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编辑/王威斯 摄影/冯昱 至今,会应用波兰眼科医生路多维格·柴门霍夫博士发明的“世界语”之人寥寥无几,但是,中国艺术家徐冰发明的新“世界语”——“地书”和“新英文书法”,不仅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国际化的标志性符号,不久后,他还将应用到现实生活中。 回顾徐冰在上世纪90年代创作的空前绝后的《天书》《新英文书法》以及用标识符号写成的《地书》,就能感觉到他对中国书法与文字的那种感情,好像生来唇齿相依,作品才能如此浑然天成。 我感兴趣的部分在于艺术对人们的思维方式的改变。 Q:不久前,在一个展览上看到你的“新英文书法”创作草图,有评论说它在当代艺术界被认为是中国当代艺术国际化的标志性符号。对此,你怎么看? 徐冰:“新英文书法”是一种带着面具的文字,严格讲它是一种特殊的字体设计;具有可阅读性,公用性。我觉得,这也是它有意思的部分,它自身带有一种自我繁殖能力的基因。这件作品在世界上50多个地方展览过。展览后,反映特别有意思,比如不少当地的老师就向我们订购“新英文书法”的教科书。另外,我们正与方正公司合作,把新英文书法开发成一个字库。 20多年前我做了一本《天书》,那是一本任何人都读不懂的书,它与《地书》截然不同,但又有共同之处,他们平等地对待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属于哪种文化背景或受教育程度。 Q:“新英文书法”的功能性和实用性有哪些矛盾与联系? 徐冰: 美术馆请我做展览,别人用高价买我的作品,藏家买的是什么呢?其实,作品本身只是一堆材料,材料本身没有价值,价值也许是通过物质形态的作品向人们提示一种有启发的思维方式或看事情的角度。人的思维是带有惰性的,但是,当你给这种惰性和习惯的思维线索制造一个障碍,制造一种阻断,这个时候就像电脑死机一样,但当你重新调整,重新开机后,就会为你打开更多思维的空间。我作品中的功能性的倾向是针对于“标准的现代艺术”中的“圈子化”弊病的。其作用也是在提示一种新的态度,而本质并不是功能与否的问题。比如“新英文书法”在美国展出时,有些人问我:“你把中文改变成了英文,中国人会不会不高兴?”我说:“中国人很高兴,因为我把英文改变成了中文。”也就是,在书写的时候你无法界定在写中文还是英文。我感兴趣的部分在于对人的思维方式的改变。在这样的书法面前,所有的现成的知识概念都不工作了,它无法界定这个事情,这个时候你必须寻找到一个新的概念的支撑点。 Q:中文现在似乎在国际上很流行,你认为它的魅力源于什么? 徐冰:现在国际上对中文的兴趣就像几年前对日文的兴趣一样,当时是由于日本的经济发展快,说明了它的文化方式是有效的。而别人对其有效性的兴趣和了解,导致大家对日文的兴趣。现在大家需要了解中国,自然就对汉语发生兴趣,本质上并不是为了了解语言本身。文字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工具,是世俗的、被使用的。《天书》展出后,有一位教授的说法很有意思,他说:“我看了‘天书’后,第一次感觉到文字是有尊严的。”因为“天书”把功用性的部分给去掉了,它不让世俗滥用。 Q:你的艺术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或都说难于界定,是否可以定义你为前卫的艺术家呢? 徐冰:其实,前卫和传统无法明确界定。比如,今天我们看宋代的绘画会觉得很好。这说明宋代的艺术中有非常当代的成分,所以才可以和当代人发生沟通。在今天被流传下来的,这些我们可以看到的宋代绘画,在当时一定是属于前卫的。因为它代表了那个时期的最高的文明和审美水准,和一种新的态度。今天最能够代表这个时期人的最高审美和视觉高度的东西,那就是将来的传统。它是这么一种关系。 我在西方参与当代艺术过程中,在参与、研究、实验和学习的过程中尝试过很多,不管从形式上还是材料上,还是观念上,都非常具有实验性,被认为前卫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真正的前卫性来源于我特殊的文化背景。这些特殊的文化元素,在一个大的国际当代艺术语境中是缺失并有益的,它自然被转换成一种当代的,或者前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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