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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研：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望凫行馆宦粤日记》，为清代咸同年间浙江山阴人杜凤治所撰，始于1866年5粤，终至1882年10月，16年未曾间断，共41册（原缺第2册），藏中山大学图书馆。该日记稿本上年收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清代稿钞本》（第一辑），列11~19册得以出版面世。 日前随手翻阅数页，不料竟被深深吸引，欲释不能。本想看完在做推介，无奈数量既大，字迹亦草，又是挤时间阅读，进展较慢。然正所谓“做如历史现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故先截取杜凤治在京得官前后的日记，撰写此文，讨论其所反映的清代铨选实况及官员得官上任前只所为。 而后，或拟随阅杜凤治辗转广东地方官场、历任广宁、四会、南海等县知县之日记，陆续分别撰文，深入探讨清代基层社会、中央与地方、权利格局的演变等问题。 一、候选于“花样” 清代铨选（即任官）之法有举人授知县分为“拣选”（以应升之员选补）和“大挑”（乾隆制定，每六年在三科不中的举人面试，十人取五，一等用知县，二等用教职）两种。从日记种刊，杜凤治属于前者。 咸丰五年（1855），杜凤治来到京师吏部办理相关手续等候“拣选”。即所谓“赴部投供膺拣”。从那时起，杜凤治寓居京师，开始了漫长的“候选”生活。其间，杜凤治在同乡家教馆、代写笔札为生，因“馆谷稍丰”，积攒了一些余资。转眼居京7年，杜凤治益觉“拣发难凭，马齿日长”，“忽兴人资之想”，于同治二年（1863）冬，有“拣选举人”托人花钱加捐，进入选用知县不论双单月却不必挨次排队的“不积班”。 名为“不积”，实际“不积班”内仍需排队。同治三年（1864）春，杜凤治被归入37卯，七月末挚签，在“不积班”4人中名列第三，八月初“赴部投供”。通常“'不积’到班，例选单月一人，双月一人”。当时“不积”选令正到36卯，36卯第二名归双月者尚未选。37卯接踵即到。而按例名列第一的蔡姓应选单月，第二孙姓应选双月，杜凤治第三，必须重轮，待卯次完时由第一卯轮起，然后蔡可按班序出选，这又得等大约七八年之久。杜凤治“自叹蹇命 ”，已觉“无望矣”。不料，峰回路转。初冬，杜凤治偶遇一吏部朋友， 其一见杜即向之道贺，原来第二名孙姓之父（母）突然去世，须照例回籍守制，杜侥幸“拔做第二，双月可望矣”。这基本就算时落停了：选官入仕已无问题，之待双月挚签决定得到何省何县之缺。杜凤治日记种虽称：“予向不敢乐人之祸，万事前定”，“予幸而到班有期，皆命为之，无足忧喜”，但仍安奈不住内心的狂喜，立即函托在曾国藩处为幕友的姻兄徐巽翁，为他在知县上在捐加一个同知衔，有了同知衔，即可“加一级并将本身貤封祖父母予父母共二轴（诰命） ，从四品封典”。 同治四年（1865）二月，36卯第二得官而去。37卯第一的蔡姓六月才到班。时各省县令之缺由外籍留的多，吏部拣发的少，每月三四缺，一二缺不等。待铨个各班均壅塞延期。五月庶常散馆，11人中又9人拟出任州县，俗称“老虎班”，各项单双月的顶选者都须让其先选，多以直到冬月，蔡姓“犹未果也”。杜凤治知自己到班尚早，“悠游听之”。 同治五年（1866），杜凤治探查得知，除尚月“减缺即用”及大小“银捐”不计较外，确定拣选的共有10缺，可到去年腊月仅选2人，还必须有8缺。当年适逢“大计”查吏之年，按例各省必赶在二月二十日以前抵吏部。经考核属六法参劾被开除的各遗缺即月末开选。当时太平天国刚被镇压，豫东滇黔甘五省余波未靖，封疆大吏无暇兼顾，多要求延期，二十日前到京“大计”的只有5省。直隶出2缺，有10缺了。及至议选，上月“简缺即用”及“银捐”大者占去4缺，仅余6缺，杜凤治到班是还2缺。距三月二十五日挚签前三日，广东“大计”送部复核的公文忽然到了。其中县令被参劾去职的有4缺，为翁源、永安、广宁、遂溪。议者纷纷，有说应遞入三月，有说应勒归二月，而当道以为，“大计”遗缺，想来归二月铨选，因而广东选官之缺仍照旧年勒归二月，与三月选官一并办理。