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暮初
赌石，在宝石行业中司空见惯，相当普遍。从表面呈现的蛛丝马迹，行家们判断矿石之中是否有宝石。但是究竟其体积大小、品相形状、成色好坏等关键要素则一概不知，因而不得不给出必要的猜想和下注，这就是赌石的特点。这就是说，对于赌石而言，未知永远大于已知。
正因为看不清矿石之中究竟有怎样的宝石横卧其中，最终的结果又往往超出人们的心理预期，或者是惊喜，或者是沮丧。只是一个能接受，一个不能被接受。
事实上，理论研究也是如此，未知永远大于已知。理论研究的前提是存在一大堆杂乱无章又扑朔迷离的表面现象，真相被包裹在杂乱的表象之中，似是而非，无法用简捷的方法加以分离，无法透视内部的整体形貌，如同宝石被包裹在岩石之中一样。对于一般的研究而言，不宜采取外力强制介入的方式去改变原状。因为，一旦外力直接介入或分割，则会自动成为参与扰乱变化过程的其中一个元素，所得出的结论也不真。同样对于宝石矿乱作一气，将有可能破坏其中的宝石品相。
因此，当有高人经过潜心研究，或灵光一现，突然悟道，直接指出包裹于事物之中的真相，人们还是不敢相信。也就是说，没有理由的铺垫怎能让人凭白无故地相信。因为人们所相信的事情只局限于自己知识结构和经验的范围之内。
当然，高人们往往懒得解释探索的原理和发现的过程，因而“真相”的真实性无从得知，知识的普及也由此止步。事实上，只有一步一步还原探索所依据的原理和发现的过程，才能使人们理解和信服。许多事情的解释和理解都需要进过长篇的铺垫，这好比高人们所发现的思想成果犹如浓缩的果汁，不能直接喝下，必须经过稀释后才能尝到相应的滋味。虽然已不是原味，总好过根本不知道味道。
其实，无论是科学研究或者是一般的理论研究，都会遇到这个情况。例如，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表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几个人相信，也几乎无人能读懂；而在经过几十年后，人们才逐渐了解这个伟大发现的重要性。而几十年的时间就是用来稀释的。从这一点说，爱因斯坦要比发现“日心说”的哥白尼幸运得多。
正因为天才与常人之间存在着一道无法跨越的天然鸿沟，为此世上多了一个特定的职业，有一些人终生从事诠释和注解那些伟大的发现或思想的工作，也就是从事着“搭桥”的工作。这个职业养活了许许多多的现代大学教授以及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假如在古代，这些人则统称为“智者”。古时称教师的工作是“传道、授业、解惑”，但很少能自己亲身“悟道”，就是因为教师的主要工作就是解释和说明。古语说“述而不作”，就是一个例证。
诠释工作某种程度上就是破译工作，以当代人们已经掌握的知识以及所能理解的方式，重新解释那些伟大的发现。而一大部分教授或研究人员的大多数成果不过就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上，注解这些成果并扩展这些成果的现实应用，仅此而已。这就是大学的本质，也是大师的本质。而那些发现伟大成果的天才，已经不能再使用大师的称谓。因为任何称谓都将显得渺小和不够份量。例如，现代以诺贝尔奖为代表的各类科学奖项，就是为表彰那些天才而设，并非为“大师”所设。
因此，理论研究的大部分工作，就是真实地还原早先的那些伟大发现，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解释给一般人听。因此，理论研究本身并不神秘，只是搞理论研究的人故意把它搞得很神秘。
诚然，理论研究也并不是如此容易，并不是所有的理论研究成果所得出的结论一定是正确的。它们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证实其正确性。因此，理论研究大体仍等同于赌石。这也是为什么科学研究中，经常会用“假说”这一个词汇的原因所在。科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由于每个人的知识结构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因而在试错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产生各式各样的观点也在情理之中。
正因为每个人的知识结构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加上年代相隔久远，事过境迁，物是人非。因此，上推几千年以降，误读前人的理论和思想的情况比比皆是，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现实社会中要确立个人的价值观不难，尤其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能够充分展现自然人自私自利的一面。难得是，找到正确的方法或途径认识到事物的真相，并以此修正自己的价值观。从这一点来解释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的观点，多少可以提供一丝缝隙。
“知行合一”既不是单一的价值观也不是单一的方论论，而是一种价值观与方法论统一的思想境界，这种境界随着人们自身觉悟的提高而不断升级，最终与“道”的要求无限接近。事实上，常人的“知行合一”与圣人的“知行合一”并不在同一个层级，虽然从哲学范畴论，都称之为“知行合一”。区别在于常人是在“人心”层面的“知行合一”，伴有人心主观主导的一面；而圣人是在“道心”层面的“知行合一”，更多地体现客观的一面，正所谓“道法自然”。因此，古代注重于个人的修身正心，以克服由于私欲的存在而影响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判断。原因就在于此。
从这一点发微，“知行合一”的本意就是无论“知”或是“行”或是知与行的统一，都必须遵循“道”的规定。事实上，假如偏离了“道”，就不是真知，也行之无效。这里所指的“一”，既有知行的统一（万物一体），也有“道”的指代，一语双关。否则，就是脱离“道心”的要求，而局限于“人心”的层面而已。这样的理解不仅符合《中庸》所揭示的“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的宗旨。也符合《论语》“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也就是说，“知行合一”并没有脱离儒家的基本教义而另起炉灶，而是对儒家思想更深入的诠释，更加贴近儒家思想的本来面目，这是对汉代以来儒家思想传播的纠偏。而纠编的依据就在于“理”是否符合“道”的要求。这就是说，学习圣人的思想，不是盲目的模仿，也不能停留于寻章摘句，而是要找到其理论原点，即根本出发点，法圣人之所法。
所以，当一些人并不真懂古代圣人的思想与观点，而是根据自己的妄猜或主观臆断而大骂古人之时，不禁对这些人产生些许的怜悯之意，仿佛看到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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