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庄子是老子道家思想的传人，后世统称为老庄。然而，庄子并非简单地继承、发挥老子的道家思想，而是大量地揉进了自己的元素，比老子的思想丰富、生动。当然，《庄子》，或曰《南华经》一书并非庄子一人所著，多有篇章出自后人伪托。尽管如此，主要的东西还是属于庄子。在今日，庄学已经颇具规模。但庄学其实并非始自今日，从魏晋南北朝时就形成了。魏晋时期，天下大乱，一些文人，如阮籍、嵇康，为了避祸，就隐居起来，醉心于玄学，也就是老庄之学。这样，庄子突然被发现，一下子成了显学。虽然说庄子是老子之后最大的道家代表人物，但他的思想的形而上味道超过老子，颇接近佛家的禅宗。如果没有老子，道家形不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但如果没有庄子，道家就显得不丰满，难以流传。如果说老子的学说还有入世的一面，庄子的思想则超然于世外。不过，有意思的是，老子后来被道教推上祖师爷的宝座，庄子却被关在道教门外。为什么一种出世思想浓郁的学说能被历朝历代的文人所接受？为什么庄子能受到历朝历代文人的青睐、敬仰？那不仅因为庄子本人品格清奇、出尘、高妙，其思想具有传世性，也是因为他的文章超越古今、天马行空、汪洋恣肆，乃是千古佳作，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一言以蔽之，他给中国文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居所。明白了庄子，就能明白中国文化的精髓。在这里，把他排在第六名。
董仲舒是个大儒，后世有人尊称其为董子。坦率而言，就其思想本身而言，并无多少独创性，甚至可以说趋于保守、僵化。而且，具有一种过于神秘的色彩。然而，他在中国思想史上，乃至中国政治史上，都发挥了关键性的巨大历史作用。汉初，文景二帝崇尚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因意识形态与制度不协调引起一系列政治危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七王之乱”。汉武帝刘彻亲政后，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巨大矛盾，极力想进行改革，让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协调一致。他要解决的不是国家一时的安定，而是既能解决国内的现实问题，又能确保大汉王朝长治久安。用现代语言说，这是一种大战略的设计和安排。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下诏向朝野征求良策，董仲舒就利用这一机会向其上了《天人三策》。这三策中，对历史影响最大的就是“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为汉武帝所接受，后来表述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从秦始皇时代开始的皇权专制郡县制，与从汉武帝开始的以儒家为主导的国家意识形态紧密结合，成为一辆车的两个不可或缺的轮子，决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命运，直到辛亥革命发生才加以改变。由此可见，董仲舒的作用有多么突出，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不过，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是《春秋繁露》，侧重于春秋公羊学，发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思想，神秘气息浓郁，现在看来可取的精华并不多。按照他的贡献，把他排在第七位。
朱熹在十二世纪中后期援佛入儒，对儒家学说进行了系统整理，确立了以四书五经为框架的儒学思想体系，完成了集大成之伟业。同时，在二程即程颢和程颐兄弟所创立的理学的基础上加以发挥，最终形成了程朱理学，也被称为新儒家。从历史看，儒学经历过起码三次系统大整理，每一次都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第一次是孔子，为儒学奠了基。第二次是董仲舒，把儒学抬高到国家意识形态位置。第三次就是朱熹，从某种意义上说引佛入儒，为缺少形而上色彩的儒家安了“心”，并把儒家系统化。从历史作用看，自南宋以降，程朱理学渐成儒家正宗，并政教合一，发挥了某种宗教的作用。尤其明清两朝，理学更是成为不可动摇的官方意识形态。由此，带来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在长达六百多年的时间里，尽管发生过朝代更迭，社会动乱，但思想体系、基本政治制度却完好无损，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才逐渐变化。还可以作这样的解读，他与意大利著名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历史作用有相似之处。朱熹辞世二十五年后，托马斯·阿奎那出生。他引进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全面改造基督教神学，写出了至今影响犹存的《神学大全》等著作，完成了神学的集大成事业，创立了托马斯主义。两个人的不同点在于，朱熹是从佛教中走出来，进而做儒学的集大成工作。托马斯·阿奎那则是从哲学中走出来，进而做神学的集大成工作。对朱熹的历史地位学术界争论极大，至今并无统一认识。朱熹的著作甚丰，今人编辑的《朱子全书》有二十七册之多。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四书集注》和《朱子语类》。我把朱夫子放在第八位。
王阳明是有明一代最杰出的思想家。就思想本身看，他的影响力超越时代，大过朱熹。这是因为，他的心学比朱熹的理学深刻。理学在发展过程中渐渐成了束缚人的精神的枷锁，心学则活泼、生动得多。说起来，王阳明的学说算是正统的儒家，但其实又与佛法相通，因而满足了众多不想入佛却又在潜意识里向佛，一心入世的知识分子们的需求，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到现在，王阳明不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有了更多的信徒，以致于有了一门学问叫阳明学。在儒学史上，他也有一个特殊地位，就是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他最为后人称道的一件事就是在贵州龙场的悟道。本来，他是被宦官放逐到这里的，九死一生，但他却有了意外的收获。他悟到了什么？就是圣人之道在于良知，“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知行合一。在他的《王阳明全集》里，最负盛名的著作就是《传习录》和《大学问》，基本代表了他的思想。由于他的出现，理学或者说道学被颠覆。还值得一说的是，他文武兼备，既是大思想家、政治家，又是军事家，这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把他列在第九位或许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但我觉得这个位置还是恰当的。总体看，他的思想还缺少原创性。 
最后一位是黄宗羲。我想，可以借用恩格斯评价但丁的一句名言来评价他。恩格斯称意大利诗人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也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我们可以说，黄宗羲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最后一名思想家，同时也是近代社会的最初一位思想家。的确，他是承前启后的人物。明末清初，社会处于大动荡、大混乱中，明亡清兴已成定局。在这个大变局中，人们关注的是朝代兴替的所谓历史规律、教训，而黄宗羲则部分地跳出了传统儒家的思维框架，从社会根本制度和发展方向上进行了思考和梳理。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显露出不少与西方进步观念相吻合的新思想，对如何办学校，如何训练新军队，如何选拔人才，如何管理政府，如何管理社会，如何运作财务，都提出了与现代理念接近的新观点，殊为难得。可以说，这是一部自《商君书》以来最为重要的一部变法著作，只可惜大明王朝寿数已尽，不可能采用他的方略。而从关外杀进来的满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只能强化专制，特别强化思想专制，所以，更不可能采用他的方略。用一句流行话说，他生不逢时。但他的思想无疑是闪烁着真理光辉的，应该向他致敬。
我们从上述十位思想家的思想和实践中，大体看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轨迹，同时也给了现代人深刻的启示。这个启示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思想就是中国存在的根基，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这个根基。一旦动摇，就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瓦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