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稚德堂后，我仍返回到学校东区继续参观。 在华西坝中轴线北端西侧，有一栋掩映在树林丛中的教学大楼引起了我的注意，走近一看，原来这就是现存华西协合大学最早建成的大楼--------怀德堂。 （图为怀德堂外景）
怀德堂又叫“事务所”，由美国纽约罗恩甫夫妇捐建。1915年动工，1919年建成，已有104年历史，原为校长办公室及礼堂，文科教室等，现为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办公楼。 事务所平面为“H”型，其样式和懋德堂很相近，但建造时间却还要早些。前廊由八根粗圆柱采用四川地方建筑特色的穿斗式梁架结构支撑。屋顶是中式歇山顶造型，在中部一排窗户脊背上形成复檐，而西式建筑特有的老虎窗、烟囱等也在屋顶上同时出现。事务所的侧面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的门楼结构，穿破屋面做成凸出的雉堞，这样看上去侧面造型丰富，具有中国传统建筑味道。事务所屋顶一排排青瓦自上而下，形成整齐的瓦阵，别有一种美的韵律感。扇形瓦当上有篆字“华西协合大学图印”，酷似一枚枚图章。 （图为怀德堂正门）
事务所是校长行政办公的地方。华西协合大学第一位校长叫毕启（1867～1954），他是美国的一位教育家、文学士和神学博士，1899年受基督教会差遣只身赴华，1903年来到四川，先后创建了重庆求精中学、成都华美中学和华英中学，并任华英中学校长，1905年参与筹建华西协合大学，1913年任华西协合大学首任校长。
建校之初，从校舍建筑、教学设备购置到师资聘任等都需要不断的加强，而且这一切都离不开巨大的经费开支。对于一所私立大学来说，这一切费用都要自己筹措，因而学校刚成立，校长毕启就为了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而到处募捐筹款。民国初年，毕启得到四川都督胡景伊以及陈延杰省长的知遇之恩，他们二位各自为大学捐出自己的俸禄3千元大洋，这是毕启为学校募集到的第一笔资金。随后在胡景伊与美国公使的介绍下，1914年11月袁世凯亲自召见了毕启，对毕启来中国办学很是称赞，袁不仅个人捐款4千美元，而且还亲笔题字：“美国毕启博士为宗教大家……，在成都创立华西协合大学校。愿力宏大，至可钦佩”。 （资料图:毕启肖像）
在毕启任校长的十多年间，他15次横渡大西洋和太平洋，穿梭于欧美大陆，先后累计募集430万余美金用于购买校址、建筑校舍、添加教学设备等，建造了钟楼、事务所、图书馆、教育学院、医牙学院、理学院和生物楼等十多幢大楼。学校占地千余亩，经过精心规划，校园里种植的两千多株绿色植物与中西合璧的大楼建筑形成了独特的风景线，而钟楼荷塘、鸳鸯小桥、对牛弹琴、柳塘压雪等景观又使华西坝上的风光静谧而充满活力，恬适却又不喧嚣。 （图为怀德堂做工精致的正门）
1933年9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同意华西协合大学立案，由中国人张凌高任校长，毕启退位任校务长。1946年，已经79岁的毕启告老还乡，中国政府授予他“外籍特殊勋绩人士荣誉奖”：红蓝镶绶四等采玉勋章，蒋介石为其书写了“热心教育”的匾额。1990年《华西医科大学》校史中称毕启“担任校长、校务长30多年，经手为华大向中外各方筹集的捐款即达400万美元，并经办了学校的主要建设。他是一位对华大有巨大历史贡献的、热忱的教育家。” 1954年毕启在美国芝加哥逝世，其时在当地的十几位华西大学学生参加了奠祭。据学生们回忆，他的逝世孤寂寥落，“只有毕师母与一个女儿守在旁边，显得十分凄清。”就这样既非富豪，也非美国政要的毕启，默默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但是，正直的后来者也许可以从他那英俊的脸庞，充满希望、深邃的眼神，以及饱含热忱、坚毅与执着的神态中得到些许的安慰。 （图为怀德堂门外宽阔的走廊）
上世纪20年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收回教育主权的运动在国内各地展开，教会大学要想在中国大地上继续办下去，那就得改变其性质，得到民国政府的认可。在这种情形下，学校当局权衡利弊，接受了民国政府条件。同年4月，张凌高被推举为华大副校长，1933年升任校长，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执掌大学的新篇章。 （图为怀德堂外景）
