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念天津解放70周年 天津平津战役纪念馆内油画《攻占天津警备司令部》   口述者：史德山 1929年8月1日出生 时任四十三军一二八师三八二团三营九连班长 我是天津人，从小生活在河北大街。14岁开始学徒，15岁那年被日本人抓到了关外修铁路，受尽了苦难。1945年，我在东北奉天参加了革命。辽沈战役之后，我们接到上级命令，转移战场极速进关，这也是我离开家乡几年后第一次进关。当时部队从山海关长城进关，经过很多山村，行军时，沿线每个村庄的老百姓都端着开水，拿着红枣、栗子、熟鸡蛋给我们吃。 当时我所在的部队已改编为四十三军一二八师三八二团三营九连。那是尖刀连，专门啃硬骨头的。我那时候是个班长，正当我们准备冲向北京城的时候，部队突然接到命令，让我们把随身携带的除枪支、弹药以外的东西全都扔掉，火速跑步向天津前进。我记得那时已快过春节，外面下着小雪，经过一百四十多里地的急行军，我们到达了杨柳青镇。就在石家大院门口，部队稍微停顿了不到半个小时，连口水也没喝，又开始向市里出发。 从杨柳青看，天津城就像一团火。我记得部队的大炮架在堂二里（现属河北省廊坊市管辖）。咱们用的都是野战炮，缴获国民党的。当时我是步兵，使用的是汤姆逊冲锋枪。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我军势如破竹，从杨柳青到西站，再到南市，从南市又到四十中学，再到南开大学附近，战况进展得特别迅速。我们直接打到解放桥，几个野战军在那里会师。我们部队在天津的伤亡是最少的。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实在是太兴奋了。天津是我的故乡，而我就是解放天津的参与者之一，我无比骄傲与自豪。 口述者：陈有金 1927年4月17日出生 时任四十六军一三七师一营一连侦察员 我从小父母相继去世后，和姐姐一家在卑家店生活。姐姐家的孩子多，再加上自己正值年轻力壮，粮食根本不够吃。当时八路军征兵，我决定参军。 1948年冬天，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毛主席火速决定，让正处休整期的东北野战军迅速隐蔽入关，与华北野战军一起发起平津战役，歼灭傅作义集团。从11月23日开始，东北野战军主力10 个军和特种兵分三路隐蔽向关内挺进。 攻打天津时，我们用布袋子装着小米和炒面，背在身上，饿了就拿出一小捧充饥，条件相当艰苦。但是，一想到打赢这一仗就能过年，有肉吃，有酒喝，浑身还是充满了力量。 我所在的部队负责攻打天津西营门，这是最不好进攻的地段，敌我双方在此均伤亡惨重。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所在部队的指挥员张老八在休养期间叛变，被国民党封为天津市水利局局长，主要负责各种河道及桥梁管理。由于张老八在叛变前就已得知我方具体的攻城计划，所以他有针对性地将通往天津西营门附近护城河上的小桥全都炸毁拆除。 张老八的行动，的确给我军攻城造成极大困难。不过，由于当时解放军早已深得民心，周边老百姓看到解放军战士数九寒冬穿着棉衣跳入冰冷的河水中准备过河时，纷纷拿出自家门板，铺在断桥上，帮助我军渡河。 1949年1月15日，当我随部队打入天津市区冲向法国桥时，陈长捷的部队负隅顽抗，在桥上疯狂扫射。我作为先遣部队的侦察员，在侦察地形过程中右腿中弹，在马上迎来解放的重要时刻掉队了…… 几个小时以后，天津解放了，我被部队安排至老百姓家休养，吃住都和老百姓在一起。没有受伤的战士，负责每天给老百姓打扫院子，挑水，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活，部队还会给老百姓粮票，作为接待和照顾解放军战士的补偿。 天津解放当晚，跟过年一样，部队领导到老百姓家中给战士们敬酒欢庆胜利。 口述者：崔子合 1926年3月出生 时任四十六军四一零团一营通讯班长 1944年夏天，我和本村的孙万友一同报名参加了八路军。1947年8月编入东北民主联军第九纵队二十六师，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治委员李中权。锦州战役之后，我们九纵改为第四十六军。我在四一零团一营营部任通讯班班长。 1949年1月2日，我们从冷口入关，前往塘沽，逼近天津，后在离天津十几公里的灰堆驻扎下来，为解放天津做好战前休整。 1949年1月14日，我军以强大的兵力对天津发起总攻。上午10点，总攻开始，东北野战军集中5个纵队22个师34万人在刘亚楼指挥下，上千门火炮同时向天津城开火，战斗场面相当惨烈，陈长捷等人只好躲在地下室里指挥战斗。 根据天津地形特点和敌人火力分配情况，刘亚楼决定将一纵、二纵、七纵、八纵作为主攻部队放在东西两侧，以金汤桥作为会师地点，把天津一分为二后分别歼灭敌人。九纵（四十六军）和十二纵一个师，在南部阻挡天津守敌南逃，另外由一小部分兵力从北部佯攻。 激战了一夜，15日凌晨5点，东西两侧突击部队横穿整个市区在金汤桥胜利会师，把天津南北一分为二。此时，陈长捷的警备司令部仍在抵抗。7点，解放军在突破了国民党的核心工事海光寺后，立即向位于附近的天津警备司令部靠近，陈长捷的战时指挥部就在这里。 因通讯故障，敌人内部联系中断，有的人仍在负隅顽抗。我们把警备司令部包围，司令部大楼面积很大，有四五层楼高。领导派了小杨等六名战士，带上炸药包，准备一举攻克大楼。我方火力进行掩护，以控制敌人的火力，六名战士顺利地将炸药包安放在预定地点，顷刻将大楼炸塌一角，敌军死伤众多。没死的敌军从窗口把白手巾挑在枪尖上，向我们喊：“别打了，我们投降，我们投降。”我方向对方喊话：“愿意投降的，都走下楼来。”接着楼上的官兵便陆续下楼，乖乖地做了俘虏。 15日上午9点，解放军涌进一个地下室，这里就是陈长捷的地下指挥部。在解放军大炮的威慑下，这个拒不接受和平改编的国民党将军不得不举起手来，他颤抖地说：“弟兄们，我们缴枪，我通知部队不打了，投降！” 
