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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振坤：文化尊黃運動銘 我祖軒轅，天下宗主；執稚守弱，偉大學說。 民族之祖，文化之父；百家言黃，學者共術。 惜我子孫，背宗棄祖；田蚡漢武，絀抑黃學。 黃帝學說，蒙塵千載；始祖有靈，四經重見。 文化尊黃，請從今始；戮力同心，光我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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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振坤：文化尊黃運動宣言
中華民族的父親軒轅黃帝，作為中國文化之父和“學者所共術”的崇高地位，已經被中國人遺忘了2000餘年。1973年馬王堆3號漢墓《黃帝四經》的出土，使我們重新恢復了這種記憶，它為已老化和死亡的中國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國文化的復興第一次展現著廣闊的前景。
然而30多年以來，《黃帝四經》並未給中國人以巨大的思想和文化激動，相反，更多的是麻木和懷疑。作為中國文化正統與原始范式的黃帝學說，在歷史長河中已淪為絕學，被中國人徹底地遺棄了。班固在《漢書》中歎息道“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自稱炎黃子孫的中國人，卻丟掉了民族文化的正宗和精髓，把旁門左道視為正統，道之亂也，蓋出於此，“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
繼往聖之絕學，復興黃帝學說，無異于一次文化啟蒙，它要告訴中國人中國文化的真相和悲情，它要找回中國文化的精神和靈魂，它要恢復缺廢、破碎和無所更索的道術，它要迎來中國文化的新生。
一、二分歷史
我們對人類歷史的理解，往往處在一個錯誤的範式裏面而不自知。我們很少去觀看全部的人類歷史，也很少看到人類生存的全部領域，而只是看到人類歷史的一部分，和熟悉人類生存的部分領域，我們對人類歷史的認知仍然處在地球中心說的時代。
我們往往把我們所處的時代作為歷史的中心，按照距離我們所處時代的先後順序，把近代、中古和古代作為近距和遠距的行星，而氏族社會，則被排到冥王星那樣的邊緣位置上。冥王星對太陽系的影響是無比渺小的，無足輕重的，可有可無的。氏族文化對我們而言就像冥王星一樣，是渺小的、微弱的、不真實的、傳說的，甚至像冥王星被降級為矮行星一樣，氏族文化通常被斥之為原始的、低級的，而不當作文化來看待。我們把這樣的歷史觀，稱之為以時間為中心的歷史托勒密體系。
斯賓格勒說：“這簡直就是一個太陽與行星的怪想體系！我們選定一小塊領地作為歷史體系的自然中心，並將其當作中心的太陽。所有的歷史事件皆從它那裏獲得真實的光，其重要性也依據它的角度而獲得判定。”
而歷史恰恰和我們所理解的相反，文化開端比任何其他階段都重要，如海德格爾所言，一個偉大的文化，必然有一個最偉大的開端，文化開端論強調文化的開端是最偉大、最重要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文化的邏輯和生命是在文化開端階段就已經確定了的，後生的人誰也更改不了文化固有的內在邏輯。文化開端論和文化邏輯論解釋了為什麼有些文化會死亡，而有些文化卻能流傳下來。我們作為人類文化的傳承者，需要順時而行，也就是要順應天時。如果不順時而行，構成逆節，文化必然枯竭和死亡。
