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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讲，假如不是碰到这个热情得勿得了的出租车司机，我真懒得讲这些个上海旧事。 黄浦江 虹桥站 因为碰到这个热情得勿得了的出租车司机，我就必须要交待一下关于上海旧事的背景。 文革时期，父亲做过几年后勤管理员；粉碎“四人帮”后，被调到工厂的供销科做采购员，派驻上海，据说重点负责采购上海柴油机厂生产的柴油机和上海物资公司的钢材。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柴的柴油机都是国家下了供应指标的，想弄到一台上柴的柴油机，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后来我听邻居讲，那时候，我家每年杀的年猪，父亲连板油都要带到上海去的。 插队寨西的父亲 上海知青大华宾馆聚会 歙县机械厂老职工 上海本来与我是没啥关系的。因为我爷爷抱负大，是扬州的一名毛笔制作专家，他想在上海开辟一片新天地，就从扬州带了几个师傅拖上家眷来到大上海。 据奶奶说，爷爷在上海很快就立住了脚跟，挣的钞票要用箱子装。爷爷出入上海“大世界”，都是喊轿车，花钱也是整箱整箱地花。用奶奶的话讲，爷爷当时过的日子让人骇得怕。至于爷爷在上海到底做了啥事体，我不知道，也没听父辈们讲过。 爷爷整箱整箱地花钱不久，就跟奶奶分手了。他们一共生养了五个儿子，其中一个，是父亲在扬州的时候带他去河里游泳，一直没能上岸。剩下的四个，老大、老二跟着爷爷奶奶去了上海，老三、老四还留在扬州。 我从来没见过爷爷，听父辈们讲，在上海滩爷爷绝对算得上是帅哥。但爷爷英年早逝，据说只有五十岁。 我爷爷 我的出现是奶奶一手导演的。父亲落户徽州后，于1967年成了家，招赘在古镇的一个村子里，妻子比他小十一、二岁，算起来还未成年。婚后几年，俩人一直未生养，那个年代要弄清爽是谁的问题，有点难。所以，奶奶一直为这事操心。 离开了爷爷的奶奶起初是靠为别人洗衣服挣几个钱养家糊口。后来我大伯参加了工作，在徐汇区的上海宏伟文化用品商店上班，奶奶就在大伯的商店门口摆地摊，卖些针头钱脑之类的日用品，主要是不给子女增加负担。奶奶在扬州的两个儿子也都长大成人，有了家室。其中排行最小的老四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在扬州办了一个集体性质的文化用品厂，专做各种毛笔，算起来也是中国工匠了。他做的笔基本都是卖给湖州的王一品斋笔庄，但日子却过得非常艰难，一是因为当时苏北地区闹过几次地震，很多老百姓都不敢回家，有的人家就干脆外出远门逃荒要饭了；二是因为生养了四个子女，生活拮据，吃了上顿没下顿。这四个子女中就有我，排行老二。 奶奶的工商登记证 奶奶的贩货证 上海市粮票
日本游客与摆地摊的奶奶合影 我出生后就被送到镇江郊外的外婆家，一直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那时，奶奶也会她的小儿子家住上一段时间，不仅知道有个孙子打小就呆在镇江，而且她与我的外婆有机会碰到一起。有一年，奶奶和外婆相约在苏北，谋划把我过继给安徽的伯父。为什么最终决定是我，而不是我的兄弟，是因为我打小就不在父母的身边，并且就是伯父成家的那一年出生的。
我 讲到这，关于我的背景不知道是否交待清爽了。对于大半辈子都生活在上海的奶奶而言，无论我是生活在苏北还是安徽，我都是她的孙子，只不过我在讲父亲的时候需要交待清楚此父非彼父。
父亲和父亲 伯父和伯母到镇江带我的时候先去了上海，因为伯父是上海知青，我过继给伯父就意味我和上海是有关系的。那时1972年的年底，我在一个叫三山的小火车站跟着伯父伯母上了火车。当时皖赣线还没有恢复通车，我们坐火车先到杭州，再乘汽车到了徽州。
