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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读嘉 的第 59 篇文章 本篇7229字，大约阅读时间为17分钟 点击上方绿标即可收听主播 洪鑫 朗读音频 文/苏则 （原创）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 公元前479年4月11日） 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人（今山东曲阜）， 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儒家学派创始人 引 子 古今中外，不管是哪位人士，如果请他用一个人名来代表中国文化，这个名字必然是孔子；如果请他用一个思想流派代表中国传统，极大概率是儒家，而孔子正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夏曾佑著《中国古代史》，以为：“孔子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之原，中国历史孔子一人之历史”；柳诒徵著《中国文化史》，则以为：“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从中可见孔子对中国文化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现在仍然存留，这里只举两个显明的例子： 第一，孔子“不言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是轴心时代主要思想家中少数几个对宗教、鬼神无感的人物。中华民族后来也成了少数对宗教冷淡的民族。2014年11月“智慧亚洲”（WisdomAsia）的一项调查显示，大陆61%的民众是坚定的无神论者，长期受新教国家英国统治的香港亦达到34%，作为对照，欧盟各国无神论者为20%（Eurobarometer Poll 2010），美国仅10%左右（Gallup Polling 1944-2016）。
第二，在现在的学科分类看来，孔子和儒家思想特别重视伦理学和政治学，而其政治学又基本是其伦理学的延伸，故中国传统特别重视人际间的伦理关系，“仁者，爱人”，如仁爱、忠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种种教训箴言，实际上都要放在人际关系里才有意义。孔子又轻视——或至少不重视——技术（《论语·子路》：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对于自然科学也几乎无所论述。横向比较古希腊，柏拉图有宇宙论，亚里士多德对当时能有的自然科学几乎无所不窥。这对于两大文明的发展路径的不同偏向，也有很大的影响。 孔子对中国传统的上述两大影响，人们基本没有什么异议：不管这影响是好是坏，大家公认它确实存在。但围绕着孔子另一种影响是否存在的问题，学者们却有很大的争论。这争论在近百年来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新文化运动时代，不少学者认为，孔子和儒家思想直接导致了中国两千年来帝王专制的局面，用李大钊的话来说就是：“孔子是历代专制之护符”，所以一定要扫除孔子，打倒孔家店。但也有不少学者对这种观点表示强烈反对。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还原历史，讨论讨论：孔子和他的思想，真的是“历代专制之护符”吗？ 我们讨论古今中西的思想家，不可不研究其思想的来源。孔子的思想源于何处呢？许多人熟知的是，孔子是老子的学生，老子写过《道德经》——《道德经》里有不少帝王术，直接影响了韩非子。而根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的说法，孔子曾经问学于老子，孔子有没有学到老子的帝王术呢？ 司马迁记录说，孔子三十岁前，鲁昭公曾资助他往东周的都城游学，这次游学回来后，孔子的学生慢慢变多，在列国之间有了声名，所以可以说，这次游学是孔子的思想成熟期，而在这次游学过程中，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据说见到了“老子”，这位“老子”在孔子离去的时候，还送了孔子几句话：“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孔子周游列国 这后面几句，劝诫孔子韬光养晦，似乎比较接近我们熟知的《道德经》的理念。但问题在于，《道德经》是主张“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的，我们很难想象著《道德经》，反对主张仁义的老子，会自称“窃仁人之号”。 其次，“老子”其人，在历史上非常神秘，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虽说司马迁写《史记》，认为孔子曾经向老子取经，但司马迁本人其实都不太清楚老子到底是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就列出了“老子”的三种可能性：李耳、老莱子、太史儋，既然如此，司马迁又怎么知道孔子拜访的那位就是著《道德经》的老子呢？所以，《史记》关于孔子受学于老子的记录，是非常可疑的。 我们知道，汉朝初期信奉黄老之学——黄帝老子的学说，到司马迁的年代，还有不小势力，在这个背景下面，社会上流传一些抬高老子的传说，是不无可能的。我们考究古籍也可以发现，在关于孔子的可靠史料里，他很少在言论和学说中提及老子和《道德经》的帝王术。这也说明，《道德经》对孔子的影响非常之小。 