我們必須拋棄古代—中古—近代的線性進化模式，歷史是人造的世界，是一個有機的生命體，和物種進化的自然世界有著根本的不同。如果我們俯瞰整個人類歷史，看到人類歷史的整體，我們會發現人類歷史被鮮明的劃分成兩個部分——氏族社會和階級社會。其所產生的氏族文化和階級文化涇渭分明，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的產物。專制、壓迫和剝削，在氏族社會是沒有的，純粹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如果專制、壓迫、剝削在“人猿相揖別”的進化過程中就存在，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必定會走向滅絕。自由與平等是在“人猿相揖別”的過程中就早已存在的，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而民主隨著氏族的產生而產生，隨著氏族的存在而存在，隨著氏族的崩潰而崩潰。
建立氏族社會—階級社會的二分框架，能使我們更加明瞭整個的人類歷史，從而把人類的全部歷史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把握。在二分框架的基礎上，可以繼續對氏族社會和階級社會加以詳細劃分。二分框架是人類歷史的總框架，我們只有把人類歷史放到這個總框架之中，才能正確地認識人類生存的歷史。只有在二分框架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弄清楚哪些東西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哪些東西是階級社會才有的。
人類絕大部分歷史是在氏族社會度過的，氏族社會對我們來說無異於一個陌生的人類社會。美國歷史學家路易斯．亨利．摩爾根首次系統地描述了這個陌生的世界，並近距離觀察了這個世界，使我們不再局限在歷史的迷霧中，而看到了更為遙遠的人類社會。古希臘民主城邦、古羅馬共和國和日爾曼部落遺留了眾多與氏族社會有關的文獻；而大量考古學成果，為我們揭露了氏族社會許多不為人知的秘密，為我們對氏族文化的瞭解提供了第一手的真實資料。
氏族社會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樣原始，氏族社會有著強烈的自由、平等與民主精神，而階級社會恰恰是這種精神崩潰的結果。階級社會是人類組織技術陷入混亂的開始，這種混亂到今天還沒有終結。只有整個人類全部恢復了自由、平等、民主的生存秩序，這種混亂才會宣告結束，重新恢復到人類固有的生存邏輯上去。
氏族社會經歷了漫長的歲月，中國在最近的一萬年中，氏族社會占了約5000年，階級社會占了約4000年，另外1000年左右是氏族社會向階級社會的過渡期。而西歐日爾曼部落，氏族部落一直延伸到西元4世紀。印第安人在19世紀仍然處在氏族社會的低級和中級野蠻社會階段。從整體上來說，人類文化和人類文明均是在氏族社會孕育而成的，人類的生存邏輯也是由氏族社會所決定的。階級社會只是氏族社會的一種延伸，它最終仍然要受氏族社會所奠定的人類生存邏輯所左右。
古希臘民主城邦、古羅馬共和國和日爾曼部落的民主傳統，是氏族社會遺留到文明社會的主要遺產，這個遺產導致了自由、平等、民主的氏族傳統在階級社會的偉大復興。由於古希臘、古羅馬都最終覆滅，而日爾曼部落到西元200年才開始形成自己的文字，沒有形成獨特的氏族文化。軒轅黃帝生活在仰紹文化的廟底溝時代，正是氏族社會的鼎盛時期，黃帝道學是人類唯一傳承下來的氏族文化的精髓，因此極其偉大和珍貴。
道家作為氏族文化在文明社會的唯一代表，在國際上受到了許多科學家的重視，產生了許多新道家的代表人物，如英國科學家李約瑟、美國科學家卡普拉、日本科學家湯川秀樹、比利時科學家普利高津。卡普拉認為，道家文化將是世界文化的方向。海德格爾把存在主義和道家文化相結合，就代表了這個方向。可以期許，偉大的氏族文化在階級社會終將重新復興。
