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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僧如何才能走出“苏轼圈”?苏轼告诉你

 野田高梧 2019-01-31

11 min

最近网上被“唐僧走出‘苏轼圈’”刷屏,许多人不明就里。话说大唐高僧和宋代词人怎么就联系到一起了?


此事的源起在于网上调侃鸡汤博主总劝人“走出舒适圈”。有人就编了个段子:


孙悟空气冲冲问唐僧:“怎么又被妖怪抓走了?为什么不留在我画的圈里?”


唐僧答曰:“谁叫你把圈画在东边的山坡上了。”


孙悟空问:“东边的山坡又怎么了?”


唐僧:“‘东坡’不能久居,有人教导为师要走出‘苏轼圈’。”


孙悟空给唐僧“圈”住 图源:86版《西游记》剧照


于是,这个明朝人写唐朝人的故事,被现代人一加工,让一个宋朝人中枪了。

 

一说到“东坡”,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苏轼“苏东坡”,而不是黄埃散漫的山坡,就好像说到“八戒”,马上在脑海中浮现的是一个肥头大耳的形象,而不是佛家的“八关斋戒”。这足以说明东坡先生多么深入人心了。


不过深入人心的苏东坡,一直是一个潇洒坦荡,乐天率真的形象。是“一蓑烟雨任平生”,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是“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就算是没有谐音,估计大家也能够直接把“苏轼”和“舒适”相联系了。但是我们回看苏子一生的经历,不得不说,他这辈子还真的是在不断地走出“舒适圈”。


苏轼像

 

少年得志

 

如果说苏轼真有什么舒适圈,那得首推诗词文章。


苏轼出生在文学世家,父亲苏洵本身就是散文大家。欧阳修认为他可与刘向、贾谊媲美。苏轼的母亲程氏也是大家闺秀,更是从小辅导苏家兄弟读书。因此苏轼年纪轻轻,就已经文采斐然。


后来苏洵带着兄弟二人意气风发,一起进京赶考,两子又同时高榜得中,轰动京师。苏轼的《刑赏忠厚论》被主考官欧阳修大加赞赏,本来想放到第一名。但是宋朝科举采取糊名法,欧阳修琢磨,这么好的文章一定是曾巩写的,以我俩的关系,放到第一名,别人怕是要说我徇私舞弊了。得啦,给个第二吧!


宋人科举考试图(局部)

 

后来欧阳修知道了苏轼大名,依然不乏称赞之词。以欧阳修当时的文坛地位,一言就几乎可以左右一个年轻士子的未来。而他对苏轼的看法是,这个年轻人将来一定比我的成就更高,我得尽快让贤了,免得影响人家出人头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又说三十年后,人们将都去谈论苏轼,没人会再谈论自己了。


一时间苏轼名震文坛,风光无两。

 

文坛得意也推进了政坛的前途。不仅欧阳修在苏轼丁母忧期满后极力推荐他,就连后来的神宗皇帝也对他赞不绝口。不仅亲自召见苏轼询问国事,而且常常阅读苏轼的文章,边读边感叹“奇才!奇才!”。


祸不单行

  

在此之前,唐宋八大家宋代的六位中已经出现了五位。但是最后这一位,不妨说是对苏轼的人生境遇影响最大的了。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开始推行变法。这件事是苏轼人生的分水岭,前半辈子他顺风顺水,少年得志,又得到诸多贵人扶持,可以说正在“舒适圈”中。


按照剧本,下一步就该“走出舒适圈”了。


王安石像


苏轼明确反对变法,处处和王安石对着干。但是官场转圜不是苏轼所长,一来二去,他主动表示“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就这样外放当了杭州通判。

 

按说已经外放了,该老实点了吧?但是苏轼依旧故我。不论是在杭州还是密州,对于颁布的新法,他觉得靠谱的才执行,而他认为于民不便的,就不急着遵从。虽然百姓和下属得了便利,但是也得罪了不少人。终于在他徙知湖州的时候,爆发了著名的“乌台诗案”。