张凌高上任后，在社会上广招贤才，扩大办学规模，把这所私立大学办得有声有色，青年人都以能考入该大学为荣。 抗战期间，华大接纳了先后迁到华西坝的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济南齐鲁大学、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北平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的师生。一时间华西坝上云集了数千名新来学子，有限的场地和教学设施，如何安排这么多学生上课是个难题，张凌高再次发挥了他的睿智，他倡议各大学走联合办学的道路，按师资的专长特点，充分利用教学资源，统一安排分工，各校分别开课，教师可以跨校讲课，学生可跨校选各校课程上课，学校承认所读学分。其间，建立了五大学的校长和各系处的定期联席会议，统一研究教学、科研、校务等问题。联合办学这段时期，对成都的医疗卫生、高等教育及华西协合大学本身都有很大的促进和发展。 （资料图：1919年落成的怀德堂）
张凌高与五大学“师生枵腹从公”，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那一天。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等返迁离开成都时，共同题写纪念碑文，文中这样写道：“张校长凌高博士虑敌摧残我教育，奴化我青年，因驰书基督教各友校迁蓉，毋使铉歌中辍。其卓识宏谋，因已超出寻常，使人感激而景仰之矣。” 2013年怀德堂（事务所）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怀德堂西侧紧邻一栋大楼，叫育德堂，这也是华西坝的老建筑遗存。见里面还在办公，大门开着，我便走了进去。 育德堂又名“教育学院”，又称第五教学楼，1923年由英国嘉弟伯氏捐资修建。该建筑的特点是大楼的门楼是由西式半圆形拱券门构成的，台阶为中式垂带踏跺式。一、二层的屋檐斗拱是从墙体上直接挑出的，简化了传统一斗三升结构。 （图为育德堂外景）
育德堂（教育学院）位于华西校东区西北角，其建筑有部分现被新修建的逸夫高楼遮挡，很容易被游人忽略。虽然该楼不如事务所名气大，但有几件事情仍值得一提： 一是大楼建造的最后完成与四川军阀刘文辉赞助有关。我收集有刚落成的育德堂大楼照片。不知何故该楼在1928年竣工时并未按照设计图纸完成，从当年拍摄的照片里可以看出，该楼明显不对称，其西头少建了一部分。20年后，也就是1948年，为了创办乡村建设学院，学校负责人拜会了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刘文辉当即捐献10亿国币，用于修建乡村建设学院大楼，也就是后来补建的育德堂大楼的西冀部分，育德堂建筑才算整体完工。 （资料图：1928年竣工时的育德堂）
二是育德堂曾设”乡村建设学院“，对于促进近代中国西部乡村教育起到了一定作用。华西协合大学建校时就设有教育科，主要为西部地区的教会小学和中学培养师资力量。但是到了1933年华大向民国政府教育部立案成功后，按照教育部的规定，私立学校不得开办师范教育，于是大学撤销了教育科，在文学院里增加了教育系。 （图为育德堂南门）
抗战时期，该系改名为乡村建设系，设“乡村建设学院”于教育学院内，主要从事乡村教育及乡村建设研究。由乡村教育专家傅葆琛主持。傅葆琛从事了十多年乡村教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乡村教育思想，他是国内以研究乡村教育而著名的学者，在他的带动下，华大培养了一批从事乡村教育的工作者。 （图为育德堂外景）
由于傅葆琛在学术方面很有成就，有朋友曾邀请傅到国外去讲学，但他婉拒了。谁知解放后的50年代初期，由于乡村教育理论不适应当时农村急剧变化的革命形势，华大乡村建设系被迫停办。傅葆琛只好离开华西坝，到重庆教书去了。