二、黃帝信史
自顧頡剛中國古史“層累地造成”之說出後，疑古思潮成為知識界的主流，以至出了舜鼎禹蟲之說。在各種中國文明西來說的外國勢力的配合下，5000年文明史，就在疑古浪潮中被一筆抹殺。軒轅黃帝是傳說而不是信史，在某些人看來已成定論。
疑古思潮有一個重要的缺陷，就是一概抹殺。20世紀初期日本學者有目的地搞“堯舜禹抹殺論”，是為了進行文化侵略。王國維認為顧頡剛的學術作風“頗與日本之文學士同”，“其於懷疑之態度、反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嘗為充分之處理也”。
疑古思潮的一概抹殺論，一是不科學，二是不嚴謹，是建立在一個虛構理論上的判斷，在邏輯上根本不能成立。沒有確鑿的證據，就不能推翻古人的嚴肅結論。司馬遷是大史學家，他衝破儒家對黃帝史實的封鎖，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餘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否定疑古，並不是要搞泥古式的信古，既要否定一概抹殺論，也要否定一概認可論。我們需要根據地下材料把信史和傳說分開來，建立一個科學的有證據的古史系統。
晉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汲郡古墓出土的《竹書紀年》，是戰國時期的魏國史書，年代比司馬遷要早。由於《竹書紀年》所記載的史實能與甲骨文和金文相合，其信史程度比《史記》要高。《史記·魏世家》集解引和嶠雲：“《紀年》起自黃帝。”古本《竹書紀年》中有“黃帝至禹，為世三
上博楚簡《容成氏》，全篇共存完、殘簡53枚，約2000多字，記敍了從容成氏、大庭氏開始，包括軒轅氏在內的20幾位氏族領袖，至西周文王、武王等古帝王的事蹟。《容成氏》所載史跡詳細，可與《竹書紀年》相映證。《容成氏》簡22載：“禹乃建鼓於廷，以爲民之有訟告者鼓焉。撞鼓，禹必速出，冬不敢以寒辭，夏不敢以暑辭。……”這些細節，說明上古史傳到春秋戰國，是有信史可依的。
李元星先生提出“殷王所祀黃與黃尹即黃帝”的重要觀點，如果能加以確證的話，將具有重要的意義。黃尹在商人心目中地位崇高，是商人的祖先，經常受到商王的祭祀，甲骨卜辭中常有“告于黃尹”的記載。黃尹的在天之靈既可以保佑世人，賜福給商王，又可以給商人和商王降下災禍。卜辭說：“貞，呼黃多子出牛，侑于黃尹。”（《甲骨文合集3255》）黃多子為黃尹之後裔中的各族族長，裘錫圭先生認為：“黃多子跟黃尹顯然有血緣關係，所以商王想讓他們拿出犧牲來祭祀黃尹。”（裘錫圭《關於商代的宗族組織與貴族和平民兩個階級的研究》）夏商周三代統治者的祖先都是黃帝後裔，黃尹即黃帝一說，無疑開闢了一條從甲骨文角度論證軒轅黃帝為信史的重要思路。
隨著疑古思潮的破產，李學勤先生宣佈“走出疑古時代”，無疑是十分正確的，大量考古成果為我們走出疑古時代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蘇秉琦先生《關於重建中國史前史的思考》（1991）認為“考古發現已日漸清晰地揭示出古史傳說中‘五帝’活動的背景，為復原傳說時代的歷史提供了條件”。嚴文明先生《中國王墓的出現》認為：“進入銅石並用時代（大約為西元前3000年至前2100年），中國出現了一系列城址。其中最大的有100萬平方米，多數為10—20萬平方米。這是一個小國林立的時代。中國古書上講黃帝、堯、舜的時代，總是說有萬國或萬邦。現在看來，這些傳說是有根據的。”
