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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科学哲学在反对形而上学中兴起，但是其结果出人意料，科学和人文的真实性都迷失在后现代主义的黑森林中了。
它导致哲学今天无地自容的状态：科学家是如此需要哲学，但同时又不屑于和哲学家打交道。其实，20世纪科学哲学作为历史上第一次对“科学是什么”之反思，蕴含着极为重要的成果，那就是可以不再从客观存在而是用科学发现本身的结构一一受控实验来定义真实性。
在今天的文章中，金老师阐述了自己是在什么情境下发现科学经验的真实性是受控条件下实验的可重复性这一科学观。这种科学观既不同于逻辑经验主义，亦不同于证伪主义，和当时风靡的库恩哲学更是南辕北辙。这是一条被金老师称为从后现代主义黑森林中走出来的道路。
本周开始，双体实验室将陆续摘编对于“'语言学转向’阴影下的科学哲学”这一命题的来自中国的研究。该系列文章来自金老师新书《消失的真实》，今天的主题为“为什么要回到20世纪80年代”。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掀起一股科学哲学热。刘青峰对此概括道：“科学哲学中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库恩'范式’说的广泛流行，有力地打破了真理和价值的一元论，使怀疑论和相对主义大为风行。人们很难想象，在西方学术一直是象牙塔中的科学哲学，在中国居然会如此普及。”当时我在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哲学研究室当主任，对此深有实感。我们办的杂志《自然辩证法通讯》被称为中国接受西方现代思想的“四大窗口”之一。虽然在科学哲学的大讨论中，从社会思潮来看，库恩的科学史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引起中国思想界的广泛关注，其影响迅速压倒证伪主义，“范式”家喻户晓，“科学革命是范式转化”“范式的不可通约性”等观点得到中国思想界的普遍接受，但我所在的科学哲学研究室更重视证伪主义的认识论基础。我还意识到，为了研究证伪主义还应该追溯逻辑经验论，探讨其基础及碰到的问题。当时我如此重视证伪主义，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作为20世纪80年代思想运动的参与者，我在“范式”泛滥的过程中，意识到科学哲学的大讨论已经迷失了方向，主张在科学理性之上重建中国文化，这里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如何区分科学与非科学。这样必须回到证伪主义。我从来不否认范式理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具有合理性。当某一种理性主义的哲学已陷入盲目的迷信时，非理性主义无疑是人类思想健康发展的一剂解毒药。甚至在任何一种理性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有意识地让非理性主义作为补充，让它作为一种对我们已确定的哲学信念的怀疑，这对于人类不断进步的理智和良心的健全是十分有益的。每当理性主义强大而富有生命力的时候，作为永不休止的怀疑精神的非理性主义必定是深刻的、富有魅力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另一种人生真理。因为只有非理性主义足以与强大的理性对抗和共存。但是，在一个理性已经沉沦，人们在一片精神废墟中无所适从的时代，非理性主义经常是肤浅的，把非理性主义当作人类精神的主体更可怕。
另一方面，证伪主义科学观和逻辑经验主义的争论在西方从20世纪40年代一直延续到70年代，其对中国的意义极为重大，因为这是中国文明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第一次卷入现代性论证的思想探索，在中国现当代思想史上占据无与伦比的地位。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源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科学理论必须可以证伪”成为鉴别科学和道德意识形态的试金石。道德意识形态拒绝证伪成为普遍共识，在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运动中，证伪主义和逻辑经验论的争论犹如法国大革命前那种思想的旋风，成为反思第二次文化融合、追求现代价值的思想运动的中心。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如同20世纪80年代那样，对“科学是什么”的讨论直接指向现代性的论证。正因如此，即便找不到论证现代社会正当性不可缺少的“自由主义”，中国依旧开始了社会转型。这也是中国和苏联、东欧的社会转型思潮最大的不同。这样一来，中国科学哲学研究和科学史理论探索的结合远比西方紧密。