作为一个私立教育研究机构,虽然华大“乡村建设学院”因当时国家层面政策法规的缺失，及教育学研究自身的边缘化特征而未能产生较大影响,但其颇具特色的乡村平民教育研究,仍为近代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图为育德堂大楼内景）
三是1938年在教育学院楼开办了电化教育专修科，这是我国电影高等教育的肇始，因此，育德堂被称为“中国电化教育的摇篮”。 抗战爆发后，金陵大学被迫西迁成都华西坝。随着国民政府用电影来宣传抗战建国工作不断扩大，电化教育人才的需求量也不断增加。1938年在教育部的支持下，金陵大学率先开办了电化教育专修科。该学科就被安置在华大学教育学院楼内。 （图为育德堂院内景色）
1941年，金陵大学教师孙明经结束了在美国一年的考察电影与播音教育工作，带着他在美国筹款购买的全套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电影、播音、摄影器材及教具回到成都，使当时地处成都的金陵大学的教学设备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回国后，孙明经出任电化教育专修科的主任。第二年3月，一本由孙明经主编的《电影与播音》杂志在成都华西坝问世，这是中国第一本集电影、广播、电视、摄影的综合性学术月刊。 （图为育德堂大楼内景）
解放后，育德堂（教育学院大楼）归医学院基础医学教学与科研使用，被命名为“第五教学楼”。 2013年学校命名第五教学楼为“育德堂”，同年5月该楼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育德堂大楼内布局几无变化，教室、门窗、地板走廊和实木楼梯风物仍旧，还是旧式风格，与民国时代没有多大差别。
走出育德堂南门，见对面约150米处伫立着一栋建造十分独特的老式大楼，我便走了过去，仔细看了一下门牌介绍，原来，这座大楼就是华西坝著名的赫斐楼。 （图为赫斐楼外景）
赫斐楼，又名合德堂，又称第四教学楼，于1915年动工，1920年建成，由加拿大美道会为纪念最早到中国西南传教的美国人赫斐秋所捐建，建成时为物理系、数学系、农学院和宗教系等教室。 赫斐楼建造很有特色，采用三重檐四角攒尖顶的方形塔楼与单檐歇山顶为主体的中西结合方式建造的。在中式传统大屋顶上建有西式塔楼是很有创意的。赫斐楼的重檐是华西坝上老建筑中最多的，上下共有五重。门楼上的三重檐四角攒尖顶的方形塔楼给整座大楼增添了庄重肃穆感，塔楼的第一层屋檐由12只石刻凤凰支撑，显得富丽堂皇。 （资料图：1920年赫斐楼外景）
赫斐秋（1840-1904）原为美国传教士，后受聘入加拿大美道会。1891年10月，赫斐秋带领启尔德、斯蒂文森等医学传教士组成传教团一行9人离开加拿大，于1892年到达了四川进行医学传教。他们购置地产，修建了学校、教堂和诊所，做好了长期传教准备工作。 （图为赫斐楼大门）
来到四川后，加拿大美道会在成都开设了第一家西医诊所。他们还带来了西式印刷机，在四川最早使用先进印刷技术出版书籍。有几十年在中国传教经历的赫斐秋很了解中国人喜欢读书的风气，他深知书籍在传播文化方面的重要性，而书籍却离不开印刷机。当时在四川还没有现代印刷技术，书籍都是使用传统的手工工艺印制，效率不高，也不能印制英文、藏语、苗语甚至彩色的印刷品。 （图为赫斐楼外景）
1897年，赫斐秋利用回国休假的机会募集到一笔经费买了两台印刷机，亲自押运回四川，在乐山开设全川第一家近代印刷技术的印刷馆。该馆1904年迁往成都，改为华英书局，解放后1951年更名为成都印刷厂。
由赫斐秋、启尔德等人开办的诊所可谓是成都第一家西医诊所，该诊所后来发展成为了仁济医院。经过几十年的岁月，仁济医院又分成了两个医院。一个是由仁济医院分迁到华西协合大学的教学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另一个就是留在仁济医院原址的现在的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华西医院和成都二医院可谓同根生。 正是赫斐秋带领加拿大美道会传教士远渡重洋来到成都，成就了加拿大美道会海外行医传教之美，所以加拿大美道会出资捐建了赫斐院以示纪念。
赫斐楼原为华西协合大学理学院教学用楼，现为成都美国海外留学中心。2013年5月该楼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