黃帝鑄鼎原黃帝部落遺址的發掘，朝從考古學的意義上驗證軒轅黃帝作為信史前進了一大步。鑄鼎原聚落遺址規模宏大，古文化遺址數十處，屬於仰紹文化的廟底溝時代，正是軒轅黃帝活動的時期。黃帝部落遺址發掘出了多處特大型房址，並發掘出了仰紹文化史上最大的房屋，這座特大型房基占地面積516平方米，室內淨面積達204平方米，四周設回廊，地基、居住面、柱洞基礎等處理十分考究，房屋規格如此之高，意義非凡。併發現有黃帝時期的大型紅陶鼎足、以帶孔玉鉞為主的玉器、刻符陶片等；在黃帝廟周圍發現周長500多米的灰溝，預示出大型圓形祭壇的跡象，與古本《竹書紀年》所載“黃帝仙去，其臣左徹者，削木作黃帝之像，帥諸侯奉之”相符。地下出土文物與人文傳說不謀而合，從考古學的意義上確證軒轅黃帝的時間不會太遠了。
在考古學上，仰紹文化一進入廟底溝時代，就以前所未有的強勁之勢橫掃四周，很多以前仰紹文化沒有覆蓋的地區被覆蓋了，勢力範圍急劇擴大。如此鮮明的變化，說明那個時代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事變，如此重大的事變，其歷史是一定會流傳下來的。這個事變，就是軒轅黃帝征討蚩尤的戰爭。只有大規模的戰爭，才能推動仰紹文化秋風掃落葉般的強勁發展。蚩尤之亂平定之後，黃帝成為天下宗主，華夏文化的統一性格鑄就了，為統一的龍山文化奠定了基礎。
軒轅黃帝作為天下共主，醞釀形成了中國文化原始共同體——黃帝道學。軒轅黃帝作為人文初祖和文化之父，瞭解黃帝道學對於弄清楚中國文化的原始範式是十分關鍵的，對於瞭解氏族文化也是十分關鍵的。
三、黃帝道學
之所以黃帝道學是氏族文化遺留到文明社會的唯一遺產，是氏族文化在文明社會的唯一代表，是因為中國文化是5000年唯一未曾中斷的文化。“唯一未曾中斷”這一事實，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個無比重大的問題，它是獨一無二的，無比重要的。但這一事實至今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其原因在於我們漠視過去的重要性，漠視氏族社會在人類史上的重要性。
古希臘和古羅馬，使我們近距離觀察到了氏族社會的民主遺產；氏族的民主傳統在盎格魯—撒克遜人中一脈獨存；而氏族文化作為中國文化的原始範式有效地保存了下來，這是中華民族對人類的一個獨特貢獻。黃帝道學不僅是中國的，而且是全人類的。
到春秋戰國，黃帝道學經歷了2000餘年的漫長歲月，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很大程度的修改，但黃帝道學的哲學基礎和邏輯仍然完整的保留了下來。以黃帝道學為基礎的黃帝學派是春秋戰國與秦漢之際影響最大的學派，它包括內經學派、伊尹學派、管子學派、老莊學派、易經學派等重要流派，以及《歸藏》、《伊尹》、《太公》、《辛甲》、《鬻子》、《黃帝四經》、《黃帝銘》、《黃帝內經》、《黃帝君臣》、《老子》、《文子》、《埍子》、《關尹子》、《列子》、《老成子》、《長盧子》、《田子》、《老萊子》、《黔婁子》、《鶡冠子》、《雜黃帝》、《力牧》、《呂氏春秋》、《淮南子》等重要著作。
在儒道分家以前，中國只有道學一家之說，老子、孔子之前歷代均有道者傳承道學學說，從商湯的伊尹，到商末周初的太公、辛甲、鬻熊，再到春秋的管子等等。戰國時期，“百家言黃帝”，黃帝為“學者所共術”，諸子百家以黃帝道學作為共同的學術背景，而“各引一端”，以“取合諸侯”。
巽齊歐陽氏曰：“周衰道術裂，能為書者各為書。”“以愚觀之，商自帝乙前多賢君，亂獨受爾，先王之道未散，下無特為書者；週末文敝，百家競出，雖大道既隱，而實多有所聞，邵子專指為戰國時書，宜可信然。”（《朱子遺書．陰符經考異》）
狹義的黃帝道學著作包括《黃帝四經》、《黃帝內經》、《黃帝銘》、《
《黃帝四經》複出後，學者們基本上贊成《黃帝四經》是早出的。根據陳鼓應的考證，《黃帝四經》出現“道”字86次，“德”字42次，“精”字9次，“神”字14次，“性”字1次，“命”字13次，無“道德”、“精神”、“性命”連用之例。古漢語的發展規律是先有單詞，後有複合詞，《黃帝四經》的編輯成書應當是相當早的。王博認為，“氣”這一概念，在歷史上出現愈早愈有具體意義，《黃帝四經》中的“雲氣”、“血氣”、“地氣”、“夜氣”等都是很具體的，足證《黃帝四經》的早出。
