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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上午，最长“疑罪从挂”案在发回重审22年后终于在河南省夏邑县人民法院开庭。法院经过审理当庭宣判，法院宣告当事人张玉玺无罪，听到判决结果，河南农民张玉玺当庭痛哭。 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27年。 没有谁能预料，一起看似普通的刑事案件，竟然20余年未决，当事人经历了“过山车”似的审判后，终于恢复清白之身。 因27年前与村民张公社家的一场殴斗，张玉玺被认定为打死张公社父亲张超明的犯罪嫌疑人。 1997年张玉玺因“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被河南省夏邑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其上诉后该案被发回重审。 2001年，张超明死亡案的真凶张胜利被判决后，张玉玺被取保候审。 18年来，被释放的张玉玺一直以“嫌疑人”身份生活。平心而论，1月29日这场姗姗来迟的庭审，对于张玉玺来说，的确非常重要。 众所周知，在农村生活，长期戴着一顶“嫌疑人”的帽子，是无论如何也抬不起头来的。通过国家司法审判，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给出一个公正权威的答案，而不再是悬而未决的状态。这对张玉玺在村里过正常人的生活有很重要的意义。 不仅如此，牵涉这起械斗伤害案件，将近10年的羁押，张玉玺虽未定罪，却早早失去了宝贵的人身自由。 根据《国家赔偿法》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如果侵犯人身权，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但是，如果还没有“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来终止追究刑事责任，即便是先前被采取逮捕措施、限制人身自由，也不能启动国家赔偿程序，再温暖的国家救济光芒，也打不到张玉玺的身上。
回看这起案件，从诉讼程序上看，长达18年的“取保候审”，的确不无违法之嫌。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对“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责令提出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担保不逃避侦查和审判，随传随到。 从这起案件看，之所以“取保候审”，既有“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考量，更是因为“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 相比起逮捕这种直接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取保候审显然更“轻”一些，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强制措施就可以“无限续杯”。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取保候审的对象，“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等，这些带有限制性的规定，意味着被取保候审的对象，时刻都处于国家追究的“阴影”之下。如果任其无限延续，无疑是对当事人权益的剥夺和侵犯。 依据《刑事诉讼法》，“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在取保候审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对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根据案情变化，应当及时变更强制措施或者解除取保候审”，“县级以上执行机关应当制作《退还保证金决定书》，通知银行如数退还保证金，并书面通知决定机关”。 为什么张玉玺的“取保候审”，能够无视法律刚性规定，竟然长达18年之久？ 或许，在有关办案机关或者办案人员看来，张玉玺在这起案件中有很大的嫌疑，对他的取保候审“悬而未决”，也是为了不放纵任何一个真正的“黑手”。 问题是，张玉玺在案件中的“犯罪角色”，还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据张胜利称，“张玉玺朝张超明头上砸了一铁叉”，“张超明倒地后，他和张叶、张玉玺又继续打张超明”，但是在张叶及其他现场证人“均未提到张玉玺和张叶参与殴打了张超明”。究竟是张胜利所言属实，还是其他证人的证言为真，如果没有定论，就有将无辜公民错误追究的可能。 坚持“疑罪从无”，是现代法治的重要特征。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如是说，“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 就算张玉玺是这起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只要法庭判决尚未作出和生效，他就是拥有清白之身的公民，也应享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而不能用法律材料去打造一张违法的“笼子”。之所以坚持“疑罪从无”的法治精神，也是为了保护更多的无辜公民不受利维坦的追究与侵害。 回到张玉玺案，“疑罪从挂”18年之久，不仅损害了一个公民的正当权益，更戕害了国家司法，以及法治权威。对张玉玺案作出契合正义的判决还不够，该给予国家救济的，应依法作出赔偿。不仅如此，对办案过程中采取不当强制措施的责任人员，也应依法追责问责，为该案画上一个圆满的正义句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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