论基础以更合理地解读变化万千的世象。这其中最根本的革新是以社会、个人、人类或者文化、文明来替代传统的理论基础——民族国家或某种体制。这种革新带来的是一场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

　　一、澄清全球化的概念

　　在西方理论界中关于全球化的确切定义众说纷纭。纵观现有的理论，全球化概念大致有如下几种界定：

　　1.从信息通讯角度，全球化被认为是地球上的人类可以利用先进的通信技术，克服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 Mcluhan）在其1960 年出版的《传播探索》一书中提出的“全球村”（global village）恐怕是这种认识的始作俑者。而且这种认识影响了许多把全球化归于技术进步的学者。

　　2.从经济角度，全球化被视为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依赖，特别是形成了世界性的市场，资本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这种经济全球化是自由派经济学家心目中经济发展的最终和理想状态，也是众多跨国公司希望的结果。这种认识把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归结为市场的发展，从而把国家在理论上推到了全球化障碍的一面。

　　3.从危及人类共同命运的全球性问题角度，全球化被视为人类在环境恶化、核威胁等共同问题下，达成了共识。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

　　4.从体制角度，全球化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在这方面，毫无疑问，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是最有代表性的尝试（注：依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eul Wallerstein ）， The Modern World-system，第1卷，纽约：学术出版社。）。 他认为不平等交换形成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的本质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他之后，美国学者德里克（Dirlik）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也可以称作“灵活的生产”，也是欧内斯特·曼德尔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它指的是在新的经济“规则”（regime）下商品、金融交易、以及生产过程本身的前所未有的流动。（注：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1994，After Revolution， 威斯利延大学出版社。）英国学者斯克莱尔（Sklair）则更直接提出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体系（ global system ）正在世界范围内扩展（注：斯克莱尔（Sklair），1991，The Global System，哈威斯特·威特谢夫出版社。）（1991）。他强调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而且是政治、文化过程，更确切地说是三者统一的过程。另一个左翼学者阿尔博（G.Albo）明确地说“全球化必须不仅被视为一种经济规则，而且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它植根于社会权力特有的资本主义形式中，而且这种权力控制在私人资本和民族国家手中。基本上讲，全球化意味着市场作为一种经济规范者（regulator）日益普遍化。 ”他还进一步强调“全球化只是资产阶级的国际化。”（注：G.阿尔博（Albo），1996，The World Economy,Market Imperatives and Alternatives ， 载于Monthly Review，第12卷，第16、17页。）

　　5.从制度角度，把全球化看作是现代性（modernity ）的各项制度向全球的扩展。英国学者吉登斯（Giddens）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 他认为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从社会向世界的扩展。它是全球范围的现代性，因为“现代性骨子里都在进行着全球化。”（注：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The Consequence of Modernity， 剑桥：政体出版社，第63页。）吉登斯这种制度主义观点被罗伯逊批评为忽视了文化和文明在定义全球化中的意义。（注：罗伯逊，1992。）

　　6.从文化和文明角度，把全球化视为人类各种文化、文明发展要达到的目标，是未来的文明存在的文化。它不仅表明世界是统一的，而且表明这种统一不是简单的单质，而是异质或多样性共存。这一派学者更强调全球化是一个动态的、矛盾冲突的过程，它没有一个单一的逻辑，而且也不会出现其他学者所说的某种统一、一致的局面。在这方面，最早系统阐述该思想的是埃利亚斯（Elias）。此后有罗伯逊、 费舍斯通（Featherstone）等人。费舍斯通在给一专题杂志写的导言中提出了全球文化（ global culture ）出现的可能性。 （注： M.费舍斯通（Featherston），1990，Global culture:An introduction ， 载于Theory,Culture and Society，第7卷。 ）他认为全球文化的相互联系状态（interrelatedness）的扩展也是全球化进程，它可以被理解为导致全球共同体（ecumene ）——“文化持续互动和交流的地区”——的出现。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成了这种观点的拥护者。

　　当然，上面列举的只是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除此之外，有的学者用更加极端的眼光看待全球化，把它等同于西方化、美国化，有的还形象地把它称之为“可口可乐化”、“麦当劳化”。有的学者把各家观点综合起来，以图得到一个全面的定义。例如，姆利纳尔（Z.Mlinar）在一篇文章中把全球化概括为：世界层次上不断增强的相互依存；统治和依赖的扩大；世界的同质化（homogenization）； “区域共团体” （territorialcommunities ）内部的分化；

　　以及克服时间间断（discontinuities ）的手段。（注：Z.

