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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社会价值体系特征是尊重个性和张扬个性。鲁迅说，唐人多胡气。胡气，是指唐人冲破了传统的思想观念，呈现出的带有异质文化色彩的特征，说到底，就是尊重个性和张扬个性。 唐代的诗人，大都有狂野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特征，来自山野，来自多种文化的交融所培养出来的一种刚健之气。佛教自从东汉末年开始传入我国，到了唐代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而道教也因为李氏统治集团的大力提倡，成为主流宗教，给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儒学文化注入了活力，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创新精神，这就是唐代诗人狂野进取性格形成的思想基础。唐代执行的是开放政策，外来文明也影响和促进了唐代诗人文化视野的开阔与胸襟的广大，使他们站上了时代精神的高峰。 1 陈子昂率先出场了。 陈子昂初入长安，籍籍无名，“时人不之知也”,他的传记作者卢用藏是这样说的。 名，名气，不论在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是一种取得社会承认和具有社会文化批评权力的资格的象征。 而名、名气的获取，不是像财富一样靠积累，它是“平地一声雷”，一夜之间就名满天下。这就要靠机遇，靠偶然，靠策划，靠别出心裁地宣传了。陈子昂是如此“闪亮”的： 子昂初入京，不为人知。有卖胡琴者，价百万，豪贵传视，无辨者。子昂突出，左右曰：“以千缗市之。”众惊问，答曰：“余善此乐。”皆曰：“可得闻乎？”曰：“明日可集宣阳里。”如期偕往，则酒肴毕具，置胡琴于前。食毕，捧琴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役，岂宜留心？”举而碎之，以其文轴遍赠会者。一日之内，声华溢都。 这则轶事来自《独异记》后被《唐诗纪事》收入，虽然有艺术虚构的成分，但颇能反映陈子昂狂傲的个性。 初唐时期，文学领域蔓延着齐梁文学绮丽、颓废的风气，根本不能反映出大唐雄阔的气象与活力。 陈子昂担心这种萎靡颓废之风，日甚一日地侵染着大唐，找寻不见秦汉的朴素诗风和建安风骨。这种郁闷和忧愤积聚在胸，压迫在心，使人喘不上气来，而目前最为清醒的人就是自己，自己有责任有义务站出来大声疾呼，力图改变当前无望的文坛现状：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陈子昂知道，仅凭着自己微薄的力量是撼动不了陈陈相因的宫廷文学的风气的，必须借助于有一定地位和权力的官员才行。他的这篇很有筋力的文章，就是写给东方左史虬，以期得到嘤鸣。 人的价值不在于官职的高低，不在于占有财富的多寡，而在于顺应时代，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并做出积极的文化反应，在于用自己的认知去创造影响着时代的前进。陈子昂就是这样的人，虽然，他的呼唤来得早了一点。没有先知者的思想领航，大地的帆船就只能永远停泊。陈子昂跟随大军，去征战契丹，走到天空辽阔、荒草连天的边地，登上幽州台，看见白云在流风中飘逝，万千感慨，竟无语凝噎：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他的这首诗流露的是一种旷远的孤独。处在时间与空间中，与过去和未来相脱离，人在无垠的宇宙面前是多么的渺小：我看不见在我前边的古人，也看不见在我后边的来者。思念着天地是多么的悠远久长，（而人的生命和抱负在漫长的无望的等待中消失……），独自一人伤感地泪水长流。 不过，陈子昂对唐代文学的卓越认识和正确判断以及倡导恢复风雅文学的观点，转变了唐代文学的走向，为盛唐文学兴盛奠定了艺术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杜甫评说陈子昂：“有才继骚雅，……名与日月悬。” 韩愈也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陈子昂在初唐时期大力提倡文学的复古，实际上是继承秦汉、建安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提倡内容大于形式，以朴素、活泼的语言代替僵死、华丽的语言。这对唐代整个文学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唐代，陈子昂和韩愈是改革文学的两大家，不过，韩愈比陈子昂晚生了一百余年。 