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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珍（1806-1864） 《诗人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崛起》 即将上市 ▼ 《诗人郑珍与中国现代性的崛起》 【加】施吉瑞 著 王立 译 在该著作中，施吉瑞将郑珍视为与陶渊明、李白、杜甫及苏轼齐名的诗人。通过对郑珍的深入剖析，探讨了郑珍及其为代表宋诗派对晚晴文学、思想、政治等领域所产生的影响。借此，该著作发掘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部源头，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施吉瑞（Jerry Schmidt，1946—），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中心教授、汉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典诗学，尤专于清代诗学。出版著作有：《杨万里》《随园：袁枚之人生、诗学与诗作》《人境庐内：黄遵宪其人其诗考》等。今日推送节选自本书第三章《郑珍思想中的两面性》。 ▼ 郑珍思想中的两面性 文 |【加】施吉瑞 译 | 王立 早期的思想根源 本书前两章所记述的郑珍的生平可能让一些读者认为，郑珍和十九世纪前期那些中华帝国末期的士人没有区别。和他们一样，郑珍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注于科考和对古代经典的研读中。尽管他从未获得任何官职，但他在官学中任教并能积攒足够的钱修建宅院、在园林中建藏书楼以存放他收藏的多幅明清文人的珍贵字画。虽然郑珍和前代文人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他已逐渐具备了后来传递给他的朋友和弟子的现代性的思维——从中可窥见郑珍与其他文人的区别。前两章中已谈到了这些现代性的一些方面，现在则要从细微处更进一步地研究郑珍的思想，以期发现他诗作中显著的独创性的来源，阐明他和他的跟随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所处的地位。本书的研究专注于对郑珍思想中的“光明面”和“阴暗面”——即对绪论中介绍的“积极性”和“消极性”思想的研究。郑珍思想中的“光明面”和“阴暗面”几乎同样重要，而在诗作和少量文章中偶然凸显的两种思想的交融对二十一世纪的读者而言，更增加其作品的魅力。 首先来检视郑珍思想中的“光明面”。在前文的传略章节中，我们谈到郑珍的生活和文学创作受到多人影响。因此，按照大致的时间顺序来讨论郑珍所受到的影响不失为一个理解他思想的“光明面”的便捷之法。郑珍的父母是他最早的老师，他们给他的原初教育决定了儒家理论是他最根本的思想构成。郑珍父亲大概寄希望于郑珍通过科举考试光宗耀祖，所以从很早就开始教授郑珍儒家经典。尽管如此，郑珍的父亲也鼓励他阅读非儒家典籍，如《山海经》，而这些经历给孩童时的郑珍带来巨大的影响。同时，郑珍的父亲自己不算是个标准儒生，他是看病的郎中，闲暇之余却总是种花、垂钓、与朋友小酌。不过郑珍父亲在这方面的不足却被郑珍的母亲所弥补——郑珍的母亲从各方面都符合儒家推崇的慈母的典范，家境不裕，她起早贪黑地劳作、照顾家人，毫不放松对孩子的教育。她力主儿子“必勤必正”，要求他“孝弟长厚”，按照圣人的标准来教育他，但她也具备一些有别于传统女性的思想，且如下文所述，她的思想中亦有来源于其他方面的观念。 郑珍大多数时候也是标准的儒生。他是父母的孝子；照顾弟弟们和表兄弟们；是慈爱的父亲，他花费了大量精力教育独子郑知同。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先是希望能通过科考获得官职，这样能实现自己的主张并帮助平民百姓；在求仕无望后，他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老师，为十九世纪中叶的贵州培养出一些思想杰出的人才。 