眉山三苏纪念馆“乌台诗案”雕塑

 

此事之后,苏轼的贬谪可谓家常便饭,人生经常大起大落大落大落。


往往在一处刚刚安定下来,很快就要转至他处。


哲宗即位,他曾经几次短暂回到过东京汴梁任职,但很快又被赶到地方上去。司马光要全面废除新法,打算恢复差役法,而苏轼却认为王安石的免役法也有他的好处,不能遽废。苏轼本来因为反对变法得到了元祐党的器重,但他这种立场让他在新党旧党之间都不讨好,在京城又待不下去了。


下放期间他历仕杭、扬、定、惠、廉、永等州,最远到了今天的海南,连房子都是他自己现盖出来的。

 

自得其乐

  

苏轼之所以在千年之后为人称道,就在于他不论漂泊何处,总是有一股乐天的精神。他仿佛在哪里都很舒适。


刚刚被贬黄州,劫后余生,他却很快与当地人打成一片,在东山坡上经营起了欢乐农场,在坡下废园中盖起了“雪堂”,就是在这里,苏轼开始自称“东坡居士”(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又在三年后划着小船探幽访古,写下了不朽名篇《赤壁赋》。


被贬惠州,年近花甲的苏轼却爱上了这里的热带水果,号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晚年乘桴渡海,被驱赶到当时几乎化外之地的琼州,他依旧欣然写下“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苦中作乐也好,随遇而安也罢,这应该是与自己和解的典范了。

 

今人所建黄州雪堂


今天人们说走出舒适圈,其实意在丰富见闻,增强技能。而苏轼除了文学与政界,在其他方面也是颇有心得。


姜至之戏言苏轼是一味药材“紫苏子”(子苏子,大致相当于“苏老师”,对苏轼的敬称),而苏轼应声回道他应该是半夏、厚朴,方须用姜制之(姜至之)。见刘贡父,告辞时对方挽留道:“幸早里,且从容(苁蓉)”,东坡伶俐回道:“奈这事,须当归”,谈笑间就看得出苏轼丰富的中医药知识。此外,他还著有《苏学士方》《圣散子方》等收集方剂的方书。在杭州爆发瘟疫的时候,还设立了“安乐坊”用以收治病人。


苏轼《潇湘竹石图》

 

书法上,苏轼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绘画上独善墨竹,开文人画先河。在各地兴修水利,少不了工科的常识。日子艰难的时候还躬耕田垄,神交陶潜。


他还是个著名吃货。牛羊吃不起,黄州的猪肉倒是价贱如泥。研究个东坡肉出来,“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造福四方

 

虽然多才多艺,苏轼的本职工作依旧是百姓的父母官。也正是在这方面的突出表现,才让他真正的千古流芳。


知徐州时暴雨倾盆,河决曹村。眼看城墙要被水泡坏,富户们都出城避水,但苏轼却坚守在城中,并指挥武卫营的禁军筑坝防洪。按说太守是没有权力招呼直接归中央管辖的禁军的,但是禁军们有感于苏太守的勇气和爱民之心,纷纷效命。苏轼仿佛在这一刻被大禹灵魂附体,也把房子盖在工地上,几过家门而不入,最终在连天大雨中保住了徐州城和城中的百姓

 

除了洪水被赶跑,还要粮食大丰收。苏轼在凤翔任上的时候,适逢陕西大旱,庄稼枯槁。作为民之父母,苏轼决定去太白山求雨。他颇为虔诚地对着神像劝告和理论,说神仙您老也别憋着不下雨了,总不下雨百姓没有饭吃,天下扰攘,您也没什么好处不是?