孔子问礼于老子 那么，如果孔子的学问和撰写《道德经》的“老子”的关系不大，那么他的思想从何而来呢？我们这时候，只要把《史记》中孔子和老子对话的传说除去，就可以很容易看出来。孔子这次离开鲁国外出游学，目的地是东周的都城，“适周问礼”，孔子学习的是周朝的礼制。我们再看《论语》，可以发现孔子没有提及一句“老子”，但他对另一个前辈再三致意，甚至像个迷弟那样，为了没能常常梦到对方而感到难过，这个人就是“周公”，是传说中周代礼制的创制者（“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也有一些学者，如胡适先生，因为孔子是宋国贵族的后裔，而宋国贵族又是殷商人的后裔，于是认为孔子的礼制思想来源于殷商。其实这是一个误会。在孔子那个时代，殷商的礼制即使在文献里也很少有保留下来的了（“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其次，以我们现在的考古成果，可以看出商代礼制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重视宗教祭祀；第二，较为残忍，大量使用人牲。而这些特点，几乎都是孔子批判的对象（《孟子·梁惠王上》：“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孔子虽然可能是殷商的后裔，却选择了相对温和、世俗的周代礼制。 所以说，孔子的思想学问，大致都从“周代礼制”过来。我们知道孔子对于周礼非常执着，鲁国的大夫使用了周天子才能享用的乐舞，孔子就觉得无法接受，“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那么，我们在文章开头的问题，就变成了：“孔子鼓吹周代礼制，尊奉周天子，是不是就等于鼓吹君主专制？” 为了更有效地讨论前面的问题，我们先要厘清几个概念：“专制”、“君主”。 中国历史上有漫长的专制帝王时代，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就会把“君主”和“专制”联系在一起。然而放眼世界历史，英国、日本都有君主，似乎也并不专制。按照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君主制可以分为两种：正统君主制和僭主制。正统君主的权力来源于法统，受法度制约，重视荣誉，其统治旨在“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僭主的权力来源于暴力，不受制约，统治旨在满足一己私欲。正统君主受法统制约，不存在“专制”之说，而僭主往往是专制的。从这角度来看，从秦始皇到溥仪，中国的皇帝多是“僭主”：他们只是僭取了天子的称号而已，而周天子则受周礼制约，和专制僭主大有区别。 许多当代人熟悉的中国古代君臣礼仪，如“三跪九叩之礼”，实际上是专制时代的产物，和周礼区别较大 我们可以通过孔子的思想、著作，验证上述的观点。 孔子（公元前551–479年）生活在东周的春秋时代。在这个时代，周王朝逐渐衰微，周代礼制走向崩溃。孔子鼓吹周礼，是希望回到西周周礼极盛的时代，对于他生活的东周时代，他是不满意的（“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因此，孔子的思想和学术有很强的复古性质：“述而不作”，也就是说，他记述发扬古代的学说和精神，但很少自己创作。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孔子本人的作品，其实很少。孔子更关注的是整理在他之前的典籍，例如著名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都不是孔子的原创。这些经典较少直接反映孔子的思想观点，但《春秋》又特殊一些，虽然它取材于当时鲁国的史书，却经过了孔子一番有意识的改造，因此《春秋》里存留了较为可靠的孔子本人维护礼制的观点，孔子本人也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春秋集传大全三十七卷 古籍《论语》 照理，孔子重周礼，则《礼》中的《周礼》于孔子研究也很重要。但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一番后，六经佚失很多。现存《周礼》，学界一般以为是战国前后的伪作，在此不能采信。除六经之外，弟子们也为孔子编纂了一部言行录——《论语》，是较为可信的典籍，我们讨论孔子的思想，便主要从《春秋》、《论语》着手。 说到《春秋》，人们往往有这么一个印象，觉得孔子和儒家是谄媚权力的，是欺软怕硬的，“春秋笔法”不就是“为尊者讳”嘛！“为尊者讳”，不就是隐藏统治者的过失嘛！但我们如果真的静下来研究《春秋》，就会发现事情并未如此简单。 根据早期儒学的理解，《春秋》“为尊者讳”，主要是为了维持礼法。譬如说，《史记》中专门谈及了一个“《春秋》为尊者讳”的例子：践土之盟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 晋文公作为诸侯，召开诸侯会盟，却将法统上比自己高一级的周天子叫了过来，这是不符合周礼礼法的，因此《春秋》就写作“周天子去河阳视察”，好像是天子主动去的那样。在这个问题上，周天子并没有犯什么过失，用不着为他隐瞒。秦汉间的学者公认：孔子这么记录，是为了贬抑违背法统的晋文公。 再其次，《春秋》尊奉周礼，实际上对于违背法统的统治者——包括周天子——充满了讥刺。这里再举一个例子：（鲁桓公）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来求车。 周天子派臣子来诸侯国求车。在正史里，为什么要写这一句似乎无关紧要的事情呢？《春秋左氏传》和《春秋公羊传》异口同声给出了答案：“非礼也。