　　姆利纳尔 （Mlinar ）， Individuation and globali za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territorial

　　social

　　organization ，

　　载于姆利纳尔主编，

　　Globalization and Territorial Identities，英格兰：爱佛伯瑞出版社。）还有的学者试图排除价值判断，得出一个中性的定义。如麦克格里（A.G.Mcgrew）认为，全球化是“组成当代世界体系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和相互沟通的多样化”，是“世界某个部分发生的事件、决定和活动能够对全球遥远地方的个人和团体产生重要影响”的过程。（注：A.G.麦克格里（Mcgrew），1992，Conceptualizing global politics，载于麦格里等主编，Global Politics: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state，剑桥：政体出版社，第5页。）

　　以上诸多定义充分说明全球化具有多维特征，因此在定义全球化时应该避免以下偏颇：（1）不能只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考虑全球化； （2）不能只用现有的分析单位，如国家、个人， 跨国或国际团体等考虑全球化，要把不断增加的各类行为者——他们的意识和存在的目的是跨国的或全球性的，而且对于世界秩序有着迥异的看法——考虑进来；（3）不能把全球化过程归结为一种“逻辑”， 如沃勒斯坦将其归为不平等交换创造的国际劳动分工。

　　纵观这些定义，我们可以对全球化做以下界定：

　　（1）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过程；

　　（2）全球化在理论上创造着一个单一的世界；

　　（3）全球化是统一和多样并存的过程；

　　（4）现在的全球化是一个不平衡发展过程。 除了全球经济初见端倪之外，没有出现全球政治体系、全球道德秩序或世界社会；

　　（5）全球化是一个冲突的过程。国家、个人各种各样的团体、 组织以及不同的文化都涉及进来；

　　（6）全球化是一个观念更新和范式（paradigm）转变的过程， 正如意大利学者M.I.康帕涅拉所说：“全球化不是一种具体、明确的现象。全球化是在特定条件下思考问题的方式”。（注：康帕涅拉：“全球化：过程和解释”，梁光严译，《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7期。）

　　二、全球化进程中的几个热点问题

　　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变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涌现出新问题、新事物，同时传统的事物也受到冲击，甚至被淘汰。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新旧更替不仅涉及物质层面，而且影响到精神领域，因此可以说全球化进程是一个重新评价的过程，一个重新确立认知坐标的过程。这里介绍全球化理论所关注的几个突出问题。

　　1.民族国家的命运

　　民族国家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制度，其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全球化进程的开始。可以说，至少在本世纪60年代之前民族国家一直是全球化进程的受益者和最主要的推动者。但是，全球化进程在60年代以后的新变化挑战了国家原有的稳固地位。这种新变化主要体现为跨国活动和跨国主体的急剧增加，以及个人和国内团体力量的增强。前者超越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和边界；后者削弱了对国家的依赖和信任。因此，如麦克格里所说，全球化经常与“地域性民族国家的（意义）危机”密切相关。（注：麦克格里，1992。）

　　麦克格里和海尔德（Held）在1993年为《政府与反对派》杂志合写的一篇文章中详细分析了国家目前的这种处境。他们认为：一方面国际的、地区的、全球的权力结构限定了国家的实际行动。这些权力结构包括国际规制和组织，世界经济日益居于主导地位的逻辑，国际法的约束以及民族国家安全能力的下降；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特别是被削弱的国家无法控制亚民族力量和行为者。这种认识被英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形象地称为国家权力向上、向下的转移。 （注：（英）保罗·肯尼迪， 1994，《未雨绸缪：为21世纪做准备》，何力译，新华出版社。）

　　关于民族国家命运的讨论更多的是集中在国际政治学界和国际法学界。学者们关心的是国家能否以传统的主权者身份发挥严格意义上的作用。但是一些文化学者也从国家是否具有赋予其成员以身份的角度来探讨国家存在的可能性。综合这些认识，可以发现，这些学者大致从三个方面说明国家的“衰落”的：（1）国际主权原则的变化， 国家权力是传统意义上无限的，还是有限的；（2 ）国家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关键领域中的自主性问题，是国家决定还是其他主体决策；（3 ）国家作为民族身份的表现形式问题，即民族主义是否仍然有效。尽管许多学者都试图论证国家的权力的受限制和地位的下降，但没有几个人敢预言全球化将带来国家的消亡。

