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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Springer出版了邦格的三本书，其中就包括两卷本Scientific Research。邦格对两卷Scientific Research绝对是倾注了感情的，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三本橙色精装的书放在我们的蓝色沙发上，看起来美极了。我猜，梵高也会认同”。对装帧尚且如此形容，可见它们在邦格心中的地位之重。 我没有读过Scientific Research（不过谷歌学术显示的引用次数确实很高），但我知道邦格对它们进行了修订，最终形成了两卷本Philosophy of Science（Vol. 1, From Problem to Theory和Vol.2, From Explanation to Justification），这两本书我是大致翻看过的，确实很不错。不过国内研究科学哲学的人似乎都没有引用过（读过？）Scientific Research或Philosophy of Science，也没见到哪本科学哲学教材提到过它们（所有教材都是千篇一律地讲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 两卷Philosophy of Science太厚了，两本加起来1000多页，怪不得没人读，估计更不会有人翻译了。顺带一提，邦格还是从我这里知道他的Finding Philosophy in Social Science去年出版了中译本，而且当我和他说，如果有机会我是很愿意翻译他的社会科学哲学作品，并列出了几本我认为最重要最值得翻译的书的清单，还问他有没有遗漏与补充时，邦格高兴地回复道“I am particularly delighted to learn that you wouldlike to translate some of my books”，然后直接把他的所有与社会科学哲学沾边的专著都补上了……不过这也看出当年邦格访华时，清华北大中科院那些领导所谓的翻译出版计划还真是“东方礼貌”，这么多年过去了，只有山西大学翻译了一本Finding Philosophy in Social Science。 以下片段是关于两卷本Scientific Research，从中也体现了邦格的一部分科学哲学思想。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邦格觉得物理学中的弦论（string theory）是个伪科学。弦论诞生的四五十年里，不仅没能得出任何靠谱的结论，而且和现有的理论兼容性极差，它几乎要颠覆包括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在内的所有物理学理论（比如把三维空间颠覆成十维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说，试图彻底颠覆所有“西方”社会科学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的想法与尝试，都是伪科学呀！
这三个片段又黑了把波普尔……译介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提到了波士顿大学。我也是毕业后才发现，原来波士顿大学的哲学很强……
【以下内容全部译自Bunge, Mario. 2016. Between Two Worlds: Memoirs of a Philosopher-Scientist. New York: Springer。无删减。】
关于科学方法论的专著 我关于科学方法论的两卷专著Scientific Research，也同样在1967年问世了，并被重印了好几次。两年后，由哲学家Manuel Sacristán精心翻译的西班牙语译本出版了。古巴出版商重印了这个译本，增加了一篇序，警告读者我遗漏了哲学的社会方面。而二十年后，Transaction和墨西哥出版商Siglo XXI出版了本作的修订版。
在我看来，Scientific Research为科学哲学带来的主要新颖之处如下：
1.它是唯一一本关于科学方法论的系统性书籍，因为它有序地审视了科学研究的所有特征，从问题陈述到评价，再到哲学预设和启示。 2.它审视的是问题而不是作者，它诉诸于科学史只是为了让科学史作为例子和反例的提供者，而非作为从事业余的、肤浅的和带有偏见的科学史的借口（库恩、费耶阿本德和拉卡托斯皆是如此）。 3.它分析和阐述了科学研究项目的关键成分，而这些成分被其他作者忽视或处理不当，比如问题、预设、哲学意义、理论（与假说不同）、指标、实验（与观察不同）这些概念，以及外部一致性或与大量先行知识的兼容性。 4.它展示了最流行的科学视角的不足之处——经验主义（或归纳主义）、实用主义、反驳主义和传统主义。 5.它从一开始就反对伪科学和伪哲学。 6.它警告了一些广为流传的混淆，比如事实与现象（或表象）的混淆、概括与归纳（或从少数数据出发的概括）的混淆，以及给定（数据）与（在理论的帮助下的）生产的混淆。 7.它显示了现实生活科学的复杂性，与流行的科学观的简化形成鲜明对比。 8.它没有掉入流行的哲学陷阱，比如对数据的神圣性和计算的无所不能的信仰。 9.它强调了特定哲学论题的启发性作用，比如在寻找研究问题和对研究项目的评价中，实在主义、唯物主义和系统主义的作用。 10.它的每一节都以列出不同难度的问题而结束。