除了父母的教诲之外，郑珍对思想世界的探索主要得益于他的第一位先生及他在湘川书院的短暂经历。在湘川书院里，他不仅学习如何写八股文章，还有机会阅读了大量历史书籍。此外，郑珍从黎氏家族也获益匪浅。黎安理对郑珍的指导时间很短，因为老人回到沙滩后不久就辞世了。故而，即使郑珍非常敬仰黎安理，但郑珍究竟能从黎安理及前人擅长的八股文中学到什么却值得怀疑。因此，这段时期对郑珍影响最大的是他的舅父、未来的岳父、黎安理的儿子黎恂。 本书第一章已提及黎恂如何教导郑珍学习韩愈的诗文和宋代大思想家的作品，后续章节中将会详细讨论韩愈对郑珍诗风的影响。虽然韩愈也是思想家，但宋代思想家对郑珍思想的影响更深。郑珍在一首诗中（1849，引文见第六章276页）描摹出自己的理想世界，他写到理想居所的西邻是北宋新儒家邵雍和程氏兄弟。而郑珍最敬重的是这些思想家的后继之人、南宋的朱熹，在早年研读过关于朱熹的碑文后，他就曾作诗句（1828）“恭读晦翁书”。后来郑珍对朱熹的尊崇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在后来一首描绘镇远附近壮观的石洞的诗作（1850）中，更见郑珍对朱熹的极其尊崇。在描写了千奇百态的岩石（蹲蟆颐、蜂房、千樯篷）后，郑珍总结道：
尽管郑珍在注释中说明了这个洞和朱熹在历史上的关联——明朝时地方官员曾在洞里的庙中为朱熹设祭，而设祭的庙在郑珍时已残破，但那些不了解郑珍对朱熹是如何尊崇的读者却很难领会出郑珍在石洞中奇幻般的游历与宋代的理性主义者朱熹的关联。 遗憾的是，郑珍没有留下关于宋代新儒家研究的文字，但他的儿子说“先子晚年于道益深”，并且他私下对他的儿子说过“朱子一生精力尽在《四书集注》，根抵尽在《近思录》，吾五十已后，看二书道理，历历在目前滚过”。郑珍原本打算六十岁时完成汉学研究，然后将余生投入宋学研究，他甚至为宋学研究作品取了书名——《危语》，但由于本书后续将要讨论到的原因，他从未开始这项研究，因此亦无只言片语留下来。不管怎样，郑珍的人生观、世界观的构建从朱熹的著作中汲取了诸多养分，虽然汉学派否定朱熹的形而上学，郑珍却接受了朱熹所认为的世界由不灭的理和理所统治的物质的气组成的观点。 汉学思想 接下来对郑珍思想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是莫与俦。莫与俦是最早将郑珍带入汉学研究领域之人。由于其后不久郑珍就结识了程恩泽，程恩泽对郑珍的汉学研究也有影响，故我们将此两人一起讨论。如第一章所述，莫与俦是阮元的弟子，阮元是十九世纪汉学的主要推进者，甚至程恩泽和阮元也有关联——程氏的老师凌廷勘也是阮元一个儿子的老师。 尽管郑珍在此之前并不知道汉学，但从此以后，汉学深深地影响了郑珍的学习和行为。汉学形成于十七世纪末，当时的学者们认识到许多对儒家经典的评注都被唐代、宋代的学者和明代的新儒家们掺杂了大量道教和佛教的观点。清代早期的很多学者认为对经典的篡改导致了宋代国势削弱，并部分地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和满族的轻易入关，所以他们认为应该恢复儒家经典的本来面目。由此，这些学者拒绝接受汉代以后对经典的修改，他们认为汉代的注释尚未被儒家之外的那些传统侵染，最接近儒家经典的本貌。这就是这个学术派别为何名为“汉学”的缘故。 郑珍特别敬重东汉两位著名的学者——遍注经典的郑玄和编写了中国第一部讲解汉字来龙去脉及组成结构的字典的许慎。这部字典对理解经典中字意大有裨益。郑珍被郑玄所深深吸引，编写了我们在第二章提过的那本关于郑玄和他弟子的研究著作。他在1852 年为郑玄的诞辰举行了纪念活动，并赋诗：
如今惨淡的局势发生变化：
郑珍对许慎的崇拜无与伦比，郑珍那首描绘其理想居所的诗篇中不仅提及要与新儒家比邻，也写到东邻是许慎和另一位东汉学者、注释《左传》的贾逵（30—101）。 对郑珍和同时代学者而言，顾炎武和阎若璩是清代汉学运动中的两位英雄。在1834年写给好友张琚的诗中，郑珍描述了这两位学者之前的学界情形：
