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习中国古典，有一条数千年来的传统，那就是“好古”。在有限的生命中尽可能选读最经典的书，成为我们的阅读圭臬。但经典难详，群言纷错，作为常人的我们又不具备直面经典的信心与能力，所以需要通过传、注之类的书来辅助。东汉的桓谭说过：“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如果没有好的注本，就是圣人在世，思考十年也无法把握经典的含义，何况我们呢？ 比如阅读《诗经》，要先晓得阅读《诗经》的难处。还好，我们有《毛诗传笺》。这部书流行了将近一千八百年，在中国古代史上，一度是公认的研读《诗经》最权威最经典的注本。
[南宋]马和之《豳风图·伐柯》 西汉时期，传承《诗经》的各派之中，《汉志》所见已有六家。其中，最负盛名的分别是齐人辕固生、鲁人申培公、燕人韩婴传下来的齐诗、鲁诗、韩诗。这三家诗都是由今文（西汉通行的隶书）写成和传播，所以又称今文《诗》。西汉是今文经的天下，国家专门立了今文经的博士，煊赫一时。当时，虽然从孔府墙壁中发现了古文（战国文字）写成的经典，不过没有受到充分重视。西汉时期，鲁国人毛亨也在传播《诗经》，可惜受到冷落，也被打入古文经之列。总之，西汉时期，《诗毛传》还没有什么地位。 暨夫东汉，蛰伏已久的古文经兴起，逐渐超过今文经。尤其到了东汉末年，著名的经学家郑玄专门为《诗毛传》作笺，阐发经传的精义，也就是《毛诗传笺》。自兹以后，当年鼎盛一时的三家诗日趋消亡，《诗经》进入了《毛诗》独尊的时代。换言之，《毛诗》独尊是经学内部竞争的结果，也是历史本身的选择。 到了唐代，孔颖达奉诏疏解五经，编纂了卷帙浩繁的《五经正义》，成为科举考试必读必遵的教科书。其中《诗》以《毛诗》为准，称《毛诗正义》。从唐代一直到清代，《毛诗》几乎成了《诗经》的唯一代表。 其间，宋儒朱熹也为《诗经》作了新的注本——《诗集传》。和汉儒讲究训诂考证的路数迥然不同，他更陶醉于用理学解读《诗经》。
《诗集传》（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汉学的优势在于实证，实证过度就是烦琐。宋学的的优势是有主见、有想法，阐发过度之后就是空疏、狂妄。有鉴于宋学的流弊，清代的儒者扛起兴复汉学的大旗，重新考证《诗经》。这一时期，涌现出陈奂《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等著作。成也考据，败也考据。他们列举的材料固然很多，只是聚讼纷纷，很难得出结论，反而把一些问题弄得更加凌乱。 民国以来，疑古思潮席卷大江南北，不仅是《毛诗》，就连《诗经》的权威地位也丧失殆尽。挣脱了传统注疏的这根缰绳之后，学界拥有了空前的自由，借助于现代学科的研究方法，将《诗经》从神坛上拉下来，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众说之中，人们更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说法。逮于今日，但凡提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人们必指为婚恋之诗；但凡提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人们必认作男女之情；但凡提及“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人们必以为思念情人之作……果如是乎？
有“学”无“经”，文辞压倒经典 中国古代的《诗经》学者要么在今文经、古文经二者之间打官司，要么在汉学、宋学二者之间争短长。即便是今文、古文、汉学、宋学的内部也存在分歧。科举废除之后，加上新文化运动的涤荡，包括《诗经》在内的经典究竟该如何自处？民国以来，不乏名家前辈开出药方。 胡适指出：“《诗经》不是一部经典。从前的人都把这部《诗经》都看得非常神圣，说它是一部经典，我们现在要打破这个观念；假如这个观念不能打破，《诗经》简直可以不研究了。” 顾颉刚以为：“我做这篇文字的动机（指《〈诗经〉的厄运与幸运》），最早是感受汉儒诗学的刺激，觉得这种的附会委实要不得。后来看到宋儒清儒的诗学，觉得里边也有危险。我久想做一篇文字，说明《诗经》在历来儒者手里玩弄，好久蒙着真相。” 傅斯年认为：“我们去研究《诗经》应当有三个态度，（一）欣赏它的文辞；（二）拿它当一堆极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去整理；（三）拿它当一部极有价值的古代言语学材料书。”
傅斯年与胡适
