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的“尊容”

明日大雪飘 2019-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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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瘦黄奇丑的面型”

1933年春，郁达夫和王映霞移居到杭州。有一次，郁达夫应邀在浙江省图书馆做演讲。他还没到的时候，讲台下已经挤满了听众。郁达夫走上讲台，看了一看听众，说: “今天诸位恐怕有许多是要来‘瞻仰’我的‘丰采’的。可是你们见了我这副‘尊容’，就不免大大失望了。” 底下便是一阵震耳欲聋的掌声。

郁达夫对自己的“丰采”也相当得不满意，一直耿耿于怀。1924年1月，他在给郭沫若和成仿吾的信中说：“我偶尔把头抬起，向桌子上摆着的一面蛋型镜子一照，只见镜子里映出了一个瘦黄奇丑的面型，和倒覆在额上的许多三寸余长，乱蓬蓬的黑发来。” 他自己惊讶得把镜子摔碎了。

几乎没有人不为郁达夫的“尊容”和他们心目中想象的郁达夫之反差而吃惊，遗憾，疑惑，失望甚至伤心。1926年10月，郁达夫从上海到广州途经汕头，他和黎锦晖的弟弟黎锦明一起登岸拜访留日同学李春涛。一旁的年轻人许峨看到，“黎锦明西装笔挺，颇为矫健。郁则身穿长衫，瘦白脸，好像一个商人。初次见面，显得拘谨”；“想象中，一位作者一定十分浪漫，率真，无半点俗气。现在接触实人，初得印象，好像名实不符。”

郁达夫文采风流，但的确貌不出众。他身材瘦弱，脸颊小，眼睛小，大鼻子，颧骨突出，招风耳，相貌介乎中人，或在中人之下，根本不是什么美男子。以外貌而言，他和翩翩风流才子的形象似乎不沾边，和他早期清新的文字也差之甚远。身材和形貌的平凡这也是他长期以来自卑心理的一个由来，因此，风姿绰约的王映霞嫁给他后，确实是典型的男才女貌。这对夫妻，在俗人眼中，如果别人不介绍他们是郁达夫和王映霞，从容颜上确实不大般配。而达夫基于相貌的不自信乃至焦虑和狐疑，在后来从杭州流亡到湖南的途中直接爆发了出来。

还是看看郁达夫自己是如何描绘自己的相貌的。

郁达夫笔下的郁达夫

郁达夫的作品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特色，那就是半自传性的题材和手法，这在他早期的作品当中，非常突出。因而，郁达夫早期的许多作品的主人公，都有他自己的影子，而且主人公的外貌，往往就是他本人的长相。这个断言，并非是笔者的发现。早在1931年6月10日，匡亚明在《读书月刊》发表《郁达夫印象记》时，直接引用了郁达夫在其小说中《茫茫夜》主人公的外貌描写，然后说；“这是他在《茫茫夜》里为他自己写得肖像。我每次翻阅他的全集或忆念及他的时候，这副肖像便幻现在我的面前。”

因此，郁达夫笔下的郁达夫，不仅可以管窥真实的郁达夫的“尊容”，而且可以体会他对自己外在的不满从而产生内心的自卑和敏感。当然，郁达夫第一人称作品对于主人公具体外表的描写并不细致，常常局限于年龄，着重突出主人公的健康不佳的状况，主观感受多于写实。

比如早期作品《银灰色的死》中的主人公。“他大约已经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在黑漆漆的房内的光线里，他的脸色更加觉得灰白，从他面上左右高出的颧骨，同眼下的深深陷入的眼窝看来，他定是一个清瘦的人。” 小说中的主人公在深冬的雪夜冻死了，日本警厅发布的公告记载：死者“年龄约可二十四五之男子一名，身长五尺五寸，貌瘦，色枯黄，颧骨颇高，发长数寸，乱披额上”。高颧骨，清瘦，身材五尺五寸，这正是郁达夫活生生的面容和身材；而面色枯黄，则因为郁达夫自小身体瘦弱，受肺病、黄疸病等其他病痛的折磨，所以愈发显得面色憔悴。难怪许多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面色苍白，“清瘦”， “瘦骨棱棱”，“非常消瘦”，“没有血色”，“苍白得吓人”。