目前許多學者認為《黃帝四經》秉承《老子》之意，是對老子道家的發揮，成為一個新的學派——黃老道家。這種認識在很大程度上顛倒了黃帝與老子的關係，從根本上否定黃帝和黃帝道學的存在，否定上古文化的存在，認為《黃帝四經》完全是後人的託名偽作，而所提供的證據基本上都是牽強附會的猜測。這種認識模式無法解釋諸子百家的關係和百家言黃帝的事實，只能造成文化混亂，不利於對中國文化的深入研究。
第一，《黃帝四經》與《老子》。 1993年郭店一號楚墓竹簡《老子》的出土，使我們看到了《老子》的原始面目。郭店楚墓下葬年代在西元前4世紀中期至前3世紀初，為戰國中期偏晚。郭沂認為楚簡《老子》出自春秋末期的老聃，帛書《老子》出自戰國中期的太史儋。
但《老子》是不是就是老聃的原創呢？這個問題是值得研究的。有學者認為，《老子》是“道家言論輯選”，“條錄道家傳誦之格言，采自他書精語，薈萃成書。”這個觀點是可以得到驗證的，楚簡《老子》摘抄黃帝《金人銘》，是十分確鑿的事實。《金人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眾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穀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楚簡《老子》第二章曰：“江海所以為百谷王，以其能為百穀下，是以能為百谷王。聖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後之；其在民上也，以言下之。其在民上也，民弗厚也；其在民前也，民弗害也。天下樂進而弗厭。以其不爭也，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完全是在摘抄和發揮黃帝之言，老聃文中所說的聖人，實際上就是指軒轅黃帝。
《金人銘》說明《老子》道論並不是老子的首創和獨創，而是“黃帝之道，老子言之”，是黃帝之言影響老子，而不是老子影響黃帝之言，《金人銘》在這個問題上是一個百分之百的證據。因此並不存在所謂《黃帝四經》是對《老子》的發揮，這純粹是一個被顛倒的謬論。
作為周守藏室之史的老聃，執掌千年學庫管鑰，能接觸到別人所接觸不到的大量古代典籍，所以他有輯錄道家言論的條件，這從《老子》一書的內容也是可以得到證明的。有學者認為，《老子》一書的內容很不系統，結構不像《墨子》那樣整齊。胡適認為《老子》“這書原來是一種雜記體的書，沒有結構組織。”具有明顯的輯錄言論的特徵，這是輯錄說的重要證據。《漢書·藝文志》載“《黃帝君臣》十篇。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這說明還有不是出自老聃之手的輯錄黃帝道學言論的著作，這從另一個側面證明《老子》只是黃帝道學言論的輯錄集而已。
根據輯錄說，楚簡《老子》和《黃帝四經》的關係就很明確了，《黃帝四經》乃黃帝之學，而楚簡《老子》亦受黃帝之學影響，它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淵源。
慎到是西元前4世紀的人物，《慎子》是以《黃帝四經》為藍本的，《黃帝四經》的成書要遠早於西元前4世紀。目前學界的基本結論是《黃帝四經》當成書于戰國中前期，這當然是仍有討論的空間的，因為《黃帝四經》也可能成書得更早。太史儋是戰國中期秦獻公時期的人物，帛書《老子》深受《黃帝四經》影響，是沒有疑問的。日本學者谷中信一認為“不是從《老子》五千言中產生了黃老思想，而是黃老思想孕育了《老子》五千言”（《從郭店<老子>看今本<老子>的完成》）。我們看到老聃楚簡《老子》受黃帝《金人銘》影響的證據，也看到太史儋帛書《老子》受《黃帝四經》影響的痕跡，老子和黃帝道學的關係不就很清楚了嗎？
