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荒诞神话与真实地理的虚实杂揉给人带来许多迷惑,不解决《山海经》的神话与地理之源,《山海经》便无法得到破解。  首先是神话。自从晚清以来,“神话”概念从西方引进中国,《山海经》就被理解成中国“神话”的渊蔽，“西王母”、“女蜗”、“界”等则被理解为“神话”的“主体”,也就是“神”或“英雄”,对“神话”“主体”所由产生的心理状态、文化原型及历史背景的种种猜测从此便成为中国神话学研究的永恒问题。由于文献残缺,再加之研究者思想糊涂,因此在解释神话时,各执一端,各呈臆见,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谜底”层出不穷。  然而学术研究并非猜谜,它首先必须建立在清晰的概念和合乎逻辑的前提下,就“神话”一概念而言,正如刘宗迪在书中谈到“十日并出”神话时指出的那样,一个最为简单的事实是:“只有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只有那些强烈地影响了整个民族的命运的历史事件,只有那些深刻地塑造着整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先贤圣哲,只有那些在古人看来决定着这个世界之兴衰存亡的神灵或恶魔,才有可能被一个民族世世代代传颂不已,才有可能深深地扎根民族的集体记忆中,也就是说,才有可能成为神话。”  因此,他认为,“对诸如`十日’之类的神话奇观,不应仅仅将之归结于某种似是而非的自然奇观就万事大吉,自然也不应然也不应想当然地将之归结于古人的想象或虚妄,而应该到人类文化制度中去寻求其形成的契机”。  其次是地理。与神话一样,地理也是人类文化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学,从一开始,实为人文现象。然而现代历史地理学往往并不追究地理之初的人文内涵,而纯粹诉诸实证,仿佛地理之名如地理之实一样,生来就是如此。因此“历史地理学的考据很难做到客观公允,反倒常常流于穿凿附会。诸家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就足以表明这条路实际上是走不通的”  “这条路”虽“走不通”,但“走的人多了,也便成路”——现在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大多是不会回过头去看看当初走这条路的先辈们的起点的,倒是那些未曾走上这条路的人,或许才会看到其真正的起点,这就是“人文地理”、“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等概念传达的地理概念之生成。  刘宗迪从《山海经》中体认出上古时代地理与原始天文学和历法知识之间的渊源关系,继承了古史辨学派所开辟的历史地理学传统,在地理学的文化渊源研究方面别开生面,从而补充了历史地理学实证式研究的不足。而这一切,又与他在《山海经》一书的地理表象之后发现了上古天文学的“天书”真相密不可分。  刘的最终目的在于破解《山海经》。建立在对于古人的知识和思想的“同情的了解”的态度上,刘宗迪认为“昆仑”并非地理意义之山,而为“观象时”之“明堂,’;“十日”亦非十个太阳,而是“十时,’;“女蜗补天”中的“天”亦非实体之天,而是历法之天;龙亦非自然现象,而为古人缘于制度和习俗的虚构,是一种文化意向与意识形态……  刘宗迪将《山海经》中《海外经》与《大荒经》的“地理学误解”与“神话学误解”分开,从而“向人们展现出一个独具神韵的学术视野”:这就是《海外经》与《大荒经》非地理之书,而为天文之书。通过《山海经》与上古历法制度之间渊源关系的揭示,刘的看法力图颠覆《山海经》一书的传统理解。正如刘宗迪自己所说,此说“与关于《山海经》一书的固有成见和流俗之见大相径庭,肯定出乎众人意料,甚至令人难以接受”。  然正如作者所说,“证明《海经》地理出于虚无,从根本上瓦解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对《海经》地理学解读和考证的有效性,但这并不排斥对《海经》的地理文化渊源的考索……”作者的着眼点放在了“想象的地理”是如何被理解为“现实的地理”,围绕这一着眼点,作者动用了其民俗学之“家法”与考古学之“证据”,将《山海经》的地理文化渊源如“厄丁解牛”般悉数解出。  文字来源：从大地中发现天书——汪晓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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