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学说：秦朝灭亡的深层原因！

秦朝统一之初的文化整合政策，表明秦朝统治思想有过开放和包容的发展时期，然而又何以急转直下、推行焚书和禁绝私议政策，亲手终结了文化整合进程呢？

直接原因是由于六国士人未转变心态导致的政治冲突，但这一转折的内在思想根源，却与秦朝采用的“五德终始”为核心的阴阳五行学说作为统治思想有关，秦始皇改造的“水德”，不但使得秦朝思想文化由相对开放的文化整合政策，转向与韩非如出一辙的文化专制主义，而且使得秦朝法制走向严刑峻法甚至“急法刻削”的极端。

从秦朝统治的制度设计和理论指导层面上来看，其统治思想应该是以“水德”为核心的阴阳五行学说为主，统摄诸子学说。司马迁对秦政高度概括为：“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司马迁的评价是建立在秦朝“水德”模式：“水主阴，阴刑杀，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数”的施政特色基础上的。

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帝国后，虽然国家对立和军事冲突问题己经得到解决，然而帝国初立，在黎民思安的同时，六国地区对秦人及新生政权的抵触态度和隔阂心理却仍然存在。六国贵族势力残余仍心有不甘、蠢蠢欲动、成为帝国暗流隐患，因而急需在统一政治制度的同时，统一思想文化、维护统治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阴阳五行由来己久，然而用阴阳五行解释社会变迁与历史发展，则始自邹衍所创的“五德终始”说。邹衍将自然现象解释为有上天意志主宰的灾异祥瑞，并使之与历史更迭相结合，建立“五德终始”理论体系，其学说主旨是“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的儒家学说，目的在于劝谏君主实行德治。

邹衍学说的贡献在于用阴阳五行学说，阐述历史更迭、帝王兴衰，以说明德治的重要性，然而其思想主旨是宣扬己久的儒家“德治”思想，并无新意，同时统治者也不愿意节制私欲，因而不为时人所重视；然而邹衍把“五德相胜”与王朝更迭相结合、将人事兴衰解释为天命意志的主宰的“五德终始”说，却流行一时。

邹衍学说的核心就是“天命符应”和“五德转移”，鼓吹王朝的建立将有天降符瑞以示德运，而符瑞德运遵循五行相胜的规律，五行又对应各自的德治，新王朝建立后必须对应德运进行改制以区别旧王朝。这正好迎合《吕氏春秋》为新王朝奠定理论基础的政治目的，因而“五德终始”为核心的邹衍学说，为《吕氏春秋》编纂者所选录，“五德终始”也由此入秦。

据《吕氏春秋·应同》篇所记载的“五德终始”说内容来看，自黄帝之后，依次有大禹、商汤、周文王，共四位帝王因感应上天所降祥瑞，分别获得土德、木德、金德、火德而兴起。邹衍学说主要论证的是五德相胜的法则下，代周之火德而兴起的必将是获水德庇佑的帝王。

邹衍学说的要旨与儒家主张是一致的，“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希望君主能行仁义、德政等内容，这正好可以为秦政治转型服务，为秦统一天下奠定预先的理论基础，因而为吕不韦及《吕氏春秋》所采用。

但是由于其学说倾向是德政内容，同时秦并未有水德符应，自秦襄公“自以为主少皞之神”至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均与五德转移至水德冲突。秦历代先君构建的“天命”系统己经确定西秦得金德，因而在统一之前并未得到秦始皇的采用。

从《吕氏春秋·序意》篇以黄帝教诲颛顼、自比教诲赢政的思想来看，吕不韦对五德终始说和秦获水德都做出一定的创新和尝试，因为颛顼属水德之帝、隐喻赢政也如颛顼一般将获水德，从而暗合邹衍水德代周的“五德转移”系统。

秦始皇在统一之后，接受齐人奏议，采纳了秦文公于汧渭之间获黑龙，于是秦得水德符应的说法，在齐人上奏的“五德终始”主张中，没有与秦国先君德运冲突的问题，才开始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采用“五德终始”说。

但是，秦始皇并没有接受邹衍“仁义节俭”的德治内容，也没有接受《吕氏春秋》中“水德”主张。《吕氏春秋》的“水德”内容，主旨是节俭、养民、忠廉等偏于内敛无为、养生蓄民为主的施政内容，天子应该依循“水德”规律行政，“赏死事，恤孤寡”、“无或敢侵削众庶兆民”、“土事无作，无发盖藏，无起大众”，“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总的来说，是结合冬季万物闭藏的天时和水蓄养万物的道德，教导君主养精蓄锐，为来年国事作准备。

然而秦始皇采用的“水德”，却是以“水主阴，阴刑杀，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数”为特色，为推行“严刑峻法”提供理论依据，并在这一“水德”的指导下进行王朝制度的建设，包括改正朔、色上黑、数纪以六、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更名河曰德水、音上大吕等内容，将《吕氏春秋》中的“五德终始”说加以改造，赋予其“严刑峻法”的理论内涵，使之与秦朝政治传统相吻合，论证秦政的“尚法”与“重刑”现实传统。

“五德终始”说论证秦获水德，而“水主阴，阴刑杀”所以政治上“刚毅戾深”，既得以继承秦人受命于天的天命传统，又暗合重军功、轻道德的现实制度，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在“五德终始”赋予的天命权威下，秦朝从统一六国到现实统治，都得到论证和神化。

从秦始皇改制的诸多内容来看，秦帝国是严格执行水德模式下的制度的，因“水德”尚黑、数六的内涵，从历法、服色、用度、出行、纪数、音律均有统一的具体规定，渗透政治及生活的各方面，对国家政治和制度起到规范性和操作性的指导作用。

“五德终始”说论证的便是新王朝的合理性和神圣性，表明其受符应、德运的天命庇佑依据，在这种与古代圣王治世一致的天命庇佑之下，新王朝的政治必将如圣王之道般清明绵长，故秦始皇“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云云除了是骄悠妄想之外，也有“方今水德之始”下以圣王自居，如黄帝、禹、汤、文王等圣王一样获得天命，开创王朝治世的野望，只不过从效法圣王之道，变成效法秦朝现实政治制度而己，因而任何人均不得非议和抨击秦政。

阴阳五行学说本就发端于燕齐之地，邹衍尊显于诸侯，表明阴阳五行及“五德终始”在战国末期影响甚大，秦始皇改造“五德终始”说为核心的阴阳五行学说，以服务于现实政治，既是对秦立国以来的天命传统的呼应，也是将秦国传统推行至六国以实现强有力的控制和统治的有效手段。

虽然其改造内容及刻法阐释为社会所排斥，但“水德”意识形态为社会普遍接受，应是肯定的。阴阳五行渗透秦朝的政治制度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影响甚至延续至汉朝，表明秦帝国以阴阳五行、构建共同价值体系的历史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因而，秦朝以“五德终始”说为核心的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帝国统治的指导思想。从思想层面上来看，秦“暴政”的指导理论和思想渊源，也源自于秦始皇用以神圣化君权和帝国政权的“水德”思想理论，另一方面也导致文化整合的终结和文化专制的开端，与韩非法家思想主张无甚太大干系。秦始皇将秦朝“重刑尚法”传统推向极致的理论依据，是经其改造后的“五德终始”学说。

作者/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