根據魏啟鵬先生的研究，早期黃帝學派的《伊尹·九主》，“成書的年代當不晚於春秋末期，而不排除其成書更早的可能。”（魏啟鵬《前黃老形名之學的珍貴佚篇——讀馬王堆漢墓帛書<伊尹。九主>》）《伊尹·九主》是早期黃帝學派，成書遠早於《老子》。黃帝《金人銘》和《伊尹·九主》從文獻上證明了黃帝道學在老子之前就是存在的。
《漢書·藝文志》載有《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等道學著作，說明商湯的伊尹、商末周初的太公、辛甲、鬻熊、春秋的管子均是黃帝學派的道學人物，都是早於老子的道者，這從史實上說明老子並不是所謂的道家創始人。
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西漢中山懷王劉修墓出土竹簡《文子》，讓我們看到了《文子》的真面目，竹簡《文子》是平王問、文子曰，和老子無涉。竹簡《文子》的發現具有重要意義，《文子》與《黃帝四經》有很多共同之處，是以《黃帝四經》為藍本的，是黃帝學派的重要著作。《漢書》說文子是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文子》不以《老子》為藍本，而以《黃帝四經》為藍本，這個事實是意味深長的。《文子》傳承的是黃帝道學，而不屬於老莊學派，這一點也很能說明問題。
1994年上海博物館從香港文物市場購得的大量楚簡中，有黃帝道學的重要遺篇《三德》。據碳14測定，上博楚簡距今2257年（+_65年），與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簡處於同一個時期。《三德》與《黃帝四經》有著密切的關係，用詞、用韻、文章結構、思想均相似，與《黃帝四經》之《經法》幾乎完全一致。《三德》有高陽和皇后（黃帝）的言論，是黃帝道學的重要文獻，有學者認為《三德》很可能是《黃帝四經·經法》的前身。作為戰國遺篇，黃帝道學文獻《三德》與郭店原始《老子》處在同一個時代，這具有重要的意義，《黃帝四經》秉承《老子》的謬論將不攻自破，《三德》是確證黃帝道學從上古而來的重要證據。
《黃帝內經》秉承《黃帝四經》而不秉承《老子》，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黃帝道學是獨立存在的，是道家的主流和正宗，老子只是黃帝學派的一個支流而已。《黃帝內經》對黃帝道學的哲學基礎“天人合一”進行了集中闡述，是黃帝道學的主要經典。《黃帝內經》雖成書于戰國時期，但其學術淵源無疑植根于黃帝時代。《漢書·藝文志》所載的《黃帝外經》已失傳，《黃帝內經》作為中醫的基礎理論，是偉大的科學和哲學著作，為中華民族的醫療保健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貢獻，至今仍有著強大的不可超越的生命活力，是當代世界醫學的發展方向。
戰國時期，只有莊子一人是發揮老子之意的，形成老莊學派，而其他學者，均是宗黃帝道學的。慎到、田硑、申不害都是宗法《黃帝四經》的，連老子弟子文子都是如此。老子在當時的地位並不高，黃帝道學才是整個黃帝學派的中心。如果把老子視為道家學派的中心和原創者，很多問題是不能解釋的，為何《管子》、《文子》、《慎子》、《鶡冠子》、《淮南子》均以《黃帝四經》為藍本，不以《老子》為藍本呢？《老子》的中心地位在哪里？而遠比《老子》要早的《伊尹》、《太公》、《辛甲》、《鬻子》，亦是道家學說，是前期黃帝學派，這個問題又如何解釋？
老子顯然不是道家中心，也不是道家正宗。有學者認為，《漢書·藝文志》對道家的評論，“莊子無疑是道家中的‘放者’，甚至老子也不能看作道家正宗。”目前很多學者仍然認為老子是道家的創始人，完全是漏洞百出的牽強附會。