陈子昂主张文学改革不仅仅是诗还包括文，而韩愈则偏重于文章。 所以，陈子昂应该说是唐代文学改革的先驱，是率先革除“文章道弊”的先锋。 回观陈子昂的文学观，他在一千多年前就对文学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力图贯彻，真是难能可贵的。 元代著名诗人兼批评家元好问把陈子昂比喻为辅助越国击败吴国的贤相范蠡： 沈宋横驰翰墨场， 风流初不废齐梁。 论功若准平吴例， 合着黄金铸子昂。 不管这样的比喻是否恰当，但是，在元好问眼里，陈子昂在唐代文学改革上，就是平吴第一功臣范蠡，也应该铸一座金像！可是，陈子昂在当时的境遇却真是令人悲叹不已：一生沉浮于下层，又在征战中度过了青春岁月，原先昂扬高蹈的个性和抗击世俗的叛逆精神渐渐被打磨净尽，后来辞官回乡，竟然遭到了小人的暗算。 不管怎样说，陈子昂在“胡气”的唐代，鲜明的个性和狂野的元气淋漓的“摔琴”之举，余音袅袅。 在他的身后，走来了同样是蜀人的充满狂横精神把自我放大于天地之间的旷世诗人李白…… 2 唐代诗人大都有拯救天下的气概，李白就是典型的例子。 要拯救天下，仅凭着会写诗是不行的，至少得有经纬国家的才能，还得有良好的政治经验和管理国家的才干。李白写诗行，是天才，若是要李白果真管理国家，要不了几天国家就要摇晃了。行政事务要求的是尽职尽责按照一定的程序办事，讲究的是科学规范的高效率的办事，而不是凭着热情蛮干，更不能上班时间喝酒。上班时间喝酒是要误事的，醉醺醺的，眼睛发花，连人都瞅不准，还能瞅准行政公文？李白好酒，高兴起来一醉累月，人家到衙门来办事，你醉眼朦胧，走路东倒西摇的，既影响政府形象又影响个人形象，平时尚且凑合，关键时刻那可就误大事了。例如边防吃紧，外敌入侵，乱民暴动，军队哗变，市民起哄，物价飞涨，路断桥塌，水灾地震，交通安全，哪一样都是急如星火，需要当机立断，还要调兵遣将，快速处理。李白肯定不行的，人家在门外等着指示，而你却诗情突发，吟哦不断，或者笔走龙蛇，白壁涂鸦，早就贻误战机，带来严重后果了，怕上级领导怪罪下来，吃不了兜着走，李白是那种见了领导就曲背勾肩装可怜的人吗？说不定自以为是，不服管教，惹得领导不高兴，轻则几十大板，重了就不好说了。 李隆基为了大唐江山，要的是干练的官吏，不是自视甚高却无实际办事能力，脾气上来就无法无天的诗人。所以，李隆基想了想，还是发给李白盘缠，让他走人。 不只是李白，千古文人的内心，都有一个梦。这个梦就是治国平天下，就是为官为宦，就连孔夫子也四处奔走谋取一官半职，说得好听点，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说得不好听点，是为了光宗耀祖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其实，为官为宦，也是一种职业。从事这门职业的人，必须有专业的训练，必须有必要的投资，必须磨练自己的意志，还必须在这方面有特长。李白好像没有这方面的才干，他的才干集中到虚构想象之中了。 上帝真有意思，不会让一个人成为全才，总要赋予特长，总要留点缺陷。这样，世界才会平衡，世界也才会丰富多彩起来，人和人才能和谐相处。所以，人要知道自己善于做什么，不善于做什么；善于做的就去做，不善于做的就回避。不然，就会什么事也做不成的！这就是李白对我们的一点启示。 当然李白还是有才的！至少他的诗歌，能证明大唐文化事业的繁荣昌盛！因为大唐也出现了世界级大诗人呢！不过，李白的学识有多大？学识和诗才又有多少联系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按照李白的经历，他的求学时间不长，一生绝大部分都是在漫游中度过，没有时间来接受继续教育。那么，他那天然的诗情和飘逸的诗句，是从哪里来的，是来自深厚的学养，还是来自胸臆的自然流泻呢？论学识，李白少年时期估计是读了不少的书籍。据说故乡江油老屋附近，还有他专门读书的遗址。 但是，一个相对闭塞的地方，能有多少图书供李白阅读呢？就算有不少的图书，比较起首都长安来说，自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李白就是把江油的全部图书都读完了，估计也不会读到长安城大明宫里密藏的三坟五典、祖传秘籍。 再说，李白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不像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他们那样苦读之后又经过严格的进士考试，才跻身于上流社会，所以李白的学养也高不到哪儿去。 然而，李白却是世人皆知的大诗人，连学富五车的贺知章老先生也惊呼他为“谪仙人”。他写诗非常轻松，就像幽谷里的白云，随时飘荡而出，又像秋水一样，浩浩淼淼，不知涯际。汉字到了李白手中，节奏、色彩、音韵以及给予语言以神韵的各种修辞手法，全都有了生命，在蹦跳、在起舞、在歌唱、在呼喊，又都安稳如山般静静地守候在句子里边。