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左传》）“何以书？讥。何讥尔？王者无求；求车，非礼也。”（《公羊传》） 为什么要写这一句？为了讽刺。为什么要讽刺？因为周天子不合礼法。“王者无求”，天子是不追求私利的。 《春秋》的这类笔法，还有不少。根据《春秋》的礼制观，不但天子不能追求私财，贵族也不能和平民争利（《公羊传》：五年，春，公观鱼于棠。何以书？讥。何讥尔？远也。何休：耻公去南面之位，下与百姓争利，匹夫无异，故讳使若以远观为讥也）。 我们对照一下前文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念，可以很明白看出：周代的天子确实受着周礼的约束，确实有法统制约他们——他们甚至连追求私财的权力也不能有，这和后世专制君主随意加税、杀伐，完全是两个世界。 在孔子的时代，周天子的实际权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因此他们较少主动逾越礼制，即使逾越礼制，危害也不很大。因此孔子著书立说，较少说周天子的不是，但这不是他欺软怕硬。我们知道，当时中国实际权力最大的，是各国诸侯。另外还有一批诸侯国的大夫，他们掌握了诸侯的权力。而孔子一生抨击和反对，恰恰正是这一批人：他是拿硬柿子捏的。 孔子本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实际上没有什么欺软怕硬、讨好暴君的痕迹。甚至恰恰相反，观孔子一生，他基本是帮助弱势方，抑制强势方的。在《春秋》里，他维护弱小的周王室，批判强盛的晋、楚诸侯；在鲁国本土，他辅佐弱小的鲁定公，压制骄横的大夫季氏。孔子时而攻击诸侯，时而帮助诸侯，理由是一致的：维护封建周礼。封建周礼的核心在于各等级各安其位，遵守相应礼法，这需要各等级间的力量平衡，而过分强大和骄横的某一等级很容易打破这种平衡。孔子在《春秋》中批评讥刺最多的，是强势骄横的诸侯：他的直觉确实是准确的——最终彻底破坏封建法统的，果然不是周天子，而是他最担心的诸侯们：未来的秦始皇正是诸侯之一。 秦始皇扫除六国，僭取“天子”之位称帝之后，很快和坚持周礼的儒生产生了矛盾。
《史记·李斯列传》记录：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置酒咸阳宫时，齐国博士淳于越建议实行过去周礼里的分封制，“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完全是孔子的论调。 秦始皇不开心了，他不希望分封诸侯，分散权力，于是支持李斯对儒学进行清算。在秦始皇、李斯这批专制主义者眼里，周天子之所以会失败，就是因为分散了权力：“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现在秦始皇统一了天下，就要“别白黑而定一尊”，统一思想，把追求复古，追求封建周礼的儒学批倒批臭。这些反对专制帝国统治的老儒主张的异端邪说，严重影响了伟大的帝国领袖秦始皇的威信权势，必须统统打倒，不许他们办学。不但如此，还要斩草除根，烧书愚民。 李斯上奏说：“臣请求把人们收藏的《诗》、《书》、别国史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都一概烧毁干净。有谁敢谈论《诗》、《书》的，抓到集市斩首示众，以古事非议现在的朝政的灭族，官吏知道这些事情而不举报的与他们同罪。命令下达三十天之后，若还有人不服从，就在脸上刺上罪犯的标记，赶去做筑城的苦役。只有医药、占卜、种植类的书籍可以不被销毁。若有人想学习我们的法令文件精神，也是可以的，就用我们的官吏做老师吧。”（《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 秦始皇愉快地表示同意，这就是著名的“焚书坑儒”中的“焚书”事件，这件事是直接针对孔子的儒学的。
“焚书坑儒” 这段历史至少可以给我们两个结论。 第一，孔子和儒家的本来面目，是反对君主专制的。逻辑很简单：儒家鼓吹的周代礼制是封建社会的礼制。在封建社会，君主的权力被礼法和贵族制约。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社会逐渐崩溃，君主专制逐渐抬头。君主要实行专制统治，就要破坏限制君权的封建周礼，压制封建贵族，破坏分封，实行郡县，以集中权势于一身——传统儒家是周礼的维护者，所以恰恰是君主专制的大敌。 第二，儒学在面对新出现的君主专制时，并不是不发一个子弹就举手投降，变成宠物的。他们也曾经反抗，甚至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可以指责中国后世的一些儒生没有节操，趋炎附势，胆小懦弱，却不能把这口黑锅一味扣在儒学和孔子身上。
好，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大致得出一个结论：孔子和儒学所热爱的周代封建制度，和后面秦皇汉武那一套专制帝国完全不同。在先秦时代，孔子也绝不是一个专制的鼓吹者，反倒是专制的反对者。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儒家后来就成了专制帝国的思想工具呢？正如陈独秀所说，“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历代中国专制帝王，几乎都对孔子礼敬有加，都在名义上以“儒术”治国，这是为什么？ 有这么几个可能的原因。 第一，必须指出的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确实有很强的政治权力依附性。孔子本人不能算是嗜好权位的人，但他构想的周礼社会，是相当简单化的，在这个社会里，世俗政治等级几乎是唯一的指标。教权和王权的制衡，在世俗的周礼社会中是不存在的。