读者或问，小说毕竟是小说啊，当不得真。正如笔者前已指出，郁达夫作品的特点就是自我披露，这也是郁达夫研究者和当时朋友公认而没有疑义的现象。1927年8月31日，郁达夫回顾你自己的小说创作时自己说：“至于我对创作的态度，说出来，或者人家要笑话我，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 此外，小说中关于主人公的细节也符合郁达夫本人，如年龄二十四五岁。《银灰色的死》发表于1921年7月7日至9月13日，郁达夫出生于1896年，正好二十四五岁。再者，如果比较当时人们对于郁达夫面容的记录，和小说主人公简直一模一样。因此，《银灰色的死》的主人公外貌，基本就是郁达夫本人。

小说《胃病》则取材于郭沫若去看望住院的郁达夫。住院的主人公，“洗面的时候，向镜台一照，我觉得我的血肉都消失尽了。眼窝上又加了一层黑圈，两边的颧骨愈加高了起来，颧骨的底下，新生了两个黑孔出来”；他不由得自叹，“瘦极了！瘦极了” 这里，郁达夫再次突出了高颧骨和清瘦这两个外貌特征。

郁达夫在《南迁》同样描述了本人外貌。 “一个是二十四五的青年，身体也有五尺五寸多高，我们一见就能知道他是中国人，因为他那清瘦的面貌，和纤长的身材，是在日本人中间寻不出来的。他穿着一套藤青色的哔叽的大学制服，头发约有一寸多深，因为蓬蓬直立在他那短短的脸面的上头，所以反映出一层忧郁的形容在他面上。” 当然郁达夫不会忘记他的高颧骨。在幽暗的灯光底下，我们看到的是“他那瘦骨棱棱的脸上的两点”。

不妨再看看匡亚明提到的《茫茫夜》吧。这部小说也是以郁达夫自己的从上海去安庆教书的经历为题材的。主人公于质夫（也就是郁达夫，这是他早期作品常见的化名），“是一个二十五六的青年，大约是因为酒喝多了，颊上有一层红潮，同蔷薇似的罩在那里”；“眼睛里红红浮着的，不知大会眼泪呢还是醉意”；眉间 “却有些隐忧含着，他的勉强装出来的欢笑，正是在那里形容他的愁苦”；“他的面貌无俗气，但亦无特别可取的地方。在一副平正的面上，加上一双比较细小的眼睛，和一个粗大的鼻子，就是他的肖像了。由他那二寸款的旧式的硬领和红格的领结看来，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富有趣味的人。” 这段话，除了小眼睛、大鼻子这些外貌的描写，主要还是突出了酒后郁达夫之内心世界（愁苦）给人的主观印象。

那么，王映霞眼中的郁达夫又是如何呢？

王映霞笔下的郁达夫

王映霞，原名金宝琴，后来承继给外祖父、杭州名士金二南，改名王旭，号映霞，以后索性改成王映霞。她于1926年暑假毕业于杭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后到温州第十中学附小任教。1927 年1月,由于地方社会动荡，她随同乡孙百刚夫妇离开温州来到上海,和他们一起租住马浪路（今马当路）的尚贤坊。那时,她年轻,体态丰润,性格热情活泼,好动爱玩，别具一种魅力。据孙百刚说:“她的享亭的身材、健美的体态，犀利的谈锋,对人一见就热络的面庞，见着男子也没有那一种忸怩造作之态，处处都显示出是一位聪明伶俐而有文化教养的女子。尤其她那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一张略大而带有妩媚曲线的嘴唇，更给人以轻松愉快的印象。” 1927年1月14日，和孙百刚夫妇暂居上海的王映霞第一次见到了郁达夫。