从诗中可见清人对宋明思想的典型评论，即宋明学者扭曲了许多儒学的基本思想，接受了一些与儒学根本无关的佛学观点。这股风气直到清初顾炎武和阎若璩提出回归汉代宗师、着眼于经典本身时，才被遏制。 郑珍是三代不仕清的黎家人的姻亲，郑家先祖也没有清代为官者，而顾炎武抗清失败后拒绝出仕，因此对郑珍而言，顾炎武是位颇具吸引力的思想家。顾炎武亦为程恩泽的宋诗派的许多成员所尊崇——何绍基和祁寯藻的幕僚张穆（1805—1849）于1843年为其设立的位于北京南城报国寺附近的祠堂非常有名。十九世纪的尊顾之风也许有暗藏于民间的抗清思想的推波助澜，但更重要的兴起原因是郑珍及宋诗派成员对顾炎武的推崇，因为顾炎武是恢复儒家经典旧貌的汉学运动的基本研究方法——“实事求是”的主要提出者。为了扫清笼罩于经典之上的宋明形而上学的空想推测，顾炎武引入考据或考证的方法，即在仔细收集材料数据后，公正地推论、归纳，以期获得经典文献的原初本意。顾氏的方法与现代西方科学的研究方法相类，致使有些学者以为教会所翻译的、在中国广泛传播的西方科学和数学书籍影响到了顾氏的治学思想，但这样的影响其实很难证实，而且宋诗派的成员也许会指出，早在宋代即有类似的治学思想，不过没有在清代学者中普及而已。 阎若璩在郑珍诗作中出现的频率尽管没有顾炎武那么高，而由刚才引述的诗中可见，郑珍对阎氏亦相当推崇。阎氏的生平不类顾氏般跌宕起伏，尽管阎若璩一心想从仕，他却始终未通过乡试，也没有通过1679年的博学鸿词科，因此他未获官位，像郑珍一样终身致力于考证。虽仕途不畅，但阎若璩的研究对清代学术有重要贡献，特别是他指出《古文尚书》这本被传布千年，并作为科考必读的著作部分是伪作。此研究结果震惊了阎氏同时代的学者，并引发了对古代史料文献的普遍质疑，这样的质疑类似于欧洲十九世纪兴起的“圣经的高等批评”（Higher Criticism of the Bible）。 顾炎武和阎若璩之后不久，汉学分成几个地方派别。了解郑珍对这些学派的观点对揭示郑珍及其所在的宋诗派对中国现代性的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大有助益。1835年郑珍最后一次和程恩泽会面时，程恩泽强烈地建议他学习惠士奇（1671—1741）、其子惠栋（1697—1758）及大学者王念孙、其子王引之（1766—1834）的著作。惠士奇和惠栋是汉学苏州学派（吴派）的奠基者，郑珍虽然遵从老师的意见读了他们的著作，但对他们的著作不置可否。郑珍不喜欢惠氏的研究也许是因为他们死死揪住郑玄对经典的注释不放，而且他们亦与其他派别的学者格格不入，这些都与本书绪论中提到的郑珍现代性中的积极一面——开放性思维背道而驰。 郑珍虽然从未将自己归入汉学某派，但他可能对安徽省的徽州派（即安徽学派或者皖派）更情有独钟，徽派当时的代表学者是王念孙和王引之。郑珍似乎认为徽州派得顾炎武和阎若璩真传，所以在诗作中夸赞顾氏和阎氏对汉学的贡献后，他写道：
诗中赞扬的文字训诂学家是以《说文解字注》闻名于世的段玉裁（1735—1815），段氏的著作收录于《经韵楼丛书》，而《说文解字》对郑珍的小学研究影响巨大。诗中所指的王氏当然是王念孙和王引之，郑珍尤其对王念孙的十章《广雅疏证》印象深刻。《广雅疏证》是对公元三世纪的字典《广雅》的研究，最后一章是由王引之在其父去世后完成。在为老师莫与俦庆贺七十六岁生日的诗篇中（1838），郑珍写到“恨我不见王怀祖”，王怀祖即王念孙。在另一首关于程恩泽的诗作中，他说程恩泽认为自从1835年王引之离世后，北京城便没什么值得交谈的人了。 郑珍对徽州派的创始人戴震也非常敬仰，戴震是段玉裁和王念孙的老师。郑珍在其诗作中描述阎若璩那些“前茅”去世后，是戴震“持中权”。甚至在其视力衰退后，郑珍仍不能放弃对戴震作品的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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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星河岁月 > 《思想学术，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