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诺石印
安诺石印让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感到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那么血脉相连，象俗话所说，有一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感觉。不论这方石印是出土在土库曼斯坦安诺，还是出土靠近在古波斯附近的高地，还是出土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它都能让生活在亚洲东方的黑头发、黄皮肤的人耳熟能详，激动不已——它就是已经传承了5000年历史的方块汉字！
这种文字是中华民族的自源文字，与其它民族无关联。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方石章刻着几个字，都念什么？
古代印章一般都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顺序排列。右上为“五”字，右下为“己”字，最后还有一个字，这个字谁也不认识，因为在商周甲骨文、金文里，没有这个字形，在以后的文字里也未有此字形。那它到底念什么呢？为了弄清这个字的原委，先看一看我曾写过一篇短文，一分钟辨认夏朝文字，文字不长，引在下面，这对判断它是不是夏朝文字，很有帮助：
马贺山：一分钟辨认夏朝文字[一]
在新出现的成文历史中，如果有商周甲骨文、金文以外的未知的象形的篆字，哪怕只有一个，也可断定是夏朝文字或夏朝以前的文字。如[禹王碑]中的人字，就有六、七种之多，而商朝甲骨文、周朝金文的人字就是一种，是一人身和一只胳膊的形状，除此以外，别无它种写法。现在[禹王碑]中人字写法有一种是带眼睛的人字，写作'了’内有一点，带有这种'了’字写法的人有四个字，承[1]邕[7]似[26]弗[40]，这种尚未定型的文字，只能出现在商朝甲骨文之前，而不能出现在商朝甲骨文之后，所以说[禹王碑]是夏朝文字，并非笔者的主观臆断。
【禹王碑】从人字的发展演变上看，是后来文字中所没有的，所以将它定在商朝甲骨文之前，是合适的。现在又一个新的人字出现了。请看安诺石印第三个字，左偏旁为一竖，代表人字，为什么这一竖代表人？因为万兽之中，只有人才能直立行走，一竖表示人，有章可循，有字可查。在商朝甲骨文里，人字由两画组成，一竖代表人的身体，一撇代表人的胳膊，这是一个人的侧面形状，在此之前，一竖为人，是应该存在过的，它与【禹王碑】中的了字内有一点为人字，有异曲同工之妙。精通治印的人一般都清楚，在古人的印谱中，作字的单立人，有时就有刻成一竖的，这并不奇怪。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古人的印谱中，有很多的字，与商周甲骨文、金文的同类文字，字形不一样，它是从另一个专门渠道流传下来的，笔者认为，它们都是商周以前的文字，这一点，以后在专门详细论述。现在我们再看第三个字的右半部，是篆书木字，与人字组合在一起，原来是个休字。休字非常醒目，站的位置很大，已压过其它二字。我认为三字应该读作五【吾】休【修】己，从通假的角度讲，应释为“吾修己”大禹本来是夏后氏的后代，姒姓、母亲叫修己。凡是夏后氏的后裔，都可称夏禹帝之皇母为“吾修已”，就像清末宫里人称慈禧为老佛爷一样，敬称也。此印章即为夏禹帝之皇母修己之印章。
夏朝有文字吗？夏朝有印章吗？我们来看看史书的记载。《汉书·古今人表》: “自书契之作，先民可得而闻者，经传所称，唐虞以上，帝王有号谥，辅佐不可得而称矣。”最早的文字只记录帝王名号，连辅佐大臣的职名也不记录,时间为夏朝以前的唐虞时代以上，春秋时人还能看见虞夏商周之书。
《后汉书·祭祀志》则认为，官印起源于夏、商、周三王：“自五帝始有书锲，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玉玺，以检奸萌。”这说明在古代夏商周三朝，帝王是首先使用印章的人，帝王的皇母有印章也是可以理解的。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载：“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并举出“夏虚都三玺”即“夏虚都司徒”、“夏虚都左司马”、“夏虚都丞”三方印为证,说明夏朝除了夏后氏帝王用玺以外，其下官员也普遍使用印章了。
清代学者孙星衍说：“唐虞三代五经文字毁于暴秦，而存于《说文》。《说文》不作，几不知六艺；六艺不通，唐虞三代古文不可复识，五经不得其解。”
通过以上引文，我们可知，五帝时已有文字，三王【夏商周】时，已用印章，后世很少见到，是由于暴秦焚书坑儒的结果。秦始皇再暴虐，也难达到目的，为什么？就因为他不得人心，总有人会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将禁书保存下来。【仓颉书】、【夏禹书】、【禹王碑】、【莱丘铭】等夏朝以前的成文历史，流传下来，就是明证。可以认定，安诺石印是夏朝文字无疑，因为石印上的三个字是通过与5000个商朝甲骨文、3500个商周金文比对、分析、研究之后，做出的判断，而不是简单的推测。它正好与国外考古队认定的此物为公元前2300年的时间大致相合。
对于这样一方石印，国内的著名学者是怎么认识的？李学勤认为：“中国文字的起源目前尚在探索中，安诺的石印符号与中国文字也不会有什么关系，不过像近年发现的山东邹平丁公陶盆残片和山西襄汾陶寺陶背壶上面的符号，多数学者承认是文字，年代也在公元前第3千纪后段。安诺石印，如果年代可靠，还是能给我们研究文字起源一些启迪的。印上的符号均由简单的直线构成，没有任何象形意味，这一点同中国常见的陶器符号相似。”他在这里强调了两点：1，“安诺的石印符号与中国文字也不会有什么关系。”2，安诺石印“同中国常见的陶器符号相似”。
对于李先生的这个认定，让人感到很惊讶，他研究了一辈子中国文字，到关键时刻，居然将刻有中国文字的安诺石印，拒之门外，反而说与中国陶器符号相似。当然这是十年前的观点，十年后的今天，李先生已把贾湖符号和二里头符号，当成了文字，那对安诺石印又怎么看呢？
裘锡圭先生给的结论是:“如果不问出土情况，我认为这个发现不会比西汉更早。”裘先生认为是中国汉字，但不会早于西汉。这无疑是一个谨慎而保守的观点，如果照裘先生的意见，安诺石印是西汉以后的文字，他应该认识这三个文字，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破译，不破译，就说明他吃不准，有的字还没有把握。在这种情况下，肯定安诺石印是西汉以下的文字，这结论下得早一点。我判断安诺石印是夏代文字，是在破译的基础之上，当然也参考了其它因素，其中也包括考古数据。最后我对梅博士的话，很感兴趣，因为他说得很中肯：“安诺印章迫使我们重新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考虑中国文字起源的问题。”这种不同的方式，究竟指的是什么方式？我理解，既然考古队一时半晌挖不出夏朝文字，为什么不到传世的文字里去看看，传世的文字除了前面提到的几篇之外，还有【夏小正】、【山海经】、【连山易】，唐书，虞书，夏书等，经验告诉我们：历史很难虚构，但不同的解读，却可以曲解，甚至篡改。一些学者离政治人物越近，离政治中心越近，离政治路线越近，他所受的时代局限越大，它的学术生涯则是短命的，这已被历史和时间证明过了，君不见那些历朝历代，参与政治的文人，都昙花一现，成了历史过客？搞政治就不要搞学术，最后会毁了学术，中国文字的起源就很能说明问题。
[附]《纽约时报》关于安诺出土“石印”的争论（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