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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圣罗马帝国（二） （3）主教叙任权之争 国王们常常雇佣主教管理行政事务并决定进入教会任职的人选。在克吕尼运动（Cluniac Reforms）初期，罗马教廷愈发认为此种越权行为不妥当。很关心克吕尼改革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决心反对此类行为，于是引发了与国王亨利四世的主教叙任权之争，后者反对教皇的干涉并劝说主教们废黜了教皇。教皇反过来也开除了国王的教籍，宣布废黜国王并解除了亨利的忠诚宣誓。 国王发现自己在政治上孤立无援，只好强迫自己于1077年进行了著名的卡诺莎之行，并以背负耻辱的代价使自己恢复了教籍。与此同时，德意志的公国们已经选出了另一位国王：斯瓦比亚的鲁道夫（Rudolf of Swabia）。亨利成功地击败了他，但最后又遭遇了更多的起义、重新被开除教籍，甚至是他自己儿子发动的叛乱等劫难。 他的次子亨利五世于1122年成功地与教皇和主教们达成了沃尔姆斯宗教协定。帝国的政治权力被保留了，但这次冲突显示了所有统治者的权力都有限制，尤其是有关教会的，并取消了国王此前享有的圣人身份。教皇和公国们自此在帝国的政治体系中占据了同等重要的位置。 （4）霍亨斯陶芬王朝 法兰克尼亚王朝结束于1125年亨利五世的死亡，公国们并没有选出国王的血亲当国王，而是选择了洛泰尔二世，一位影响力颇大的老萨克森公爵。当他在1138年去世时，公国们再一次把选择继任的目光放在了更有影响力的家族上。因此他们并没有选择洛泰尔偏爱的继承人：他的女婿韦尔夫家族的“骄傲者”亨利，而选择了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康拉德三世，一位萨利安家族的近亲。此事引发了两家族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冲突。康拉德剥夺了韦尔夫家族的财产，不过在1152年他死后，他的侄子“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继位并与韦尔夫家族握手言和，返还了他的表亲“狮子”亨利（Henry the Lion）的财产，虽然数量已少于往日。 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统治者们越来越多地把土地借给家臣（ministerialia），腓特烈希望他们会比公爵们更可靠。这一新兴阶级最初是主要服务于战争的，他们后世骑士阶级的前身，也是帝国权力的根基。霍亨斯陶芬王朝时期帝国的另一本质性变化是在隆卡格里亚建立的整个帝国的新秩序。此举一方面是要废除众多公爵的私人封地，另一方面也试图将皇帝的臣子们归于同一个合法的司法和公诉体系之下，这正是现代“法制”理念的前身。另一个崭新的理念是新式城市体系的建立——由皇帝和本地公爵共同完成。这一理念的形成一部分是由于人口剧增，同时也是为了将经济发展重心放在重点地区，在以前城市只形成于古罗马的地基或主教辖区之上。包括弗莱堡在内的一些城市建立于12世纪，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很多后世城市的经济发展模板，如慕尼黑。 腓特烈于1155年被加冕为皇帝，他强调了帝国的“罗马性”（Romanness），部分上是为了证明皇权（已被加强）独立于教权的合法性。1158年在隆卡格里亚举行的帝国大会根据东罗马帝国的《民法大全》再次声明了皇帝的各项权利。皇权自主教叙任权之争以来一直被当作与王权同等来看待，不过在隆卡格里亚首次被枚举罗列出来。这一广泛的权力范围包括筑路、制定关税、铸币、惩罚性收费和公职人员的任免。这些权力可以明确地在罗马法律中找到根源。此举意义深远。 腓特烈的政策主要针对意大利，他在北意大利与一些日益富裕和独立的城市发生了冲突，尤其是米兰。他也由于支持一位少数派候选人反对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卷入了与罗马教廷的冲突。腓特烈在1177年与教皇握手言和之前，支持了一系列伪教皇。在德意志，皇帝多次在公国和城市等竞争对手面前保护狮子亨利（尤其是慕尼黑和吕贝克）。不过亨利对腓特烈政策的支持并不太强，在意大利战争进入到危机时刻时，亨利拒绝了皇帝的军事支援请求。当腓特烈回到德意志时，愤怒的他对亨利公爵提起了诉讼，使亨利的土地全部被没收。 在霍亨斯陶芬王朝期间，德意志的公国们靠着帝国西部巧舌如簧的农民、商人和工匠（包括基督徒和犹太人），成功地、和平地推动了向东方土地定居的进程，此前由西斯拉夫人定居或无人定居。