裘錫圭先生認為西漢流行的道家思想是“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道家思想，這種思想與《老子》思想是有相當明顯的區別的。老聃楚簡《老子》講的是“亡為”，“亡為”是隱藏其所為，仍然與黃帝道學的“微道是行”相類。太史儋帛書《老子》則將“亡為”改為“無為”，與“微道是行”就不同了。西漢文景之治並不是什麼“無為而治”，而是“清靜自治”，文帝是有非常積極的作為的，廢苛刑、除弊政、免田租，都是有為的舉措，靠無為能做到嗎。老莊學派單純講無為，講不爭，而黃帝道學講清靜自正，講“作爭者凶，不爭亦無功”。老子輕蔑法治，而《黃帝四經》的第一句就是“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黃帝道學的學者，其師自稱黃子。從黃子這一黃帝學子的名稱來看，黃子所傳承的學說與老子無涉。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所論道家，實指黃帝道學。《漢書》載司馬談和司馬遷父子，“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先黃老而後六經”，司馬談父子顯然把黃帝道學置於諸子百家之上的百家之母的地位。
先秦沒有所謂黃老之學，黃帝是黃帝，老子是老子，從未有過黃老連稱。只有黃帝學派，並無黃老學派。先秦典籍從未將黃帝和老子放在一起，老子從不具備和黃帝並稱的地位。曹參、漢文帝等政治家所宗法的，是《黃帝四經》，而不是《老子》。
老子地位的提升，與竇太后有莫大的關係。《漢書》載“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到竇太後手上，《老子》已經具備了和《黃帝四經》並肩的地位。黃老並稱，就出自漢代景武年間，正是竇太后時代，黃老實為後人捏造的謬稱。司馬遷受這一風氣影響，使用黃老一詞，用黃老取代黃帝，以訛傳訛，歷史真相就這樣被掩蓋了。
司馬遷所說的黃老、形名、道家，事實上專指黃帝道學，如“申子之學本于黃老而主刑名”，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均“本于黃老”而不是“本於老子”，這個黃老專指黃帝。而論莊子時，則說“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對莊子則明指老子，不言黃老。在司馬遷那裏，黃帝和老子是分得很清楚的，只是將黃帝訛稱黃老而已。
司馬遷生在漢景帝中元5年（前145年），建元六年（前135年）竇太后去世時司馬遷才10歲。司馬遷是在漢武帝“絀抑黃老，獨尊儒術”的時代成長起來的，政治巨變導致黃帝道學的中絕和《黃帝四經》的失傳，司馬遷著《史記》的時候，已經看不到《黃帝四經》了。漢武帝時代黃帝道學被絀抑，連司馬遷對漢文帝宗法黃帝道學的歷史事實都諱莫如深。
魏晉以後，不是道家正宗的老莊反而成為道家思想主流，黃帝道學已經迷失在歷史深處。並產生了老子是道家創始人，而黃帝道學是在老子思想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錯誤認識。連《黃帝四經》出土之後，很多學者仍然頑固地堅持這種認識。《黃帝四經》恢復了黃帝道學的本來面目，恢復了中國文化的本來面目。如果沒有馬王堆三號漢墓保存《黃帝四經》一書，我們將永遠不可能瞭解中國文化的真相，中國文化的復興就沒有牢固的基礎，馬王堆三號漢墓功莫大焉！
黃老既然是謬稱，我們今天就不能再搞黃老並稱，不能再用黃老道家這一偽稱代替黃帝道學，而要恢復黃帝道學的本來面目，這樣才能搞清楚中國文化的真相。明知是錯，還要搞黃老連稱，那就不再是司馬遷之錯，而是今天學者的問題了。