王映霞自己回忆说，那天“午前十时前后，这是一个我无法忘去的日子和时刻”； “从楼梯口从楼梯上突然传来了几声标准的杭州口音，随声喊着“百刚”，这就令我这个杭州人格外地注意起来。等到这一位来访者出现在我们的房门口时，孙先生一面招呼，一面给孙师母和我介绍见面。彼此坐定后，我就和平时一样，去后面倒了一杯茶出来，先递给了孙先生，然后再由孙先生递给了这位来客。刹那间想起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是个好熟悉的姓名啊。这样一转念，我倒自然而然地在注意起他们谈话的内容来了。从什么稿子。什么书店的这些词句里，我又忽然回忆到在学生时代，曾看过一本小说名叫《沉沦》的，这一本书的作者，似乎就是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郁……达……夫”。

得知是著名的郁达夫后，王映霞观察到，“他身材并不高大，咋看有一些潇酒的风度。一件灰色布面的羊皮袍子，衬上了一双白丝袜和黑直贡呢鞋子。从留得较长而略向后倒的头发看上去，大约总也因为过分的忙碌而有好久未剪了。他前额开阔，配上一副细小眼睛，颧骨以下，显得格外瘦削。我很快地打量了这一番之后，便又留心着他们的谈话，才听出他是孙先生在日本读书时的浙江同学，新从广州来上海的。” 应该说，王映霞对于郁达夫外貌的描述是写实性的。在王映霞的眼中，郁达夫的相貌是完全不能和他的小说相比的；或者不客气的说，郁达夫的相貌和他的小说是反比的。

郁达夫则对王映霞一见钟情。但他以自己的相貌自卑，特别是在溢彩流光的王映霞面前更加患得患失。在和王映霞认识一两个月后，郁达夫在给王映霞的信中彻底坦白了自己这种矛盾痛苦的内心世界。他说：“所以这一次。为我起了这盲目的热情之后，我自己倒还是作自受，吃吃苦是应该的，目下且将连累及你也吃起苦来了。我若是有良心的人，我若不是一个利已者，那么第一我现在就要先解除你的痛苦。你的爱我，并不是真正的由你本心而发的，不过是我的热情的反响。我这里燃烧得愈烈，你那里也痛苦得愈深，因为你一边本不在爱我，一边又不得不聊尽你的对人的礼节，勉强的与我来酬酢。”

因此，郁达夫甚至想结束这段感情。他对王映霞说，“我觉得这样的过去，我的苦楚倒还有限，你的苦楚，未免太大了。今天想了一个下午，晚上又想到半夜，我才达到了这一个结论。由这一个结论再演想开来，我又发现了几个原因。” 他接着分析了三个原因，“第一我们的年龄相差太远，相互的情感是当然不能发生的”；“第三我的羽翼不丰，没有千万的家财，没有盖世的声誉，所以不能使你五体投地的受我的催眠暗示。”而其中的第二个原因，郁达夫说得非常直白，“我自己的丰采不扬一一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一一不能引起你内部的燃烧。”

以上是王映霞根据自己的记忆多年后记录的，也许有偏差；不过，郁达夫对于自己相貌不扬的耿耿于怀，特别是和风采照人的王映霞的对比，确实是郁达夫的内伤和至深的遗憾。确实，初次见面，郁达夫总是让“沉沦”于《沉沦》的青年们失望。

1920-1930年代的郁达夫

1920年代，郁达夫在文坛名声鹊起，但崇拜郁达夫但却对面不识的场景却不时出现。

民国著名报人张友鸾（1904年3月20日－1990年7月23日）就曾经向郁达夫推荐买郁达夫自己的作品《沉沦》。 1921年。张友鸾还在安庆一中的中学生，和几个同学一起组织了贩书部，推销新文化运动出现的作品。“一个阴雨天，我们正在工业专门学校的门前卖书，来了一位并不显眼的男子，三十来岁，胳膊上搭着雨衣，他要买《觉悟》合订本和郭沫若的《女神》，我们便乘机向他推荐<沉沦》，说这部小说如何如何好，是郁达夫先生的近作，劝他买一部。” 没想到那人微微一笑，说:“我就是郁达夫。”张友鸾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想而知我们当时是怎样的惊愕。这样一个以‘惊人的职材和大胆的描写’震动文坛的文学家，竟然实实在在立在我们面前。事隔六十多年，其间的许多事情我早已忘却了，只有这头一回与达夫先生的相识，却是印象极深，历历如在目前。” 之所以历历在目，一个关键原因还是郁达夫的貌不惊人，和张友鸾他们想象的风流倜傥反差极大。