岩寺老车站 来到徽州后，我进了村里的中心小学读书。那时，文革尚未结束，虽然未曾经历过夺取革命政权的“打砸抢”风暴，但是我和小伙伴们在学校里都算是“红小兵”，也经历过批斗“地富反坏右”的场面。 自从我来到徽州后，我的亲生父亲出差的频次越来越高。父亲跑得最多的地方依次为湖州、上海和歙县。到上海即是为了看奶奶，也可以直接在上海带上我，因为父亲常驻上海，他是有机会带我去上海的，当然也许他们兄弟之间会商量好。我记得父亲带我去过两次王一品，有一次就是直接在上海带我去的湖州。父亲把我一一介绍给王一品斋笔庄的领导，还特别强调我已经过继给他在黄山工作的哥哥。王一品过去是国企，父亲与笔庄上上下下的人相处得非常融洽，都不拿父亲当外人，笔庄的魏书记还让女儿阮国琴认了父亲作干爹。我去湖州的时候没有见到父亲的这个干女儿，她应该比我要小两岁。干女儿结婚时，父亲去喝了喜酒。直到2001年4月1日，飞行员王伟在奉命执行对非法进入我领空的美国军用侦察机跟踪监视任务光荣牺牲时，父亲才告诉我，王伟就是他干女儿的丈夫。当时，父亲还赶去湖州安慰魏书记母女俩。
父亲的干女儿阮国琴 我中学毕业的时候，父亲才四十几岁，那时的父亲心事很重。我过继到安徽时，户口是随母亲在农村的，农业户口是没有招工指标的。剩下唯一的出路就顶班，但是父亲远未到退休年龄。最后父亲作出了牺牲，选择提前退休，让我顶了班。尽管父亲被工厂留用，但工资却少了一半……
中学毕业的我
参加工作后的我 我在瑞金路上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大哥我要去虹桥高铁站，不曾想这是个热情得勿得了的出租车司机，不然我也不会再提上海的那档子旧事。车子启动后司机大哥就打破沙锅：这位兄弟是来上海出差还要从上海去往外地出差？我说都不是。他立即问：咯么侬是来旅游的？我回复他，非也。咯么侬是？……我省去了很多的情节，直接告诉他，八十年代末，也许是九十年代初，上海关于批准老知青可以有一个子女返回上海并安排工作的红头文件下发到了全国各地，当然也包括安徽，我选择了放弃，因为那一年我刚成家。
瑞金路
刚成家的我 老司机惊讶地望了我一眼说，啊讶讶，侬当初回来就好了呀！上海这个鬼地方不像过去，是你恨都恨不起来的鬼地方。侬看看上面那块牌子，显示五十米后，将有堵车，然后一路前行，很通畅的啦。我说，那又怎样，二十公里路，堵与不堵，你都得走一个小时。 老司机说，那是意外。上海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意外。咯么跟你讲，我住的小弄堂拆迁，安置了两套房，现在市价两千多万啦，补助的现金儿子买了一辆车子，非要给阿拉买一辆，我是反对的。在上海，上头有轻轨，地上有公交出租，下头有地铁，要车子做啥，走走好了呀。
徐家汇 司机的话立刻让想起曾经居住过的华山路2210弄，如今的徐汇已经填满了高楼大厦，不见了往日的弄堂。奶奶跟我回到徽州的时候就曾告诉过我，她在华山路2210弄里住的那间不到十平米的房子就是给我的。是因为上海的大伯跟父亲商量，希望能把这个房子让给他们，让他们一家能在浦东分一套大房子。 自从我来到安徽后，奶奶就经常来徽州住上一段时间，并且一次比一次呆得时间长。后来，我看到了大伯写给奶奶的信才知道，那是因为大伯的子女渐渐地大了，实在是不够地方住，需要奶奶腾出那间房子让他们缓缓气，所以，大伯就一直说服奶奶到徽州来或者去扬州。
大伯的来信 大伯家如愿在浦东分到房子后，我还去过一次。那是一幢七层楼的公寓房，很像徽州山里老三线厂的职工宿舍。现在从外滩的黄浦江边远眺浦东，再也看不到那样的房子了。最后一次见到大伯，是奶奶在徽州百年的时候，大伯第一次来徽州，也是最后一次来徽州向奶奶敬撒一杯酒。大伯去世的时候，父亲和父亲都去了一次上海。之后，上海大伯一家便与我们没有了联系。
浦东 我这次去上海距离上一次去上海的时间是33年，虽然只逗留了一天，但是我很想请堂兄堂姐们出来一起吃个饭。可是他们又在哪里？我站在黄浦江边给扬州的父亲打了个电话，问父亲有没有他们的联系电话，父亲说，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了。至于为什么就没有联系，我的确不知道何故，所以，此处无论省去多少字，均非我本意。
南京路 我甚至更愿意相信，我在上海的亲眷早就不住在浦东了。因为浦东不会还有那样的房子。因为上海每天都在发生着意外。
今日浦东
来源：黑土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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