　　2.民族主义和民族性（ethnicity）

　　在全球化进程挑战民族国家的时候，民族主义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实际上，民族主义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际的两种冲击。在国内是曾经被民族主义召唤到一起，被民族国家统一在一起的种族（ethnic）。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年代，这些居于少数地位的种族和居多数地位的民族团结在一起，彼此间关系是和谐的。但是，随着这一使命的完成，国家的稳定，这种和谐关系开始出现裂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提高了各种族的自我意识、巩固了其身份意识。与外界的频繁交往以及内部沟通的及时，都使这些种族愈加认识到自我的不同。二是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恶化了种族与主导民族之间的关系。这在前苏东国家体现的最为明显。鲍曼（Bauman）认为虽然前苏联尽最大力量统一各民族，但是少数民族内部的少数种族不可思议地发展着，扩大了民族、种族和国家间的距离。在前苏联的部分地区、前南斯拉夫、中部非洲，以及部分西方国家中种族冲突带有强烈的暴力色彩。（注：西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 ） ，

　　Modernity andambivalence，载于Featherstone(ed.),Global Culture。）

　　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了民族性已经成了全球化进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许多学者，如罗伯逊、费舍斯通等都认为这是全球化进程的必然产物，是这些种族重新认识自我的体现。而史密斯（1990）则进一步分析到，在民族主义中一直存在着前现代与现代因素的紧张关系。前现代因素是一种原始依恋的民族身份，史密斯称之为“种族身份”（ethnie）：现代因素是与启蒙现代性相联系的“文明”（civic）传统。 二者构成了民族主义的基本紧张关系。而目前则是前现代因素势头正盛的时期。（注：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 The

　　supersessionof nationalism? 载于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Sociology，1990年，第31卷，第21—32页。）

　　客观地讲，如果“民族性”只是停留在宣扬本族文化和文明的领域中，那将是对全球化进程的极大促进，但是如果它带来的是国内战乱，以及丧失人性的种族清洗那将是逆全球化主题——共同生存，必然会被历史淘汰。

　　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民族主义得到加强的一面。尽管学者们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全球文化交流等跨国活动有削弱民族主义的可能，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在经济领域、文化体育领域以及政治领域中民族主义仍然非常强大，只不过它由原来简单地依靠军事武力转向了鼓励多方面竞争，民族主义依然是个人寻找自我身份的最佳途径。

　　3.新认同政治（The new politics of identity）

　　近年来，身份（identity）成了一个非常时兴的概念。许多学者用它来说明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即个人对传统政治和阶级身份的认同越来越淡漠，越来越归附于亚团体或者重归个人。这实际上就是政治生活的个人化和分散化，也表明了个人和团体对替代传统政治价值观念和实践行为的探索，是身份贴附对象的转移。具体而言，新身份政治表现为女权主义、绿色和平运动、民族性、新地方主义，以及个人疏离政治、以及民粹主义等。

　　在传统政治中，实现国家的政治统一通常采用的是现代化过程，如城市化、工业化以消解地方传统，或者用主导文化取消文化差异和政治抗拒，或者在教育部门以及政治代表的民族份额分配上实行多文化主义。进行政治动员则多以阶级为基础。代表某阶级的政党用阶级的政治要求把选民动员起来，夺取政权或在选举中成功。的确，这些措施在一定时期起到了应有效果。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阶级界限的模糊，个人、团体选择机会的增多，多种认识世界方法的出现，传统政治的弊端，如腐败、官僚主义等日益明显。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压力的骤减等使得这些个人、团体开始重新确定自我身份的归属。正如埃尔金斯（Elkins）所说的，全球化增加了个人身份的选择机会和数量，使个人的独特性更加突出。“全球化越广泛——而且根据定义各种团体认识面越广——个人的团体选择对那种独特性（uniqueness）的支持越大。标准越具有全球性，地方选择的独特性越明显。”（注：D.J.埃尔金斯（Elkins），1997，Globalization,telecommunication and

　　virtual etnic communities，载于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18卷，第139—152页。）