郁达夫的相貌和衣着，总是和他小说给人产生的印象大不相同。留学生，颓废派，浪漫派，喝花酒，嫖妓，郁达夫这些真实行径和小说中的“我”相互参照，给人一种复杂的感觉，使人总觉得作家郁达夫衣着时髦的人物。当年抢着读郁达夫作品的青年许杰，在1925年或1926年第一次看到了郁达夫，颇为诧异。

许杰当时在上海的中华学艺大学当一个资料员。一天上午，同事蒋径三跑来说：“郁达夫来了，就在下边办公室里。” 许杰“听着这消息，立即跟着蒋径三就走。我当时心中在想：他是一个日本留学生，又是一个浪漫主义甚至是颓废派的小说家，他那外表的形象，一定是西装革履，衣服的口袋上露出半朵折花的手巾，裤缝烫得笔直；至于他的下巴下面，一定是红领带或是大把的黑绸蝴蝶结......谁知及到见面，经过别人介绍以后，立在我面前的郁达夫，竟然和我想象中的形象,完全不同。记得当时印入我的眼帘的，是一位中装打扮的中国绅士。他穿着米灰色的哔叽长袍，白底黑帮直贡呢便鞋；他那一表人才的风度，虽然有点倜傥，也显得有点腼腆，一点也不像我心目中所想象、所预期的那样。所以，这第一次见面的印象，铭记在我的脑海中是特别的深刻的。”

叶灵凤也是在1920年代中期的上海见到了郁达夫。“达夫先生的相貌很清癯，高高的颧骨，眼睛和嘴都很小，身才瘦长, 看来很像个江浙的小商人，一-点也看不出是一个有那么一肚子绝世才华的人。虽然曾经有过-张穿西装的照相, 但是当我们见到他以后，就从不曾见他穿过西装,老是一件深灰色的长袍，毫不抢眼。这种穿衣服随便的态度，颇有点与鲁迅先生相似。” 高颧骨，小眼睛，小嘴巴，瘦削身材，这样的相貌很难说相貌堂堂；此外，郁达夫虽然留学日本，可是穿着打扮非常普通，甚至有些土气，总是穿一件深灰色长袍。叶灵凤的描述，提供了日常生活中郁达夫的形象，看来像江浙的小商人；但他笔锋一转，强调“这种穿衣服随便的态度，颇有点与鲁迅先生相似”。其实，郁达夫和鲁迅的相似，不仅仅在于穿着。

另一位青年黄源也大致是在同一时期遇见了郁达夫。当时郁达夫去江湾立达学院看望一位青年学生张健尔。张健尔是后来担任中共总书记张闻天的弟弟，和郭沫若、郁达夫都有往来，对郁达夫尤其崇拜。有一次，郁达夫去立达学院看望张健尔，黄源也在立达学院上学，因此有一次见到了郁达夫本尊。他回忆说，“我还很清楚地记得，郁达夫那天穿的是中装，他夹在我们这批青年中，拥出校门，向郊外走去。随口说着一些英文字眼”；“他和我们青年相处时，那么随和自然，没有一点架子，丝毫也没有一点日本帝国大学毕业、著名小说家、大学教授的派头，和我们谈话完全是年长一点的朋友口气，心地纯洁可爱。现在想来，这样的人物，在中国旧社会里是格格不入，难以生活的。”

北伐中以《从军日记》出名的青年女作家谢冰莹见到郁达夫是在1928年秋。“他中等身材，瘦瘦的个子，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布大褂，活像个算命先生。不管是老朋友，新认识的，见面总是先向你笑笑，然后伸出手来和你握得紧紧的。”

