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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录演讲 深圳金石博物馆藏翟门生石床屏风正在南山博物馆展出，其中“竹林七贤”雕像中有一幅“刘伶醉酒图”，刘伶箕坐在地，周边树木丛生、地面青草点缀，左右扎双高髻侍者各一，刘伶右手抬起于胸前，肘顶一箱式器物，左手高举来通杯，仰头承接来通头部流出的一缕液体。 1月26日，深圳市古迹保护协会会长、原深圳市文物鉴定考古所所长任志录作客金石大讲堂，在深圳博物馆报告厅发表演讲——《从兽首来通杯看北朝汉人的胡化》，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为广大文物爱好者解读这组石床屏风上刘伶手中的来通杯的来龙去脉。 △翟门生石床屏风“刘伶醉酒图”（下图为描摹图） 从翟门生石床屏风说起 任志录介绍，翟门生石床屏风为青石质，包括石床、屏风、阙等，共20余件，是一套完整的墓中建筑构件与丧葬用具。根据墓门上铭文，可知墓主为翟育，字门生，东魏元象元年（538）去世，武定元年（543）安葬。埋葬地点可以确定在东魏地界，即今河南汝南、江苏徐州以北，河南洛阳以东地区，也就是东魏首都邺城附近地区。 来通是Rhyton的音译，指一种西方酒杯。任志录说，兽首来通来源于西亚、中亚，兽首来通在中国的出现表明外来文化的传入。任志录希望把来通放在世界维度里，对中国境内出土相似器物给出坐标，尽可能准确定位，以确定其文化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对翟门生石床屏风竹林七贤刘伶手中的兽首来通图进行解读和研究。因此，他从世界各大博物馆馆藏，以及古希腊、西亚、中西地区出土的文物、雕刻、画像等，描述出本文兽首来通的谱系。兽首来通专指由兽头，如牛、羊、兔、马、鹿、狮子、山猫及其演义出的来通，任志录说，来通的研究是世界范围的难题，主要原因是收藏品多而发掘出土资料较少，难以对其区域和时代风格做出可信的有序排比，故而学者在对部分来通的研究中，往往对一件器物做不同时代或不同区域的解释。 △任志录演讲现场 西方兽首来通“谱系” 兽首来通又分：兽头短来通、兽头粗长身来通、兽前身来通等各种形制，共有20型39式，分别出现在西亚、希腊和罗马地区。任志录以兽头短来通为例，它们共有4型，出土地主要亚述、希腊、萨珊，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9世纪的亚述，可见来通起源灵感最早来自于亚述人。 △牡鹿头鎏金银来通 任志录举出的希腊、罗马时代来通雕塑和图像资料，时代在公元前4—前1世纪，均为长身来通，均为站立持杯姿态，应为祭祀仪式象征。但祭祀并非来通唯一的用途，希腊的图像还显示来通用于日常生活的饮酒场面，伊朗地区的亚述王朝以及中亚地区也是如此。他分析了粟特地区的三件有关来通杯图像，称萨珊或者粟特地区的铜盘上也有一件类似的图案。 兽头来通是希腊地区常见器物，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在旃陀罗地区石雕佛、供养人的手上也发现长身兽头来通，大口部一端均有球状物，应该是葡萄，这正是希腊丰收女神的丰饶杯，这种形状的来通杯在粟特地区仍然用于祭祀等场合。 △郭学雷主持及点评 胡人与汉人所持来通 任志录认为，中国器物历史上没有兽首来通的形制，目前的考古发现也没有可定为北朝时期的兽首来通实物，而最早的兽首来通器物形状有三：东魏武定元年（543）翟门生石棺床上的雕刻图像、西安大象元年（579）史君墓石床宴饮图、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东魏安阳围屏宴饮图。后两者持来通杯者均为粟特人，他们手持中短牛头来通；深圳金石博物馆藏翟门生石棺床中竹林七贤中刘伶图像，刘伶本人是汉人形象，手持的也是牛头来通。 就实物而言，史君墓、安阳墓、翟门生墓石床来通图像是目前所见中国境内有纪年的最早的兽头来通，基本在同一时期，而且型式完全相同。不同的是，史君墓和安阳墓石床反映的是胡人使用来通图式，翟门生墓则是汉人使用来通图式。 任志录认为，中国来通的式样和持来通图式均来自于粟特系统，而中国境内粟特人使用来通的风俗又感染了汉人士大夫。姿势未变，来通式样未变，但人物所在环境不同，在粟特人这是仪式，在刘伶这是潇洒，是时尚，是在应用胡人的器物，做胡人的姿态，是一种汉人士大夫的胡气，是胡化。 △南京西善桥南朝大墓出土竹林七贤图 北方竹林七贤与南方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像多见于南方六朝后期，在南京一带共发现5套“竹林七贤共荣启期”图，而金石博物馆藏翟门生石床围屏提供了北方地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像实例。同样都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南方竹林七贤手中拿的是耳杯，而北方竹林七贤手持胡人来通，甚至绘画图像的表现方式也学习了胡人，这表明北方胡风大于南方，北方汉人的胡化深于南方。任志录说，翟门生石床的汉人持胡器形象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的产物，而且是汉人用胡器的最早图像。 他指出，深圳金石博物馆所收藏北朝石床中，还有一副手持来通石刻形象，题铭“阮籍字伺宗”，褒衣博带的阮籍右手持与翟门生石床中刘伶完全相同的牛头来通。这为北方竹林七贤图像又添新的例证，也为北方汉人胡化增加了新的资料。 △江西洪州窑瓷牛首来通 兽首来通中国化 从南北朝之后到隋唐，胡风逐渐加大。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开始出现新的来通器物形制，也出现新的来通持有者图像表现方式。但是中国化的来通只保留了其本身用途——饮酒的基本功能。任志录说，中国隋唐来通可以分为狮首、牛首、鸟兽、龙首等5类，共计9型：其中隋代4型，初唐4型，盛唐1型。 隋唐4种短型兽头来通与西亚、希腊、罗马和萨珊来通谱系相近：江西洪州窑青瓷牛首来通、八棱狮首来通、牛首敞口来通、内黄外绿釉陶的八方牛首来通。它们基本形制与西方来通相似，但经过改造，材质上更加地域化，就是说隋代兽首来通是具有西方特征的仿制品。 初唐来通有4型：凤首、鸭首、鹅首和龙首，头部均无出水孔，鸟或龙的头部均呈回首状或通过长牙与杯身相连，这种来通在西方找不到依据，可以视为初唐来通中国化的表现。何家村窖藏兽首玛瑙来通基本年代在盛唐，也是如此。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贞观五年（631）李寿墓石椁线刻《侍女图》，侍女手中的来通呈弯牛角状，头部为细瘦的牛首状，是中国式贵族生活场景中的一幕，正好反映了兽首来通在唐代的汉化过程。 △李寿墓石椁线刻《侍女图》 来通被视为中国器物 北宋学者聂崇义于建隆二年（962）撰《新定三礼图》，首次将兽首来通视为中国器物。书中有一件龙首长身来通，细长角状，聂氏称为觥。任志录说，北宋人已不复知道这种器物的文化渊源，而聂崇义这样的大学者已经将其列入中国传统器物，表明来通已经进入中国文化序列。相同的来通还见于晚明《三才图会》，但是称为觵，与觥相同，都是指酒器。 △何家村窑藏兽首玛瑙来通 北宋王黼《宣和博古图》录入一件牛首来通，命名为汉犠首杯。台北故宫博物馆藏《水墨册页》绘于18世纪后半期，也列入一件图绘牛首来通，原文命名唐兕觥，形制大小与上述来通相同；清道光元年（1821）出版的《金石索》也列入了相同的器物，命名周兕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相同牛首铜杯，约制于明到清初。苏黎世一博物馆也藏有一件基本相同的牛首来通，标年18—19世纪。这种牛首来通于6世纪在中国出现，一直持续到19世纪，形象未曾改动，名称也改为觥，即传统的中国酒器。具有礼制传统的汉人知识分子完全将这种器物视为中国传统的酒器了。 任志录说，兽首来通本是西方产物，清康熙年代，德国人开始在中国订制这种形制的瓷器，在一本巴黎1881年编著的中国瓷器书里也有几乎相同的瓷器。任志录说，兽首来通在东魏时出现在翟门生石床屏风竹林七贤手里，隋唐加以改造，逐渐融入到中国器物系统中，五代、北宋时期终于将兽首来通与中国古老酒器“觥”混为一团，此后一直到晚清，中国人一直将其视为中国文化。近百年来，经过考古学家的努力，此事才得以复原。
由此，任志录得出结论，汉人没有胡化，而胡器被深深汉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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