这种奇迹般的运用汉字的能力，仿佛是上天特别眷顾李白，使他的艺术悟性异常发达。 具有发达的艺术悟性，就会在艺术上表现出来，这无关乎学识。 以此来看，诗才和学识的关系不是很直接的，有学识未必就有诗才，有诗才未必一定有学识，当然，两者兼而有之更好。李白的关于诗的超强艺术能力，除了学识之外，最主要的是来自个人的文学天分。这种天分，就是说他具有创造艺术的心理结构。这种特别的心理结构，人要完全认识，还很遥远。 忽然想到尼采的“超人”，那么，李白就是一个在诗的艺术上的“超人”，他的艺术意志和审美意志呈现在日常的生活里，他把生活诗意化了，生活也诗意化了李白。 3 唐代诗人重友谊。 友谊在古代社会里，属于五伦之一，社会和个人都相当看重。李白与杜甫，刘禹锡与柳宗元，他们的友谊都很感人。而保持友谊时间最长，并且达到了很高境界的友谊，还是元稹与白居易。 元稹与白居易都是中唐杰出的诗人，提倡新乐府运动，开创一代诗风，并称为“元白”。 贞元十九年（803年），两人同榜登科，且都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白居易在《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里，回忆他们结识的过程： “忆在贞元岁，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 从此，元稹与白居易的友谊经历了风风雨雨，走过了二十八年。 在这二十八年里，元稹与白居易心心相印，又在生活中尽心帮助。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三年校书郎任期已满，之后，他移居长安城里永崇坊的华阳观，并邀元稹一起来学习。在华阳观共读的这段时期，他们惊奇发现，两人的志趣相同，爱好如一，这就为他们以后的终生友谊奠定了基础。 随后，元稹拜左拾遗，白居易出任周至尉。元稹为人耿直，性格锋锐，既居谏垣，不想碌碌无为混资历。于是，倾向王叔文的政治改革，因此开罪于权贵。 不久，被贬河南尉。祸不单行。就在元稹遭受排挤东去河南任上的时候，他的慈母郑氏不幸去世。元稹在洛阳听到噩耗，哀痛泣血，西归安葬母亲。 此后将近三年的时间，元稹“丁母忧”。家道本来清寒，加之母亲和岳父相继离世，元稹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打击，整日在寂寞中度过。就在这“无天可告，无地可倚，喘息未尽，心魂已飞”的人生低潮期，白居易及时送来滚烫的温情，温暖元稹受伤的心灵，并且给予了经济支持。 元稹与白居易的友谊伴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见坚贞。虽然他们的一生分离多于相聚，然而这情同手足的友谊却都挥洒在雪白的信笺上了。 天气热了，白居易给元稹捎去轻薄透气的衣衫，虽然元稹瘦骨嶙峋穿起来显得宽大，但还是叠放整齐，放在床头，仿佛和老朋友相对而坐；白居易母亲陈氏去世，回到渭河岸边的下邽芝兰村，元稹听闻后，立即派遣侄子亲自来芝兰村代他祭奠，尽力安排好白居易一家的生活。 菊花开了，白居易面对着傲霜挺立的花枝，遥遥想念远方的元稹，计算着他现在走到何处，就能看到提前寄去的诗章，以解路途的劳累困顿。 白居易遭贬，元稹写诗热切的劝解，给予精神鼓舞。元稹在江陵，已经病得卧床多日了，听说白居易左迁江州，硬是爬起来，要过纸笔，颤抖着写出了： 残灯无焰影憧憧，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白居易又遭外贬，元稹对此不能沉默，却也无可奈何，只能把一腔忧愤化为悲愤的诗句来劝慰朋友，表达自己的心情。而这种长歌之哀，过于痛哭，真实的表达了元稹对白居易的关切。 元稹去世后，白居易悲痛万分，作诗哀悼，撰写了元稹的墓志铭；灵柩北返，经过洛阳，白居易为文祭之…… 这真是生死不渝的感情，让人永远感动的友谊！可惜，这样的友谊只能在唐代出现，而今却是淡远到几乎近似于无有了。 4 唐代的长安城，是当时世界最为繁荣的都市之一。 长安的绝色女子轻易不在朱雀大道溜达，不像那些西市当炉的胡姬一边卖弄着风情，一边腿脚勤快地招呼着客人，她们一般是东市高档商店的顾客，低声细语，选中了自己满意的东西，便迅速离去。她们的狂欢日，是每年农历的三月三日的上巳节。 杜甫在《丽人行》里，这样描述道：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 这几句诗虽然说是描写了杨氏姐妹曲江春游的胜景，不过，此时的杨氏姐妹早已失去了青春的风采，只能靠着华丽贵重的服装和头饰来掩饰岁月的侵蚀，而农家小院里的碧玉却尽情摇曳着天然的清新。 参加科场考试的崔护，这次名落孙山，心情郁闷，缓步来到长安城南距离曲江不远的田野上，借以排解胸中的失落。远处是黄色墙壁的佛寺，不时传来祈求福祉的钟声。近处的路边，稀疏着几户散落的人家，竹篱茅屋，掩映在桃花林中。崔护觉得口渴，便上前叩门求水。