1929年暑假，和郁达夫通信来往的文学青年王余杞到上海拜访了郁达夫。他虽然看熟了照片上的郁达夫；可第一面时还是觉得惊讶。“郁达夫的容貌，通过书刊上有时登载的像片，我是看熟了的。这下可看见了他本人，奇怪，这就是出名的郁达夫! 头上留着深长的平头，身上穿着宽大的裤褂。据我的记忆，好象就没看见他穿过西装。”

当时的年轻人风靡郁达夫的小说，甚至模仿其小说中人物的衣着穿戴，匡亚明就是其中之一。他回忆说，“提起他的穿着，我就联想到在《茑萝行》里描写过的他的香港布洋服了。那时我还在苏州的一个师范学校里读书,对于他的热烈的同情与感佩，真像《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后德国青年之“维特热”一样，我也仿效着做了一套香港布的制服，同时接踵相效的还有同班同学作群兄。当时的天真的稚气与热情，现在虽完全离开我的生活，但回味还是很饶趣的。” 可见郁达夫当时的魅力！有朋友感叹道：“昔张船山(问陶)风流蕴藉，一时文人，多欲来世愿为夫子妾者”，“我于达夫亦有此感。他虽不是美男子，却很有令人倾倒的魔力。”

1933年，钟敬文在杭州重逢了郁达夫。“在走近浙江图书馆底围墙不远的时候，前面来了两个人。一个穿着西装，身材略矮而胖，那是汪静之君。另一个穿着蜜色府绸的中国便衣裤，态度很舒适，他便是郁达夫先生了”；而此时郁达夫经过了广州、上海数年内创作和生活的经历，“面上似乎很显着被时间和有难所拂磨过的苍老的痕迹了。”

1934年秋，郁达夫到之江大学授课，讲授“文艺批评一课。”在读的张白山“和别的爱好文艺青年一样便去听他的课。未去之前，我想郁先生一定是一位馒头长发、风流潇洒、放荡不羁的颓废文人，还可能喝得醉醺醺的，趑趑趄趄地走上讲台上的醉汉。”结果自然大出意外。“谁知我所想的完全错了。郁先生却是一位跟布店店员一样朴素平实：平头、驼背、青衫、布鞋。这摸样儿与显示在作品中的形象相差太远了。老实说，当时我很失望。”张白山想象伟大的作家必定应该不平凡的，相貌也不应该普通。“王尔德、波特莱尔的外表和服装就与凡人不同。然而，他却那么平凡。说话缓慢，声音低哑，还赶不上布店店员讲话那么响亮流利。这足见我那时多么幼稚，不知道作家本来是从群众中来的，也是和普通群众一样，头上不会长角的。后来我在上海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里见到鲁迅先生，他也很平凡，活象北平小胡同里挑剃头担的老头儿，我才知道大作家就跟老百姓一样呢！然而郁先生那副清秀的带着书卷气的面庞和一双机灵明亮的眼睛却使人喜欢。我又想，这大约是作家与布店店员又有所差异的吧。”

总之，郁达夫的穿着基本是很普通，相貌也当然不出众，所以使人落差很大。有一位观察者说：“记得有一篇关于郁达夫记事的文章里，说郁达夫非常清瘦，我觉得瘦则有之，清则未必。不过无论如何，他足够代表了中国文人的本色，那边是‘瘦弱’。他穿得极朴素，一件极便宜的布料的袍子。好像脚上的鞋子也是自己家里做的。” “他说起话来也不够流利。富阳和上海的混合音，他性爱喝酒，在宴席上，他老用的是大杯子。头上也不像普通人那样都留头发，他是一个‘圆顶’。” 另一位则说，“心目中郁达夫，不知是怎样秀气洒脱的江南才子，眼前的郁达夫，同想象对不起号，一时不知怎么好了。”

“面目清秀”的郁达夫？

当然，也有人在笔下颇为郁达夫留情，或者只注意到郁达夫的风度，因而觉得“达夫先生长着瘦长的身材，面目清秀，风度潇洒，往武安市知识分子的样子。他和蔼可亲，丝毫没有大作家的架子。” 这恐怕是因自己的喜好而忽视了达夫的尊荣。钱潮，即使郁达夫的同乡，又是郁达夫在日本留学的同学，他的笔下就根本不提郁达夫的相貌，而是说郁达夫“给我最初的印象是：文质彬彬，风流倜傥，但有点神经质。” 这是前辈人物的风度，为故友讳言吧。

