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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山塘街是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有西湖，苏州有山塘。”一曲余音绕梁的苏州民歌，唱绝了山塘千年好风光。山塘在内的阊门地区盛况，更被曹雪芹的《红楼梦》誉为：“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山塘地区的繁荣，始于唐代而兴盛于明清。商肆的兴盛，是山塘繁荣的一个显著标志。但还有一个景象，人们往往忌讳而不太愿意提起，这就是：由歌妓参与的冶游风俗。多才多艺的歌妓能歌善舞，在画舫和青楼陪伴游客寻欢作乐。当然，高档的歌妓并不卖身。毋庸置疑，士林的冶游生活确实是明清江南士林的一种文化现象。冶游之盛从另一侧面折射出山塘的繁荣。以史为鉴，稽古钩沉很有必要。 唐代宝历元年（825年），大诗人白居易任苏州刺史后，主持开凿了山塘河，河岸堆土形成山塘街。在苏州任职期间，白居易为百姓办了不少实事，值得充分肯定。但人无完人，白居易对“携妓冶游”也情有独钟。宋代龚明之的《中吴纪闻》，对这位老前辈毫不客气披露：“乐天（白居易）为郡时，尝携容、满、蝉、态等十妓，夜游西武丘（虎丘）寺，尝赋纪游诗……可见当时郡政多暇，而吏议甚宽。”白居易的《武丘寺路》，人们耳熟能详。诗的开头两句即写：“自开山寺路（即山塘街），水陆往来频。银勒牵骄马，花船载丽人。”其春风得意之情，昭然若揭。白居易还眷恋过名妓心奴、李娟等，念念不忘作《忆旧游》歌咏：“江南旧游凡几处……李娟张态一春梦，周五殷三归夜台。”吴中名妓真娘死后葬虎丘，白居易、李绅、李商隐等诗人纷纷写诗怀念。宋代，山塘画舫水上游颇具规模。苏东坡在苏期间，也慕名参与山塘冶游。他在七言古诗中详细描绘泛舟盛况，如：“澄澄媚影动波上”“青娥落桨忽远至”“歌馀清冽贯众耳”“玉盘脍鲈光一色”等。当时年轻貌美的歌妓，有的本身就是船娘，她们不但能歌善舞，还精通琴棋书画和烹饪。 明清时期，烟花繁盛数江南。苏州的士大夫和富商大贾，三日一宴，五日一游，狎妓纳妾视为平常。青楼妓院，多出于山塘。明代唐寅诗：“翠袖三千楼上下”，写出了山塘地区青楼之盛。清代《吴门画舫续录》记载：“苏之船娘缠头（所赚的钱）有余，即购楼台于近水处，几案整洁，笔墨精良。春秋佳日，妆罢登舟……添酒回灯，宛如闺阁。”明代余怀《板桥杂记》，记载了两个居住在山塘地区的名妓。秦淮名妓董小宛，多才多艺：“天资巧慧，容貌娟妍……针神曲圣，食谱茶经，莫不精晓……慕吴门山水，徙居半塘，小筑河滨，竹篱茅舍，经其户者，则时闻咏诗声或鼓琴声。”与董小宛相比，另一位名妓现在已鲜为人知。书中记载：“秦淮女郎卞赛，自称玉京道人。工小楷，能画兰，风枝袅娜一落笔画十余纸。年十八，游吴门，居虎丘。” 明清山塘冶游之盛，以下案例可见一斑。陆世仪《复社记略》记载，顺治十年（1653年），同声、慎交两社举行虎丘之会的盛况：“会日以大船二十余横亘中流，每舟置数十席，中列优倡，明烛如繁星，伶人数部，歌声竞发，达旦而止。”其他两个案例，则有些另类。明代徐纨《本事诗》记载了一件冶游中的“恶心”之事：“何孔目、元朗至阊门携榼（酒具）夜集，元朗袖中带南院妓王赛玉鞋一只，醉中出以行酒。盖王足甚小，礼部诸公亦尝以金莲为戏。”达官贵人冶游的变态行为，折射出当时的不良风气。清代，文人雅士冶游之余，有在歌妓中评定等级高下的风气。《坚觚集》记载：“顺治丙申（十三年）秋，云间（松江）沈体文纵狭邪之游，薄松郡无名姝，游于苏，来往平康（唐代平康坊为妓女聚集处，后世遂称妓家为平康）无虚日，品其色技作花案，选虎丘梅花楼为花场，品定高下：以朱云为状元，钱瑞为榜眼，余华为探花，某某等为二十八宿。择日迎状元，一郡如狂。”这种风气延至同光年间，更是甚嚣尘上。借美品花，逢场作戏，盛传于勾栏之中。 山塘冶游的画舫，种类不少，以“郡城灯船”（简称“灯船”）为最。与众不同，这种灯船最适合夜游的需要。清代顾禄的《桐桥倚棹录》，栩栩如生写尽灯船的豪华奢侈：“每岁四月中旬，始搭灯架，名曰试灯。过木樨市，谓之落灯……灯以明角朱须为贵。一船连缀百余，上覆布幔，下舒锦帐，舱中绮幕绣帘，以鲜艳夺目较胜……炕侧必安置一小榻，与栏楹桌椅，竞尚大理石，以紫檀红木镶嵌。门窗又多雕刻黑漆粉地书画。陈设则有自鸣钟、镜屏、瓶花、茗碗、吐壶以及杯箸肴馔，靡不精洁。值客必以垂髫女郎贡烟递茶……良辰令节，狎侣招游，谓之下虎丘。” 吴周钤的《灯船歌》，也淋漓尽致揭露了灯船冶游的奢华盛况：“水嬉吴下盛，绝丽推灯船。操船十七户，多住白堤边……盘螭舞凤翻新样，费出豪门不计钱。宾携幸舍骄珠履，妓选倾城耀翠钿。玉树歌声传夜半，银河星采即筵前。夜夜银河恣欢乐，舟师便是填桥鹊。”对于这种奢靡的冶游，顾禄在《桐桥倚棹录》中，痛心疾首提出忠告：“寄语乌衣白面郎，欢场弹指易炎凉。秋风破屋人多少，宵烛何妨赐末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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