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三十年，青春再出发”系列之二十五：苏大寻根

“芳华三十年，青春再出发”系列之二十五：苏大寻根

龙城使君

2018-10-27 阅读1023

张秋：苏州大学八四级中文系宣传文化专业，毕业后当过狱警，辗转南京、深圳、大连等地多家媒体，2000年落脚上海译文出版社至今。深度影迷，著有《第一镜》《不准调头》《爱，诫》《中产阶级的审慎魅力》《历史的人质》《正义的人质》等。

苏大寻根

张 秋

前 言

聚会前躲过了晓松的约稿，聚会后却躲不过龚赢的稿约。自大群发起聚会征文，邻班群情激昂，文从天降，发稿如注，三班却风平浪静，纹丝不动，筹委会两大美女心急如焚，万箭穿心。晓松返家，对顾胖宣布双规：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稿，否则不让吃饭——据江湖传言，后升级至不让上床，均未遂。龚赢身为群主，于小群内连连喊话，只收到语音自动回复：“对不起，本群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三班之闷骚慢热，坐怀不乱，可见一斑。群主岂肯善罢甘休？又发私信各个击破，逼债连连，同时以身作则，撰写聚会纪念服之“科普文章”，并不惜抬我出镜，充当男模，大打感情牌。未几，又当即私信转发新鲜出炉之敬安大作。该文一气呵成，余温尚存，读后为之一振。大势危急至此，又有珠玉在前，我等速速交砖是也。

每次趁同学聚会，我都要设置一个纯私人环节，就是独自在老校区走走，哪怕只是匆匆地走上一刻钟、半小时。这次也是。四年间的一幕幕记忆——那些共同记忆，还有私人记忆，都被眼前的景物瞬间激活，随午后暖阳，铺洒弥漫。这种感受，只能一个人去品味。这种幸福，只能自己用脚一步一步地去丈量。

我虽是土生土长的无锡人，不过说起苏大、苏州，家人却与其颇有些渊源。我爷爷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20世纪30年代初曾在东吴大学任教。父亲毕业于苏州中学，每次去苏州，必去母校。有了这两个铺垫，后面发生的事情也就好理解了——父亲出于“私情”，一手包办了我的高考第一志愿。我无力抗拒，因为他就是我的高中班主任。巧的是，我1984年入学，二姐从同济大学毕业，分配到苏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姐弟俩又在他乡会合。

爷爷受运动冲击，在山东英年早逝。我们姐弟三人都不曾见到过他。但自从我得知其这段经历，想象我在老校园迈出的每一个脚步，都有可能与他当年的足迹相互重合，我对母校的感情，就更不同一般了。

除了这一点家庭的渊源，除了爷爷在老东吴留下的这一条根，这里当然还有我的根。回想起来，除了从事多年的传媒行业，日后滋养我人生的一些嗜好，根都在苏大。

比如逃课看电影。这事我常干。此次返校，路过当年上大课的阶梯教室，特地趋步向前瞻仰。一旁的嘉骅也有同样经历，不但拍照留念，还在照片上特别标注“当年跳窗处”，发到群里。当时的作案手法和场景，依然鲜活：事先抢占有利地形，坐在最后一排位子，等老师点完名，转身就从窗口一跃而出，身轻如燕。

观前街的几家电影院，都靠在一起，所以我看得最疯狂的时候，是事先买好了票，几家影院赶场子连轴转，看得天昏地暗。当时的观影习惯，是一个人坐第一排，这样前面就没有人头挡。电影不够看怎么办？就转战录像厅。印象最深的是《加里森敢死队》，看完一轮，不过瘾，再来一轮。