李俊民是在武昌师范大学念书的时候见到了郁达夫，时间约为1925年2-3月间。“第一次会见了他，看到他的神情与姿态，和我悬想中所构成的形象，似乎是吻合无间的。他待人恳挚，洒脱可喜，使我一见倾心。” 这当然是完全回避了外貌，而一味评价郁达夫的风度和态度了。李俊民自己也承认，“现在回想起来，他和穷的亲近有异于其他同学，主要是由于个人的气质有近似之处，”“率直地说，我性格中的一些弱点，也和他很相似，这叫做‘同病相怜’”。因此，李俊民眼中的郁达夫，完全是意气相投的主观感受了。

又有人回忆“达夫长袍黑褂，风度翩翩，面貌清癯。” 长袍马褂似乎表明郁达夫对传统礼节的遵循，在正式场合（如在福州为陈仪工作期间）经常穿戴。曾在郁达夫手下工作过两年时间的蔡圣焜回忆说：“一九三六年三月间一天上午，一位身穿长袍手提包袱、文质彬彬、清瘦的中年人来到福建省政府参咨议办公室找郭祖闻咨议(浙江绍兴人，以后与达夫先生亦常来往)，略事寒喧后，即从包袱里取出马褂穿上而去。当时我意识到这位中年人是晋谒省主席陈仪的，因为‘长袍重马褂’算为隆重的礼服。郭祖闻告诉我: 他就是著名文学家郁达夫先生。” 大概是因为第一次拜见上司，即使郁达夫和陈仪都是留日学生背景，郁达夫还是穿上了传统的正服谒见。可见，郁达夫在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想象得那样随便随意。

般配不般配的郁达夫和王映霞

郁达夫和王映霞确定了关系之后，在上海“过了一段幸福家庭生活，新婚夫妇到处双双出现，人们常常在街头看到，一位服装华丽，风姿绰约的少妇，身边跟着蓝布长衫，弱不禁风的瘦男子。朋友们笑话他，是哪个公馆的太太，带着听差上街来了。达夫听了只是幸福地笑笑。”

1933年春，郁达夫、王映霞夫妇从上海搬到了杭州居住。和郁达夫的相比，在杭州的王映霞总是那么令人瞩目。她在达官贵人的唱和从容自如，被誉为杭州四美之首。“那时她的年龄总已在三十以上，达夫和她结褵已十年于兹，小孩也有四个了。但是风姿依然，确有使人倾倒的地方；尤其谈吐风度，果然名不虚传。她的相貌，很像银幕上的琼克劳馥，再加上风度的优美，无怪乎后来有《毁家诗记》那一幕轩然大波了。”

1934年元旦，郁达夫和夫人王映霞是在上海度过的。1月6日，《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约请经常写稿的作者欢聚，同时也为郁达夫夫妇饯行。在座的除了鲁迅、林语堂夫妇、胡风、阿英、陈子展等人之外，还有唐弢；而且这是唐弢第一次和鲁迅以及郁达夫夫妇见面，因而对名满天下的这对伉俪“细细端详”，印象深刻。

1983年春，唐弢在回忆中写到：“达夫先生大概还不满四十岁吧，看去比较清癯，头发丛长，眼睛又细又小，额部稍窄，双颊瘦削，穿一件青灰色袍子，态度蒲洒，很有点名士风流的气派。映霞女士比他年轻得多，体态匀称，真所谓增之一分则太肥，减之分则太瘦，两眼灼灼有神。不知怎的，我总觉得与其说她长得美，不如说她长得有风度，是一个举止大方、行动不凡的女人。难怪达夫先生一见倾心，如醉似痴，颠倒至于发狂的地步。我见到他们的时候，这对夫妇正过着婚后最幸福的生活，你怜我爱，形影不离。