口述者：李希闵 1926年5月出生 时任天津市地政局测量队职员 七十年前，一张城防工事图，成为解放军能否顺利攻入天津城的关键。为了这张图，一群地下工作者打入国民党政府机关内部，用胆识和智慧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今年93岁的李希闵老人，是天津解放的亲历者，见证了这张城防图的绘制。 1946年3月，我进入天津市地政局测量队工作，是最低级的职员，工资每月60元，负责图纸的编号、登记、保管、借还工作。 1947年秋，国民党决定在天津设防，绘制出一份天津市地形全图。这是自1934年以来唯一比较真实的天津地形图。地形图绘制成功后印制了许多份，先交到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后又交到天津工务局。地形全图的原图上交后，仅留三张晒印成的图纸放在测量队用于对外借阅使用，借阅工作由我负责。其中，借阅时间最长的是我同事于元喆，他把这张图交给了地下党负责人刘铁錞。 1948年初，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把国民党军队重要军事设施和兵力部署情况摸清楚，在天津地形图的基础上绘制一张天津城防图。天津秘密情报员王文源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在国民党天津工务局第八段工程处当监工的地下党员麦璇琨。麦璇琨利用测量、绘图的机会，对每个碉堡进行一个点一个点的放线测量，并将图纸在9月底交给王文源。经王文源严密策划，顺利将图纸交到平津前线司令部。 地下党员绘制的城防图，为解放军的炮兵提供了目标。天津战役打响后，解放军数以万计的炮弹倾泻到敌人的阵地上，其准确率之高，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极大减少了解放军的伤亡和对城市的破坏程度。经过战争洗礼的天津城，除中纺七厂、正中书局等处受损外，基本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1949年1月15日凌晨5点，解放军东西突击集团，横穿整个市区到达金汤桥，在此胜利会师，实现了对天津的战略分割。下午3点，天津全城正式宣布解放，整个战役仅仅用了29个小时，刘亚楼实现了30个小时打下天津的承诺。
于勤恺 1929年出生，1945年入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948年，于勤恺所在的部队是解放军第68军203师。 天津解放70年了，但他没有一天忘记战友临终的嘱托和在党旗前的誓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胸章一戴就是四十多年。他说：“平津战役的第一枪就是我们打响的。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兵，我见证了天津的解放，这是解放军战士用生命换来的！我要好好活着，用我的力量将他们的事迹告诉更多的人，把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
史德山 1929年出生，1945年入伍，参加过辽沈、平津战役。攻打天津时，史德山所在部队已改编为43军128师382团三营九连。
李肇典 1931年出生，1946年入伍。天津解放时，18岁的李肇典还是通讯学校的小战士，从《号外》上看到天津解放的消息时内心激动不已。 新中国成立后，李肇典成为共和国第一代高射炮兵，他亲眼看到战友为保卫国家而牺牲，至今提起，无比怀念。年近九旬的李肇典家中挂满了记录新中国发展历程的照片，在纪念天津解放70周年的日子，他最想做的就是拿出珍藏的照片，为孩子们讲述革命先烈的故事。
柴双举 1930年出生，参加平津战役时19岁。天津总攻打响时，柴双举所在解放军第45军135师403团一营担任攻打民权门的任务，仅用三分钟就杀开民权门，用生命和鲜血打开了解放天津的突破口。 回忆起70年前的战斗，89岁的柴双举禁不住热泪盈眶，“我要搜寻牺牲的战友，把他们的名字补刻在英烈墙上。”在他的努力下，2006年和2018年，确认了朱广明、张万辛两名烈士的身份，并把二人的名字补刻在平津战役纪念馆的英烈名录墙上。“我要对我的战友说，天津发展建设得很好，你们不能白白牺牲，我再给你们敬个军礼！” 1949年1月15日，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守军13万余人，俘获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官陈长捷，胜利会师金汤桥，天津解放了！ 70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小伙子如今已是耄耋之年，当他们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眼里放出别样的光芒，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炮火隆隆的战场。在天津解放7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这几位老兵再次举起右手，以崇高的敬礼，向有名的无名的烈士致敬，并对他们说一句：亲爱的战友，我想念你们。
觉得此文有用，就点“好看”支持吧 ↓ |
|
|
来自： 汐钰文艺范 > 《旅行北京、天津、河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