第二，《黃帝四經》與範蠡之言。 至於《黃帝四經》與《國語·越語下》的範蠡之言的關係，從《金人銘》和《伊尹·九主》看來，同樣只有兩種可能，一是範蠡之言來源於《黃帝四經》，二是范蠡之言和《黃帝四經》均來自于黃帝道學。二者來自於一個共同的源頭，在語句上有雷同，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事，並不能以此說《黃帝四經》就抄襲了範蠡之言。
《國語·越語下》載：又一年，王召範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範蠡的這些言論多見於《黃帝四經》。從對話的情景來看，範蠡並不是在首創什麼哲學觀點，而是在運用黃帝道學，以黃帝之言來說服越王。勾踐三年（前495年），範蠡諫越王曰：“臣聞兵者兇器也！”兵者為兇器是黃帝道學的基本思想，《黃帝四經》指出“作兵者凶”。范蠡說“臣聞”，顯然“兵者兇器也”不是範蠡自個的觀點，而是從他處學來的，也就是從黃帝道學那裏學來的。由於《黃帝四經》與範蠡之言有10多句完全相同，範蠡之言是足證《黃帝四經》早出的一個重要證據。
如果說《黃帝四經》抄襲範蠡之言，會顯得非常荒謬。因為范蠡受黃帝道學影響，是非常明確的事實，史載范蠡精通黃帝五正。《黃帝四經》中有“五正”一篇，范蠡深通黃帝五正，這個事實就證明了范蠡與黃帝道學的關係。范蠡精通黃帝五正的事實，說明影響範蠡的是黃帝，而不是老子，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老子》和範蠡一樣是深受黃帝道學影響的。
《黃帝內經》和《黃帝四經》雖不可能是黃帝本人的原始著作，但黃帝的原始學說是保留在這幾部以黃帝命名的著作之中的。黃帝道學有一個漫長的流傳過程，《黃帝內經》、《黃帝四經》的編輯成書，肯定帶有後人的痕跡，是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集體智慧的結晶。但不管是《黃帝內經》或《黃帝四經》，黃帝學說無疑是核心。如果純粹是託名偽作，春秋戰國時期就不可能受到如此之多學者的重視和引用。
《黃帝四經》和《黃帝內經》是戰國時期學術水準最高的學說，那是一個諸子自立門戶蔚為風潮的時代，如果《黃帝四經》、《黃帝內經》為後人所撰，大可不必託名黃帝，為何不能像諸子那樣自立門戶？不是不為也，誠不能也，《黃帝四經》和《黃帝內經》為黃帝學說，天下皆知，誰敢假冒？！再則，如果有人託名黃帝著書立說，肯定會引起爭議。戰國時期的諸子，都是非常嚴肅的學者，諸子們認為《黃帝四經》和《黃帝內經》源之于黃帝，我們沒有明確的證據和清楚的事實，就不能肆意加以否定。目前並沒有任何人能拿出有力的證據去證明《黃帝四經》和《黃帝內經》與黃帝無關。
《金人銘》是論述《黃帝四經》與軒轅黃帝直接有關的一個重要證據。《金人銘》系《黃帝銘》六銘之一，《太公金匱》載：武王問：“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太公曰：“黃帝雲：餘在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緘其口，慎言語也。”《金人銘》與《黃帝四經》有一脈相承的關係，《金人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 “夫江河長百穀者，以其卑下也。”這些思想與《黃帝四經》的“執雌守弱”完全是一個意思，出自同一人之手。從《金人銘》來看，《黃帝四經》的核心思想只能來自于軒轅黃帝。
《黃帝四經》記載了軒轅黃帝的原始學說，而《黃帝內經》則是以黃帝原始學說為基礎，數千年之中集體智慧的結晶。上古三大奇書《易經》、《黃帝內經》、《山海經》以及《黃帝四經》、黃帝《金人銘》等承載著氏族社會的文化氣息，對中國文化而言，是遠比諸子們重要的文化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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