除主人黎烈文外，这时到席的已有郁达夫王映霞夫妇、鲁迅、阿英和我，我们一面闲聊，一面等待。映霞女士很少说话。接着而来的是胡风、徐懋庸、陈子展、曹聚仁诸先生。最后到达的是林语堂廖翠凤夫妇。她们似乎早已熟识，王映霞找到了谈话对象，虽然没有懈怠同席的人，却更多地去同林夫人廖翠凤低语，窃窃地谈着似乎只属于女人们的私房话了。

那天鲁迅先生兴致很好，说话不少,其次是郁达夫和陈子展两先生，不过谈得最多的还是林语堂，中外古今，滔滔不绝。古益轩是湖南菜馆，当时上海请客，喝的一般都是黄酒，主人要菜馆准备了上好的绍兴酒，殷勤劝客，达夫先生喝得多了一点，王映霞频频以目止之，没有收效，她便直接阻拦主人，说达夫近来身体不好，听从医生嘱咐，不能过饮。主人自然从命，达夫先生面露不愉之色。陈子展从旁打趣说:‘到底是医生的命令，还是太太的命令呢？’ 达夫苦笑了。” 说是苦笑，这苦笑恐怕是幸福的苦笑吧？当时的郁达夫和王映霞情真意切，过着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好日子。

而唐弢对郁达夫相貌的描写也是真实的，“比较清癯，头发丛长，眼睛又细又小，额部稍窄，双颊瘦削，穿一件青灰色袍子，态度蒲洒，很有点名士风流的气派”；对于王映霞，唐弢的感觉也非常贴切。王映霞乍一看，并不那么美，可是很有风度。“映霞女士比他年轻得多，体态匀称，真所谓增之一分则太肥，减之分则太瘦，两眼灼灼有神。不知怎的，我总觉得与其说她长得美，不如说她长得有风度，是一个举止大方、行动不凡的女人”。唐弢对于郁达夫夫妇的观察，既写出了他们的外形，也写出了他们的气质，可以作为郁达夫夫妇真实写照的可靠参照。

1935年的王映霞虽然已经生过4个孩子，但当时认为王映霞美却是中外一致的。这年去“风雨茅庐”访问过郁家的日本历史学家增井经夫回忆王映霞说:“他的太太，漂亮得简直象个电影明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她在杭州的社交界是一颗明星，而她在席上以主人的身份频频向我敬酒，说‘增井先生，干杯!’时，就把喝干了的酒杯倒转来给我看，确是惯于社交应酬的样子。又有她那深绿色翡翠耳环和手调，在灯光下摇曳闪烁的情景，至今还很清晰地如在眼前。想起来，那个时候大概是郁先生最幸福的时期吧。一下子就在饭馆粒款待十个客人，实在是豪兴不浅。” 小川环树1935年拜访了郁达夫夫妇后，也是同样的印象。他在日记中写到：“赐食简单之午饭，饮五加皮酒，夫人丽人也。”

穿西服的郁达夫

当然，郁达夫有时候也西服革履，很时髦。 1936年夏，张白山去拜访担任福建省省政府参议和省政府公报室主任郁达夫。“他一个人住在南台闽江畔的基督教青年会的宿舍里”，“这时的郁达夫身上打扮与杭州迥然不同。他头戴白帆布做的硬壳圆顶的“巴拿马”帽，也就是当时在华侨中极为流行的一种帽子。身穿藕色湖绸长衫，手提黑皮包。”

1936年11月，受重托的郁达夫来到东京，前去接站的日本友人小田岳夫回忆：“正象从照片看到的那样，他削瘦，身材很高。他的脸颊颇有一些贵公子的气度，而现在看上去却感到稍有些执拗、神经质。他那稍长的乌发，剪得有棱有角。” 小田岳夫所说的“身材很高”，当然是相对日本人的身高而言；他所说的照片则不知道是哪一张；不过，郁达夫当时的心情可能比较沉重，因为是受托之事重大以及中日两国间的紧张局势。