Scientific Research的接受 波普尔那个既不对他溜须拍马，也没有背叛他的学生阿加西，给Scientific Research写了篇很长的正面评论。在哥德堡，Håkan Törnebohm告诉我这本书在斯堪的纳维亚很受欢迎，并且在弗里堡，心理学家Meinrad Perrez告诉我它在奥地利和瑞士也很有名。1969年，当我在达姆施塔特遇见Guido Beck时，他告诉我，学生活动家最初禁止与他接触谈话，但在被告知他是我的博导时，便取消了他们的禁令。
北美市场已经被Morris Raphael Cohen和内格尔所写的优秀（但有点过时）教材所占据，还有近来专为那些每周在教室外只学习25小时的学生而写的大量轻薄作品——由于学生的注意力被Facebook和几种电子小玩意所垄断，时间更是缩短到15小时。另一方面，我的专著自一开始就在拉美有很大读者，阿根廷除外，在那里精神分析师和同情他们的哲学家，特别是逻辑教师Gregorio Klimovsky，攻击我的作品，因为它把他们的信条揭露为伪科学。
与事实相一致并不是采纳一个科学理论的决定性因素，我的这个论断并没有得到美国哲学界的好评，就像我在1969年在长岛的布罗克波特这个令人沮丧的城镇所举办的会议上所学到的那样，在那里我和Blanshard、内格尔、Tom Settle和宇宙学家Ted Harrison有过互动。我在我的演讲中说，在寻找一堆相关数据之前，理论必须先通过一系列非经验的检验，比如与大量现存知识的兼容性，最重要的是，它必须具有丰富的指标（理论—数据之间的桥梁），并具有丰富的关于研究客体的假说模型——狭隘的理论模型或者像布雷斯韦特所说的teorita除外。
为了说明后者的关键作用，我建了个临时的模型，其研究客体可以是球体或磁盘。得出了两个非常不同而与实验数据相匹配的结果。因此，后者是非决定性的，并且如果一个一般性的理论因为具有良好的记录而值得保留，那就必须发明第三个辅助假说并进行尝试。
我从这个例子中得出的教训是，一个不恰当的辅助假说可能会破坏一个好的理论，而一个好的模型可能会暂时挽救一个不好的理论。在这一点上，房间的后面传来一句大声的“废话！”。这声巨响来自内格尔的门徒Sidney Morgenbesser。我称Morgenbesser为Morgennschlechter【注：德语里的besser相当于英语的better，而schlechter则是反义词，更坏、更差之类的意思】，没有任何发表就成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正教授，但他却是一些著名笑话的作者，并勇敢地参加了学生的游行和静坐，而抗议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他后来私下寻求我的原谅，并在没有我的鼓动下承认，他是个曾贬低了我提交给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东西的敌意批评家，在某些地方，相比于努力工作，胆大妄为会让你进步。
波普尔的反应 波普尔对Scientific Research的反应很有特色。他告诉我他不喜欢它，因为它不是以归纳问题为中心。他声称，通过重新表述休谟的异议而解决了这个问题，即“没有好的理由相信科学的理论”——他只是补充说，另一方面，可能存在决定性的理由来拒绝科学的理论，据他说，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们急于自己的发现被证伪。几年前，在我对他关于方法论的主要工作的评论中，我就认为波普尔的反驳主义只不过是确认主义的一种，因为否定A相当于肯定非A。我还可以补充说，反驳主义涉及严重错误的科学心理学，因为只有受虐狂才会享受惩罚。
三年后，在波士顿大学关于波普尔的学术讨论会上，他也参加了，我批评了我称之为他的加密经验主义，因为它以孤立的经验数据为中心，而在现实生活中，每个假说不仅根据相关的经验证据进行评估，而且也以大量的背景知识进行评估。这就是爱因斯坦对关于他的质量—速度关系公式的所谓实验性反驳所作出的反应：他的理论不得不是对的，因为它遵循经典电动力学。
作为建设性批评，我提出我的思考，我以这作为发言的开始。波普尔站了起来并激烈地喊道：“不存在建设性批评！批评者总是直指咽喉。”波普尔的回答证实了我的印象，他不熟悉科学界的工作方式。其实，科学家在完成草稿后所采取的第一步，就是要求同事们带着对其进行改进的想法对其审阅。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研究论文都以形如“我们感谢X的有用评论”的句子作为结束。系统性地拒绝贡献建设性批评，可能会招致科学界的排斥。但波普尔坚持科学处于社会真空之中这个想法，就像新的科学社会学家们聚焦于没有创造性大脑且没有科学发现的网络和制度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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