诸如此般的论述，不一而足，无不释放出“经典已死”的信号，其对中国近百年来的影响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尼采的“上帝已死”。上帝死后怎样？经典死后怎样？不夸张地讲，我们今天阅读《诗经》，无论是出于一般了解的动机，还是出于专业研究的志趣，依然陷在“经典已死”的世界里。 《诗》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沿着胡适、顾颉刚诸位前辈的理路，我们会发现一个饶有兴致的问题：如果流行几千年的《诗经》注解需要彻底怀疑，那么，近百年来大行其道的“经典已死”唱词是否同样需要拷问？ 如果站在经典系统之外，我们完全可以指责汉儒、宋儒、清儒如何玩弄《诗经》，完全可以将《诗经》视作历史材料，非如此不能合乎现代学术的科学精神，非如此不能揭橥历史的真相。但是如果站在经典系统之内，郑玄非如此解读《毛诗》不可谓之“笺”，孔颖达非如此解读《毛诗》不可谓之“疏”，清儒非如此解读不可谓之经学。《诗》云：“泾以渭浊，湜湜其沚。”何必非要用泾河的清澈去指责渭河的混浊呢？近百年来，《诗经》已然不是“经”，只是一种“学”。这种有“学”无“经”局面的造成，不能不说是文辞压倒经典的结果。
把《关雎》解读成婚恋诗违背常识
经典与文辞二者之间并非不两立，当今问题的症结在于文辞解经确实存在扞格不通之处。举例言之，我们去读《关雎》，根据今天常见的解说，举其两例：（1）高亨《诗经今注》：“这首歌歌唱一个贵族爱上一个美丽的姑娘，最后和她结了婚”；（2）程俊英《诗经译注》：“这是一个青年热恋采集荇菜女子的诗。全诗集中描写他‘求之不得’的痛苦，只能在想象中和她亲近、结婚。”根据《关雎》的文辞“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等意象，这首诗似乎确实在讲婚恋，琴瑟铿锵、钟鼓齐鸣去迎娶新娘不是很热闹的场面吗？ 我们去翻检《毛诗传笺》，就会发现完全不同的解读：“《关雎》，后妃之德也。”《毛诗》的说法简直莫名其妙，因为《关雎》文辞本身根本看不出来什么后妃之德！ 然而，作为一条基本的礼制规定：先秦时期的婚礼不可能出现用乐的现象。在《礼记·曾子问》中，孔子就讲得清清楚楚：“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所以，我们以今度古，轻信文辞，想当然地把《关雎》和婚恋结合起来，显然并不稳妥。
开成石经
那么，《毛诗》凭什么认为《关雎》在讲后妃之德呢？精确的原因，我们无法得知，但是只要和三家诗进行比较，我们也能寻绎出一些线索。根据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 齐诗认为：“后夫人之行……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 鲁诗系统的一派认为：“周衰而诗作，盖康王时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诗作。” 韩诗认为：“诗人言雎鸠贞洁慎匹，以声相求，隐蔽于无人之处。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有度，应门击柝，鼓人上堂，退反宴处，体安志明。” 三家解诗不尽相同，有一点却可以肯定：无论是夫人修德说，还是刺周康王说，抑或人君节欲说，没人会违背常识把这首《关雎》解读成婚恋之说。其中缘由，不难理解：那个历史时期的人，不会把我们现代人眼中的恋爱摆在那么高的位置，结婚也根本不可能用乐。
重审《诗经》，重拾敬畏
是时候回归经学重拾敬畏之心了。 至于孔祥军先生《毛诗传笺》整理的优点与不足，经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等领域的前辈同仁自有高见。重要的是，《毛诗传笺》的整理出版恰逢其时，给我们带来了重审《诗经》的契机，也让我们看到回归经学的一次努力尝试。从这层维度考虑，《毛诗传笺》整理本的问世自有其超出一般古籍点校的意义。
《毛诗传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诗经》的价值人各成说，正是缘于分析的立场和观察的角度有所不同。同一个历史人物，尚且有不同的脸谱，何况《诗经》这种传承数千年之久的经典书籍呢？不过，对读者而言，若要探讨《诗经》本义或者诗教之类的问题，这本《毛诗传笺》的说法恐怕不能不加以参考。至于阅读《诗经》文辞引发的美感和想象，这也正是《诗经》比兴功能的效用。各得其美，各得其乐，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总之，让经典的归经典，文辞的归文辞。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