苏轼祭神 图源:影视剧《苏东坡》剧照

 

求雨之后,几天后真下了一场小雨。但是这点雨对于缓解旱情尚不足够,苏轼决定再上太白山。这次除了论理,还对神像封官许愿,哄着说如果好好下雨,把你从侯爵提到公爵好不好呀(太白山神在唐朝时曾经被封公爵,而宋代却不知为何被封为侯爵)。而后又从庙前小心翼翼取回一盆“龙水”。这次祈雨效果非常好,仿佛有求必应,暴雨降落,庄稼均沾雨露,丰收有望。

 

天降甘霖,百姓喜雨。苏轼特地将自己园中的亭子改名为“喜雨亭”,又专门作《喜雨亭记》以记之。其中两句“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天上就算是下珍珠宝玉,百姓也不能因此而吃饱穿暖,唯有好雨知时节,才能恩泽一地生灵。这种喜悦,只有真心为民的官员才能拥有吧。

 

除了东坡肉,苏轼最利在千秋的事迹恐怕就是他再贬杭州时修建的苏堤了。实际上这只是他在杭州整个水利工程的一部分。他来之前,唐代治理杭州和西湖的工程由于五代的战乱而荒废,宋以来又没有疏浚。海水倒灌,水皆咸卤。苏轼来到此地,打通了茅山河与盐桥河,引西湖水抗海潮。又建造堰闸,以控制湖水的水位。而苏堤则是在整治西湖水质中修建的,用来便利南北通行。并且沿着苏堤割芜种菱,改善水质。沿苏堤种植芙蓉杨柳,美化环境。东坡诗云“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堤航拍

 

当然苏轼的工作也不仅仅和水利相关。出颍州时,有大盗尹遇,杀人越货,又杀追捕的吏兵。被杀之人的家属害怕遭到报复,甚至连报官都不敢。苏轼遂命汝阴尉李直方进行严打,李直方也玩了命了,辞别了老母,带上家伙,终于把那贼党一扫而空。事后由于朝廷嫌此事小,没有封赏,苏轼就用自己的劳绩来给他请赏。迁定州时,此地军纪败坏,前任太守甚至不敢管理,军中饮酒赌博,训练废弛。苏轼到任之后,例行整顿,很快又令行禁止,作风优良了。面对百姓时,苏太守是耕田打酒的老人家,面对恶贼兵油时,他也是个毫不留情的狠人。


苏轼治军 图源:影视剧《苏东坡》剧照

  

走出“苏轼圈”?

  

纵观苏东坡的人生和他所处的时代,或许对今天纠结是否要走出舒适圈的人们有所启迪。


终其一生,他文章中反映得似乎都很舒适,黄芦苦竹、天涯海角他都视若无物,只要一壶酒,一尾鱼,一片竹林,一方雪堂就能让他欢欣良久。但旁观者都知道,他仕途坎坷,谏言少被采纳,反而多为取祸。他发妻早亡,晚年又白头丧子。他结交甚众,但却漂泊无定。很多人一生追求的无非是舒适,苏轼的一生在多数人的眼中却都难以算得上舒适。

 

苏轼并非不好舒适,他也曾给皇帝上书说自己熟悉常州,又有几亩田地,希望能让自己回到故地去,但他更想修齐治平,国泰民安。苏轼的技能点除了文章、书画之外,还有医药、水利、祭祀、农耕、田猎、军事等等,就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是否走出所谓“舒适圈”,是由自己的人生目标决定的。如果为了百姓生计,那么一介书生,也要通得了沟渠,训得了军队,治得了瘟疫,防得了洪水,求得了神仙,抓得了恶贼,不断拓展自己的技能领域。

 

除了苏轼,王安石与司马光莫不如此。二人虽然政见不同,但在人生的底色上却是相近的。王安石蛰伏不出数十载,就为了能有合适的君主让自己一展抱负,进行自己的社会改革。在生活上,他洗完澡连穿的是不是自己的衣服都不上心,吃饭的时候只吃放得离自己最近的菜。司马光也是低调朴素,从不穿华美衣服。只有宋仁宗给他簪花他才勉强戴上。身居要职多年,妻子死后居然要典卖土地才能将其安葬。可见“舒适”从来都不是他们最高的目标。

 

从古人行迹来看,走不走出“舒适圈”并不是一个引人焦虑的话题。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人生定位。面对抉择时,不妨想想那喷香的东坡肉,“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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