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82年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四川成都召开的“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研讨会，李约瑟问题是该研讨会的主题。正是在李约瑟问题的研究中，《几何原本》在西方科学发展中的示范作用显现了出来。也就是说，数学符号真实和科学经验真实的同构已经差不多被发现了，而且它必定被结合到科学哲学的研究中，其出发点就是对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我认识到，如果是否可以证伪是鉴别科学和非科学的唯一标准，证伪观念必定可以运用到自身，即其必须自洽。科学哲学研究应该由两方面组成：一方面是证伪主义的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紧密结合，其必须在科学史研究中鉴别自身是否有意义；另一方面是对证伪主义科学观的基础的探讨，这就是单称陈述必定可以被确证。我发现，无论逻辑经验论还是证伪主义，都包含一个不曾怀疑的前提——某些单称陈述一定可以确证。通过对这一前提的刨根问底则会发现：这一前提向来只有常识性的证据，没有经过可靠性论证，甚至存在严重的缺陷。一旦对其做严密化的修正，数学真实对科学的意义必定会被发现。因为那些可确证的单称陈述隐含观察者的全称。换言之，如果把观察者考虑在内，作为证伪主义基石的“原子陈述”根本不存在。这样一来，证伪主义和逻辑经验论的基础都被颠覆了。在具体陈述我的观点之前，有必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证伪主义的基石是单称陈述可确证。不言而喻，如果要建立证伪主义科学观，主张一切理论知识都是猜测，首先要定义“证伪”。一般说来，证伪是理论预测（全称陈述）和已确证的事实不一致。所谓“已确证的事实”本身也是陈述，也就是说，证伪必须先确定哪些是可以确证的陈述，它们是整个理论大厦的基础。波普尔把这些可以确证的单称陈述作为最基本的“原子陈述”，问题的难点在于：哪些陈述是“原子陈述”？波普尔坚信唯有具体的个别观察才可确证，为此他把可以确证的陈述都限定为单称。波普尔甚至认为“这里有一杯水”这样的陈述都不够基本，因为“水”很可能是全称性的。波普尔发现并非所有单称陈述都可确证，他似乎也发现仅仅由一个观察者看到现象（表达的单称陈述）不能算被确证，于是将“多数观察者看到”（或普遍公认）作为“原子陈述”的条件。他意识到，用多数人的确认来代表证明是很危险的。那么到底哪些单称陈述可以确证呢？波普尔在很多地方都含糊其词，没有对可确证的单称陈述做出严格而清晰的定义。
有时为了保险，波普尔甚至做了无限的后退，倾向于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猜测，包括那些表面上看起来确证为真的个别事件（单称陈述），它们实际上也是猜测，只能被证伪，而不能被证实。但是，如果根本无法界定可确证的条件，那么，在理论与观察不一致时，到底是理论被证伪，还是观察被证伪？强调知识的猜测性并非证伪主义的宗旨，这实际上是将休谟怀疑主义贯彻到底的必然结果。证伪主义的贡献在于用可证伪性给出了科学和伪科学的界限，从而确立了科学理性的至高无上的尊严。因此，证伪主义一定要明确界定“原子陈述”。如果不能定义“原子陈述”，甚至认为任何单称陈述都有可能是猜测，证伪主义本身就成为一个悖论，即退化为一个不可证伪理论体系。顺着这个悖论，理性就一定会走到非理性，把科学和意识形态划分开来的哲学必然在其发展中走向形而上学，甚至取消科学和迷信的划界。因此，波普尔一直坚信可确证的单称陈述的存在。虽然他没有明确界定何为“原子陈述”，但就像 “这只渡鸦是黑的”这类陈述显然是可确证的，其就像自明公理那样毫无疑问。波普尔认为，在所有单称陈述的集合中，总是存在一个可确证的子集，虽然他不能用某种原则将其找出来，但总是可以借由这些单称陈述透过泥沼，将证伪主义的大厦建立在坚实的地面上。在1989年4月号的《自然辩证法通讯》上，我发表了《奇异悖论》一文。文章认为证伪主义只是批评其他理论体系的矛，而缺少防御自身的盾。它强调任何科学理论都是猜测，而且是一种冒着被否定危险的勇敢的猜测，因而批判和纠正错误是科学进步的唯一机制，那些似是而非、不能证伪的理论根本不配坐在人类理性之宝座上。这一切当然不错，只要一谈理论，证伪主义总是头头是道、无懈可击的，其实，证伪主义的长处只在于进攻伪理论，但很难对付伪事实。在科学史上，特别是今天，区别哪些个别事件是可确证的，哪些不能确证为“真”，这已构成对科学理性极为严峻的挑战。在此基础上，该文章提出一个重要的原理，那就是如何定义可确证的单称陈述。我指出单称陈述可确证的前提是对所有观察者都成立。这里，所有观察者包括了“无限”，似乎在经验上没有意义。但是存在一个规定所有观察者的有效程序，其中存在着类似于数学归纳法给出所有自然数之过程。我发现，可以确证的单称陈述在结构上和数学真实有关。更重要的是，只要满足该程序，任何一个陈述中观察者的全称和对象的全称是对称的，它们在陈述结构上并没有差别。这样一来，我发现科学经验的真实性是受控条件下实验的可重复性。这种科学观既不同于逻辑经验主义，亦不同于证伪主义，和当时风靡的库恩哲学更是南辕北辙。我隐隐感到，自己已经找到一条从后现代主义黑森林中走出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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