　　新认同政治对传统政治的冲击是相当大的。这体现在：（1 ）由于民族身份、少数民族和种族身份、地方身份以及性别身份问题日益明显，使得身份政治在西方由边缘问题成了政治的中心问题；（2 ）威胁着民族国家的存在。由于对国家忠诚的转移，使得国内种族、地方以及小团体和个人分散了国家的权力。例如雅克魁斯（Jacques ）提出民族国家行将“熔化”（melt down）。他以意大利为例， 贝鲁斯科尼领导的“自由联盟”在意大利选举中的获胜是因为他使选民们相信他不是腐败的政治阶级的一分子，这种意识威胁着脆弱的意大利；（3 ）造成传统政治中的价值理念的消解或被替代。比如，泽格（Gergen）认为，当身份和忠诚变得更加多样时，公民的概念分解了（unbundle）。一个人的身份越来越受到环境的制约，而且在这些环境下，身份的组成部分受到了不仅是一国或地方之内的事件，而是广泛的公共事件的动员与威胁；（注：K.J.葛根（Gergen），1991， The Saturated Self:Dilemmasof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life，纽约：基础书店。）（4 ）个人化的政治成了西方政治选举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从近几年西方几个大国的选举过程中可以看到，获胜的重要原因也许不是什么派别的观点而是候选人个人的魅力。这在美国的克林顿和英国的新首相布莱尔的获胜中体现的最为明显。翩翩的英姿，出众的口才成了吸引选民的拿手武器。

　　总之，新认同政治是目前世界政治中的一个新现象，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和发展的前景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和分析。

　　4.现代性、后现代性与全球化

　　现代性、后现代性，现代化、后现代化这两对概念经常出现在许多全球化理论文献中，其关系如何呢？

　　总的来看，这两对概念是描述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整个社会发展出现的两种状态，这两种状态是相互联结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出现完全现实化的后现代性，它更多指的是一些现象和心理反应，或者仅仅停留在哲学概念。但是无论如何，这两个概念对于描述全球化进程是相当有用的。

　　现代化是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不是唯一力量。因为在现代化之前，早已出现了全球化力量，如“基督帝国”等理念。现代化为全球化提供了制度力量和保证，如工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民族国家等，同时，这些现代化制度也实现了本身的全球化。应该承认的事实是，现代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西方的现代化，并且在一段时期内，西方模式也是一种全球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在一定时期内是西方化的过程。但是，不能就此否认其他国家，尤其是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有益探索以及它们对全球化的贡献。

　　后现代性的出现既是对现代性的反动，也为多种文明参与全球化提供了机会。后现代性反对欧洲启蒙时代形成的价值理念和它维护的西方中心式的制度，倡导非中心化和多元化。当然也有的学者不同意用后现代性描绘目前的世界状态，比如吉登斯提倡用激烈的（radicalized ）或繁盛（high）的现代性说明目前阶段。（注：吉登斯，1994。）但无论用什么样的概念，起码大多数人都承认，现代性的最近发展削弱了它的整体化方面，而且“解构”了秩序、起步、理性这些启蒙时代形成的经典信条，代之以机会、风险和更多的偶然性。因而，更准确地说，全球化进程现在没有扩大现代性，而是成了其转变的加速器。正如罗伯逊和莱彻纳（Lechner）所说：“现代性的许多主题——生活世界的分裂、结构的分异、认知和道德上的相对性、体验范围的扩大——在全球化进程中已被加深。 ……现代性问题已经扩展成在归类意义上的全球性（globality）”（注：R.，罗伯逊，F.莱切纳（ Lechner ）， 1985 ，Modernization,Globaliz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culture in world-system theory，载于Theory,Culture and Society，第2 卷，第108页。）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在实践层面上，全球化推进了现代性的转变以及后现代性的某些实现，但是在理论层面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对概念的提出与探讨说明了西方人对自己的反思，对自己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的重新确认。这对概念本身是西方式的。

　　5.文明之间的关系

　　在西方学术界，自斯宾格勒、汤因比以来，一直关注着文明的问题，虽然在早期学者们注意到看待文明问题上的“西方中心论”，但没有人做进一步深入研究。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多元化，一些学者意识到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对于全球化的重要性，并且在这方面进行了颇有益处的深入研究。

　　90年代以来，全球化理论更是关注文明问题，而且都非常坚定地抛弃了文明标准。有的学者，如沃勒斯坦进一步从概念上清算了这种文明问题上西方中心论。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全球化进程必然是文明的多元化共存。

　　谈到文明关系，必然涉及亨廷顿构建的文明冲突论。他用文明替代了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并设计出一幅未来多种文明冲突的景象，声称西方文明的最大对手是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他实际上把现实政治中存在的一些矛盾系统化抽象化了。虽然他在以后的著作中有所调整，但他在文明关系上是彻头彻尾的文明竞争论者。