门开处，闪出一个娇小的女子，崔护立即被这位女子的美貌吸引住了，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而这女子却也不恼，嫣然一笑，“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等待崔护把水喝完，收回水碗，回身掩了街门，留下崔护一个人还呆呆地站在门外…… 李白对文章的最高审美要求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现在，把李白的审美观点移到形容这位农家女子身上最为恰当妥帖。崔护的眼前老是晃动着这位碧玉般清纯的农家女子，无奈，只好离开了这里。 第二年清明，正是桃花盛开的时候，崔护心中记挂着这位女子，情不自禁，又一次来到城南这里，只见“门墙如故，而已锁扃之”。崔护怅然若失，就在门扉上题诗云：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此诗的题目是《都城南庄》。大凡出自真情的诗，都写得美，美得让人炫目。崔护因为这首诗赢得了爱情，也取得了很大的名气。《唐诗纪事》记录了这则艳情故事。崔护大约是在贞元十二载（796年）中了进士，后来官至岭南节度使。都市长安，一天不知道要发生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而演绎出人间真情的，究竟能有多少呢！即是再绝色的女子，一旦容颜老去，年华消逝，还能有人记取当年“人面桃花”，重温旧情再续前缘么？ 4 唐代诗人一直关注底层人群生存状态，这就是唐诗流传的根本原因。 初春，长安城里的柳条还没有染上金黄，慈恩寺里的梅花却还开得鲜艳，透过厚密的竹林，传来一阵阵凛冽异常的香气。 雪花飘落下来…… 罗隐走在长安的朱雀大道上，遥遥望着弥漫在风雪深处的大雁塔。忽然听见道边传来恶狠狠的斥骂声，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几个衣着褴褛的老人，慌忙地躲避飞驰而来的官家乘坐的车子。他们身后的草房，在大雪里已经坍塌了，只剩下几支乌黑的椽子斜刺在寒风和雪花里，破草堆里，婴儿在沙哑地啼哭。罗隐的心被刺疼了，泪水迷蒙了双眼。 本来，他是准备趁着风雪，去登大雁塔，领略长安城风雪天的美景，顺便去观赏雪里盛开的梅花，慈恩寺院里的腊梅早就负有盛名呢。现在，罗隐没有丝毫的心思了。朱雀大道两边挂着红灯笼的酒家，一家连着一家，里边人声鼎沸，划拳猜谜，还有悠扬动听的胡琴声，原来这些熟悉的生活，罗隐都感到厌恶了！他快步走回借宿的旅社里，略加思索，挥笔写下： 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 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 唐诗里，咏雪的诗很多，可是，最杰出的诗当是罗隐这首诗。罗隐的诗里充满了强烈的人文关怀之情，充满了对社会底层人群深切的同情。这首诗，起句“尽道丰年瑞”，意思是：都说瑞雪兆丰年，接下去一句是冷冷的提问：“丰年事若何？”即就是真的丰年，情况又怎样呢？ 唐代末叶的乡村，苛重的赋税和高额的地租剥削，农民无论丰歉都处于悲惨的境地，当时的社会现实是：“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细获又精舂，粒粒如玉珰。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这就是丰年的真实情况！罗隐写了乡村，接着又写长安城里大雪天的情况：“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大雪几乎断绝了城市里贫者的生路，那些靠打工生活的，或者替人做零工，或者缝穷，或者送货，或者卖艺，或者沿街乞讨，或者临近年关赶着回家滞留车站码头的行人，偏巧就遇上了大雪天气，使得本来就寒冷的草房更加寒冷，本来就艰辛的生活更加艰辛了！家里早就没有粮食了，饥饿徘徊在穷人的家里……大雪成灾，这样的灾祸不要多了不要多了，诗人在祈求！ 罗隐写完这首诗，轻轻叹了口气，窗外，不时传来树枝被大雪压折的声音，他的心头狠狠地抽了几抽，眼前又是那倾倒在风雪里的草房，罗隐的脸色铁一样地凝固了，他的热力融合在他的诗篇里了。文字，有时候也是一种力量，特别是关注社会现实的文字。 罗隐的诗，平稳的叙述和近乎白描的艺术，一如他的为人一样，貌古而黎黑，却散发着火般的热情与深刻的思想。 罗隐以后，中国的诗歌风格由此拐了一个弯。 罗隐的诗，是宋代诗的前序。 长安的春天之后，便是那汴梁的秋天。 柏峰，陕西蒲城人。著有多种文学理论专著、散文集。曾获全国及省级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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