而世俗社会的“士农工商”里，孔子对后三者又完全没有兴趣——甚至于鄙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很讽刺的结果：孔子虽然反对在他眼里骄横霸道，违反周礼的诸侯、大夫，却不得不周游列国，到处游说他们。 孔子实践自己理想的手段，被他自己理想的简单化和狭隘化禁锢住了。因此虽然他声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实际上却过着“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孟子》）的生活：三个月没有君主在上，孔子就会惶惶不安；一出国，就要带上“载质”，也就是礼物。而“质”这种礼物，还不是普通的礼物，它是献给君主、表示忠诚的信物。孔子与儒家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和政治权力捆绑在了一起，俗话说得好：“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众多儒生为了个人名利，把儒家和儒学出卖给了专制君主，秦汉之间的叔孙通之徒，就是如此。 第二个原因，和孔子的思维、论著方式有关。前面说过，孔子“述而不作”，不明确组织和发展自己的学说。很多人把孔子的弟子们编纂的《论语》和柏拉图编纂的众多以苏格拉底为主人公的对话录相提并论。确实，孔子和苏格拉底是轴心时代中国和古希腊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影响，对于各自文明来说，可能也是最大的。并且《论语》和苏格拉底对话录，都是弟子编纂的言论集。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两大经典有相似性，但它们的区别同样不少。直观上看，苏格拉底对话录的文字体量，要比《论语》大得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柏拉图编纂的苏格拉底对话录，是真正的思想交流和碰撞，苏格拉底为了说服（可能是假想的）对方，必须步步引导，层层推理，最后导出自己认为正确的结论，因此需要大量的篇幅。 而《论语》的所谓“对话”，往往只是孔子单方面只言片语的记录。这些记录不是严格体系化的。《论语》这类语录的文体，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中国重要著作的风格：重视巧妙的格言警句，却缺乏体系感和逻辑性。我们现在感觉中国儒家经典很有“说教”的味道，也正是因为如此。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追求“中庸”或者“适度”（mesotees），但《论语》和《中庸》以零散言论为主，而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对此有详细的推理论证。如果我们生而为孔子的信徒，也许仍然会觉得孔子是中西古今第一伟人，但如果我们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对比之下，就会觉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比孔子更有说服力，这也是孔子学说没能像这些古希腊哲学家们那样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巨大影响力的一个理由。
胡适和冯友兰都曾注意到，早期儒家较多谈论“怎么做”，却没有细致谈论“为什么” 孔子赞美“仁爱”，赞美“周礼”，鼓吹“复古”，鼓吹“三代之治”，却没有说清楚为什么。缺乏逻辑和系统是早期儒家在方法论上的重大短板，直接影响到后世儒者的思维方式。后世的儒者们熟读孔子的只言片语，却难以领会他的精神，他们大多继承了孔子的说教和追求，但并不一定清楚他们的至圣先师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追求这些，只好凭借自己的理解去阐释孔子和儒学，不幸的是，他们的时代和孔子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 孔子维护周王室，尊奉周天子，是为了制衡野心和权力失控的各路诸侯，后世的儒生尊奉天子，却是在维护专制者的无限权力，而这些专制帝王的前身，正是孔子批判的对象。孔子常常鼓吹“复古”，实际上是维护周代的封建制度，反对春秋时期新出现的专制苗头，而后世儒生亦步亦趋地追求“复古”，却是为复古而复古，他们的“古”，已经变成秦皇汉武的“古”，君主专制的“古”了。后世儒生看似尊奉孔子，实际上却和孔子背道而驰。这是非常滑稽而又可悲的事情。 孔子和早期儒家，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是抵抗君主专制的，这是事实；而孔子和儒家思想后来被两千年君主专制所利用，这也是事实。龚自珍先生有过一首诗：“兰台序九流，儒家但居一。诸师自有真，未肯附儒术。后代儒益尊，儒者颜益厚。洋洋朝野间，流亦不止九。不知古九流，存亡今孰多？或言儒先亡，此语又如何？”也许在儒家被专制僭主们压服和驯化的那个时候，就已经灭亡了。
参 考 文 献 1、《春秋公羊传译注》 刘尚慈 译注 / 中华书局 2、《春秋左传注》 左丘明 著 杨伯峻 译注 / 中华书局 3、《论语译注》杨伯峻 译注 /中华书局 4、《史记》司马迁 著/中华书局 5、《尼各马可伦理学》[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著 廖申白 译注 /商务印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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