1938年12月底，郁达夫抵达新加坡，在南洋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大概到了属于英殖民地的新加坡，郁达夫的着装便西化了许多。深受郁达夫提携的年轻人徐君濂回忆说，“这位态度温和，平易近人的中国作家，衣着简朴而近乎不修边幅，常年一身白斜布西服，平头短发，歪歪斜斜地系一条黑色或暗红色的领带，脚上老是一双毫无光亮的皮鞋。” 徐君濂印象中的郁达夫衣着，确实和郁达夫在星马拍的照片符合。当然，崇敬郁达夫的徐君濂非常折服于郁达夫的风度。他进一步回忆说，郁达夫“不论出现在盛大的宴会上或者巴刹的小食摊上，总是态度安详，泰然自若，有时候也说几句颇具幽默感的笑话，丝毫没有作家的架子。不认识的人，还以为是来自山芭的教书先生。” 当时的郁达夫，将近半百，经历了人生的多少风雨，在年轻人面前自然有着平静沉郁的风格。

当时给《星洲日报》文艺副刊《晨星》投稿的青年王啸平有一次因为自己的投稿一个多月也没有登出，便上门去找负责《晨星》的郁达夫。 “<星洲日报>编辑部在二楼，我走进办公室说要找郁达夫先生，他便从办公桌旁站起来招呼我。这是我这未满廿岁的年轻人，第一次见到一位从祖国来的鼎鼎大名的大作家。他穿着当地常见的很普通的白布西装，结着黑领带，中等身材，看来体质很虚弱。脸孔皮肤不是白净的，如大多数的文人那样，也不红润，象是营养不足似的，没有什么光泽。神态平静敦厚，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谦和，非常的谦和。这位名字很响亮的浪漫主义作家的形象，完全出于我的想象之外。他整个身上既感不到什么‘酒’气，也感不到什么‘书卷’气，更看不出洋溢在他作品中所传说的对女人那种特殊感情的什么气吧！倒象个老实巴巴的忠厚人。他递烟给我，我谢绝了。”

青年人眼中的郁达夫衣着打扮以及风度，和郁达夫的同事观察到的，是基本吻合的。1938年8月，因为泰国政府的排华政策，在泰国《华侨日报》工作了将近十年的的吴继岳逃离了曼谷，来到了新加坡，第一次见到了郁达夫。“当时郁先生正与胡社长及另两位同事在打牌。记得那年他已四十三岁(他比我大九岁)，我因曾在书报上看过他的照片，对他不感陌生。他那时穿一件长袖白恤衫，白斜纹布西装裤，打一条深色的领带，是普通知识分子的打扮。他笑着跟我握手，给我第一个印象是“和蔼可亲”。使我惊讶的是，他的夫人王映霞女士坐在身旁看他打牌”；“王映霞当年三十刚出头，穿一件紧身旗袍，丰容盛臠，具有一种成熟美，而眉梢眼角，更流露出迷人的风情。我当时心里想，难怪郁先生为她颠倒痴迷。”

以上都是文字上的郁达夫。文字无论书写者认为多么客观，却总是有其本身的缺陷。作者本人对这段文字的理解，和读者对作者提供的这段文字的理解，总是有偏差的；遑论作者本人的描述是否合乎郁达夫的尊容。

幸运的是，到了二十世纪初，有了照相机，我们便可以直观看到郁达夫本人留下的照片。这些照片，比文字更直观，更加一目了然；当然，照片的拍摄，也必须同样考虑其场景。无论如何，还是让我们一一观看郁达夫本人留下的照片吧。

照片中的郁达夫

青年郁达夫的形象，可以从当年在日本时和郁达夫相识的日本友人的笔下得知。日本友人大致记下了郁达夫的身高，五尺四寸左右（约为1.64米）；在日本时，“他爱在制服外面加一件披风，但不穿朴齿木屐而穿鞋”；“他身高大约五尺四五寸，记得没戴眼镜。” 石田干之助回忆：“至今还记得郁君戴着一顶菱形的大学制帽，那风姿，咋看决不会想到他是中国人”；“他的日本话说得非常流利。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开朗、火大、胸无城府的坦率青年。据我所见，他并不是一个阴郁的人（如作品中所表现），而是一个胸怀开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