　　之所以在全球化进程中文明关系问题极为引人注目，原因在于：（1）文明的差异是根本和持久的， 这是现代政治意识形态和体制不可比拟的。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西方文明霸权地位的下降，西方文化解释的乏力，这种差异将更加明显；（2 ）全球化进程带来的时空紧密化推动了“文明意识”的加强。人们在与其他文明交流过程中既了解了对方，又清楚了自己。虽然现代化和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民族国家的凝聚力，但更加强了对身份归属的紧迫要求。文明无疑是确立身份和意义的有效源泉；（3）随着民族性和宗教影响力的增强， 文明的作用将更显重要。

　　三、全球化理论的使命：粉碎“中心论”的桎梏

　　在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各种理论一直徘徊在“中心论”与“反中心论”之间，“中心论”和“反中心论”基本上可以把全球化理论分成两个阵营，而这两个阵营又基本上与右派学者群和左派学者群吻合。右派学者更多的是“中心论”者（鲜明的或潜在的）；左派学者则是鲜明的“反中心论”者。

　　所谓的“中心论”、“反中心论”实际上是一种看待全球化发展进程的观念或态度。“中心论”认为全球化进程源于一个中心，是这个中心模式在全球的扩展，全球化的结果就是这个模式的全球普遍化。在不同的“中心论”者那里，这个“中心”是不同的，但基本可以归纳为“欧洲”、’西方”、甚至“美国”。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是：在全球化的早期阶段，全球化进程实际上就是欧洲国家海外拓殖的过程，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过程，或者说是西方文明挤压非西方文明的过程。在这个阶段中，“中心”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其力量不仅控制着政治、经济，而且掌握着文化意识形态。这个阶段中的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或多或少带有“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色彩，直接或间接地充当了资本主义或西方文明扩张的文化意识形态，其中最典型的当推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二战之后出现的现代化理论。

　　如果说“中心论”代表了在全球化进程占据优势并获得利益的团体的话，那么“反中心论”则代表着处于劣势并失去利益的团体。事实正是这样。从一开始，“反中心论”者基本上都是左派，他们认为全球化的进程不是由某个“中心”，而是由众多主体推动的，全球化的结果不是一个模式的推广，而是众多模式的共存。作为“中心论”的对手，“反中心论”一直为推翻“中心论”在全球化理论中树立的霸权而努力着。它的努力显然受到了全球化进程的客观限制。至少在一战结束之前，全球化进程实际上等同于资本主义或西方的扩张进程。苏联的出现虽然使替代资本主义制度成为可能，但同力量强大的美国霸权相比，依然难以抗衡。以至于在二战结束后相当长时期，充满“中心论”色彩的与现代化理论主导着西方理论界。

　　60年代以后，“反中心论”力量开始逐渐强大起来，这主要得益于非西方社会力量的强大、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美国代表的西方力量的相对削弱，全球化进程日益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拉开一定的距离，表现为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的特点。“反中心论”主张的全球化将是一幅多元化图景的观点得到了长期受到西方力量挤压的非西方社会的认同以及它们实践的支持。“反中心论”开始在全球化理论中取得了与“中心论”抗衡的力量，甚至略胜对方一筹。

　　由于“反中心论”力量的壮大，使得全球化理论在主流上摆脱了原有的狭隘的“地域”观念以及意识形态色彩，端正了看待全球化的基本态度。虽然苏东剧变一度使“反中心论”的力量有所削减，但并没有动摇它在全球化理论中的中坚地位。这点可以通过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由盛到衰的急剧过程中看出。

　　可以说，相对于“中心论”来说，“反中心论”的力量在于：一是抓住了全球化进程的本质，即全球化不是一元化而是多元化，不是资本主义的普遍化，而是多种文明的共存；二是“反中心论”者的左派立场使其长期站在大多数的一边，处于劣势的一边，扮演着“中心论”霸权的挑战者角色。这种角色决定了其态度更冷静些，目光更远一些，更具有革新意识。这点可以在90年代“反中心论”者把文化、文明引入理论分析看出。用文明或文化替代体制分析或民族国家不仅能够把更多的全球化主体包容进来，而且更能加深对人类共同命运的认识。

　　虽然“反中心论”占据了西方全球化理论的主导地位，但其前进之路仍很漫长，这一方面是因为其本身仍有不完善之处，另一方面则在于其面前是更强大的“中心论”——根深蒂固的整个西方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