这些土地逐渐的日耳曼化，是一种复杂的现象，这种现象在19世纪种族偏见出现之前并不能被合理地解释。凭借定居地的东扩，也由于本地斯拉夫统治者与日耳曼人的通婚，帝国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最终到达了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同时，条顿骑士团在1226年被马佐夫舍的康拉德公爵（Duke Konrad of Masovia）邀请到普鲁士来促使普鲁士人的基督教化。然而条顿骑士团国和他的日耳曼继承者普鲁士王国从来就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在1190年红胡子腓特烈参加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并死于小亚细亚。他的儿子和继承人，亨利六世统治期间，霍亨斯陶芬王朝达到了巅峰。亨利将诺曼人的西西里王国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俘虏了英格兰国王狮心理查并在1197年去世前试图建立君主世袭制。他的儿子腓特烈二世虽然已经被选为国王，但只是一个生活在西西里的小孩子，德意志诸公国决定选择一位成年国王，出现“红胡子”腓特烈的幼子斯瓦比亚的菲利普（Philip of Swabia）和狮子亨利的儿子不伦瑞克的奥托（Otto of Brunswick）两位人选竞争王位的局面。1208年，菲利普在一场争吵中被谋杀，奥托赢得了短暂的胜利（注：奥托四世在位期间为韦尔夫王朝），直到他也开始宣称西西里的王位。教皇英诺森三世惧怕帝国和西西里的威胁，于是支持西西里的国王腓特烈二世（注：即前文中亨利六世之子）进军德意志并击败了奥托。虽然他出征德意志之前将西西里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亨利，但在他胜利之后，腓特烈并没有履行他保持两个国家分离的诺言，仍旧保留自己对西西里的实际控制权。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1220年腓特烈加冕为皇帝。教皇惧怕腓特烈集中的大权，最终对他施以绝罚。另一方面，腓特烈曾承诺发动十字军东征，但却一再推迟。他虽被开除教籍，腓特烈还是在1228年领导了十字军东征，这次东征结束于一系列谈判并使耶路撒冷王国（Kingdom of Jerusalem）短暂复国。皇帝与教皇的冲突日益加剧，最终在教皇的支持下德意志诸国选出了一位新国王（即腓特烈二世）。 帝国中唯一一个王国——波希米亚王国是一个重要的区域势力。1212年，皇帝腓特烈二世颁布西西里金玺诏书，承认了国王普热米斯尔·奥托卡一世（自1198年开始使用国王头衔）及其后代的王室头衔，并将波西米亚公国晋升为王国。捷克国王从此被豁免了除参与帝国会议之外的所有义务。 除了他的帝国要求之外，腓特烈的统治期是帝国中央集权瓦解的转折点。当他专注于将西西里建立成一个现代的中央集权国家时，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德意志并给予了德意志的公国和主教国们广泛的特权：在1220年的《神圣诸侯契约》（Confoederatio cum principibusecclesiasticis）中，腓特烈下放了很多权力给主教，如制定关税、铸币和设防。在1232年的《世俗诸候法案》（Statutum in favorem principum）中又将大部分上述特权分给了世俗地区。虽然事先这些特权很多都已经存在了，但现在它们被广泛而一次性地授予。腓特烈希望能以此在他专注于意大利事务期间，德意志的公国们能帮他维持好阿尔卑斯山（Alps）以北的秩序。1232年的《世俗诸候法案》中首次将德意志的公爵们称为domini terræ，即他们领地的主人，这也是政治术语一次非凡的进步。 （5）衰落 神圣罗马帝国早期三王朝时期，由于皇帝基本上都因日耳曼五大部落公爵的身份登基，以及与罗马教廷的合作关系而维持了帝国内部稳定，但在腓特烈二世采取重意大利轻德意志政策后，皇帝在德意志的权力威望逐渐衰落，而沦为与一般德意志诸侯无异的小领主。随着腓特烈二世的去世，此前的政策倾斜以及与教廷关系破产造成的潜在危险因为缺乏有能力的皇帝而一次性爆发。经历了大空位时代以后，到了12世纪至13世纪期间，皇帝只能靠家族少量力量以政治手段和联姻取得王位和帝位，缺乏强大的王室领地作为税收来源和王权扩张的基础，对于皇帝名义上可向帝国内成员收取的只有定额军事征收税，这种松散的政治邦联形态在三十年战争中被彻底摧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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