比如乱读书，读闲书。这次也路过老图书馆，当年用网兜拎着饭盆到里面占位子的画面，历历在目。我在图书馆的阅读量和借书量，远不及日后成为复旦大学博士，而且还是跨专业的法学博士的敬安，也没有丁纪闽在熄灯后仍秉烛夜读的精神，所以人家才考上了研究生。但我也有我的特色，印象比较深的两个细节，一是好读理论书。从中国古代画论，到时兴的西方哲学，哪样难懂读哪样。二是自制分类卡片，做了好多读书笔记。中学里接受的是应试教育，进了大学，白纸一张，只知爱书，根本不懂如何选择，怎么办呢？就盲目地挨着图书馆的检索卡片顺序去读，生吞活剥，吃相难看，仿佛知识难民。这个形象延续至今。

当时最常去的是观前街的新华书店。关注的几个书架，熟悉到什么程度呢？书店哪几本书最新上架，我一眼就能发现。买书钱不够怎么办？又不好意思跟家里开口要，就硬从牙缝里挤。记得我最节俭的一个月，伙食费压缩到9元。早饭多买两个菜包，权当午饭，配上玻璃瓶子装的红绿萝卜丝当小菜。后来班上不知哪位好心人，一纸匿名举报信写到我家里，结果当月就加了生活费。书越买越多，宿舍里书架不够放，只好沿床内侧排成一排，反正我人瘦，不影响睡觉。这段与书同眠的时光，怎能不怀之念之？

比如写字。这事对我来说就像感冒，当年完全是受同学传染。王建的散文，张清的评论，邵小华的诗，都让我眼红。光同宿舍就有两大文豪，岂能不受刺激？另一层原因，跟自己的职务有关。我当时被任命为班里的收发员，老给这个那个送编辑部寄来的样报样刊，接着又给这个那个送稿费单，这种心情，约相当于我的另一项重要使命——老给别人送滚烫的情书，但自己却没有。用现在的话说，就叫羡慕嫉妒恨。于是我也发了狠地写，三条产品线一起开工，天女散花式地往外投稿，然后哗哗地收退稿。这时候我的优势就来了，因为没人知道，也不怕人笑话。散文、评论相对好弄，唯独这诗，太难上手，就模仿，就硬憋。憋不出来，就使劲揪头发，结果诗没发表几首，倒是落下了揪头发的坏毛病。

大学时期，基本奠定了一个人的知识格局和思想格局。饮水思源，感恩母校，感恩老师，感恩每一位朝夕相处的同学。四年当中，即便同班，可能有的同学之间——尤其是男女生之间，都未必说过多少话，有过多少交流，但这并不要紧。每个人的独特气质、气场，无形中都会影响、感染他人，自己也会受到他人的影响和感染，只是可能彼此不知，本人也不曾察觉而已。就如敬安写到实习期间丁迎春帮他洗袜子，而我跟丁迎春，竟然想不起来有没有说过话，但她与众不同的大姐气质，就放在那里，一定感染到我，也感染到其他人。正因如此，她在毕业后虽从未露面，只知其人在美国，但大家仍会对她念念不忘。照顾身边的男生，帮男生洗衣服，对她来说想必是件极自然的事（有没有别的意思，或者敬安有没有体会到别的意思，未经考证，不下结论），她自己或许早已淡忘，但敬安却记了三十多年。换做是我，一定也不会忘却。

人与人之间，就是这么微妙、奇妙。一个集体中的这种相互潜移默化，时间拉得越长，就看得越清，体会也越深。对我来说，这种微妙、奇妙，正是同学聚会的吸引力之所在——每隔若干年，相互看看现在都变成什么样了，打个招呼，确认下眼神，这就足矣。

聚会结束后，徐瑞明把他抓拍的那个后脑勺，发到了班级群，我一下子就被打动了，随手稍作裁剪，更突出“地中海”这个视觉中心，然后将其转发到了大群。后来看到吴晓宁发至朋友圈，料想也打动了不少人。岁月如刀，曾经的同学少年，如今都已步入中老年。或许难免会有一丝伤感，但我们看到这张照片的第一反应，一定是发自内心的笑声吧？至少我是。我们不是在笑话这个后脑勺的主人，而是在轻松坦然地自嘲。因为我们从中照见了自己，照见了外表虽不复存在，内心却始终奔腾飞扬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