后广东又来一海丰“丁艰”缺，查亦系三月廿五日前道，同归二月，由候选让人员挚签得选。如此杜凤治拣发的省份已定，惟不知是5缺中的哪一缺而已。 三月二十日，杜凤治赴吏部大堂验到，二十五日挚签，得广宁知县缺。二十六日赴午门前阙左门验刊。钦差铨选大臣有兵部尚书董恂、刑部尚书齐承彦、工部尚书单懋以及载崇等8人。又例派督察院科道官8人监验。“午刻竣事”。四月初五日为逢五逢十日照例引见之期，杜凤治等天微明即进大内，到内阁守候。午初，肃王等钦差铨选王大臣先后到，“在东旁一顺立”。吏部司官排班带领杜凤治等同班10人入诶个大堂，向上跪，口背履历，进名某某，年若干岁两句，“片刻验毕，各散”。初九日，杜凤治赴鸿胪寺谢恩，二十六日到吏部画凭（字书上任“凭照”种须填写、核对的籍贯、履历等个人资料）。二十七日到吏部司堂领凭（领取上任“凭照”亦即委任状）。至此，杜凤治长达10年的寓京候选生活结束。 从杜凤治候选得官的经历，可知一下数点： 1.清代后期铨选种“候选”成为了问题。 清代在各种官职均有定额编制。在任官员如亡故、告病（还乡）、休致（退休）、丁忧（父母之丧回乡守制）、终养（还乡奉养年迈父母）、参革（被参劾革职）等，变出现了编制缺额的现象，称为“出缺”，起相应的官职则称为“缺”。有资格的人，按出身、资历等分为“班”，一次排序，候选补“缺”入仕。 候选者“资格”的取得，分“正途”于=与“异途”。其中通过科考途径取得共鸣的进士、举人（称“科甲出身”）、贡监生、荫生、有特权的旗人以及国家大员保举的为“正途”；通过科考以外的考试途径的吏员、生员以及捐纳、军功途径的为“异途”。清朝铨选本重出身，而知县的出身直接关系到吏治的优劣，据乾隆十年（1745）《缙绅全书》，当时全国知县中进士占44.6%、举人占22.3%，科甲出身总共占66.9%，加上12.7的监生，“正途”出身接近80%。事实上，清朝铨选正以科举为前提和基础。杜凤治是举人。清初规定，举人参加会试三次未中进士，即准其挑选知县；若就教职'不拘年份。但是，举人每科中额1200余人，10年就是5000余人，铨官不及1/10。加上有优于举人班的进士班（进士班选官也有迟至10余年的），乾隆间，“举人知县铨补有迟至三十年者”。杜凤治所处的咸同年间，捐例大开，“遇缺尽先”、“无轮题选咨留遇缺即补”，“正途转相间绌”，甲班“往往十余年不能补官，知县迟滞尤甚”。有“加捐分发”、“到省委用”的，还要到挚签省分与“题调缺”、“留缺”等一起再次候选。该省督抚用木牌将指任实缺抄绌挂在辕门之外，称“挂牌”，牌上有名方可“署任”（代理），半年后每有大的过错，再报吏部，改为“实任”。同治八年（1869）江苏巡抚丁日昌上《条陈力戒因循疏》，中有： 即如江苏一省言之，道员可由外补之缺，不过二三员；府、州、县、同、通可由外补缺，亦补过十余员，而候补道约有六七十人，候补同、通、州、县约有一千余人。夫以千余人补数十员之缺，固已遥遥无期，即循资按格而求署事，亦非十数年补能得一年。 一个职缺七八人乃数十人排队挨次候补，有的老死也未能得授实职。可知，杜凤治候选10年，绝非偶然。 清初规定，候选者需到京赴部按月投供点卯。后一度取消，令各回原籍，由吏部 查核年月前后，挚签拣选，然后将凭照寄发给当选者。然寄托恐顶冒；遇有事故缴凭更选，都不方便；远省选人往动辄经年，不能悬缺过久，于是“人文到部，按次铨选”终成“永制”。其间。清廷也刊到候选者数年十数年“选期难料”，“往往饥寒旅邸”，而采取变通措施，允许部分应选者回籍。但候选者通常不回，因为需要按月投供点卯；而且毕竟京师交际多、信息多、机会多。 杜凤治自咸丰五年（1855）春赴部投供膺拣10余年间，“凡遇各省拣荐，无不亲到，约计不下30余次”，均未成功，“自叹命蹇，悲叹而已”。最让杜凤治捶胸扼腕的，是他自己的失误。一次拣选时，在上秉笔者已经圈用了，又翻过来看，忽不动笔。杜以为不用，出朝扬长而归。后来方知，走后上面重呼“杜凤治”名，无人应对，于是以“规避未到”，扣选一次。一次杜凤治因当月为投供，认为不用预拣，没有在意拣前又“因事一夜不寐，日出熟睡”。午前吏部朋友来告，已列名候选，急呼醒，从速去！杜没睡醒，既愤且烦，面斥“不去！”亦以“规避”扣选一次。报捐注册时，部友告知，今虽改捐，将来到班还须照扣。杜凤治托人在投供簿上详注：“拣发未到扣选两次”，“今既改捐，不论双单并选不积，到班时无容扣选”方才了事。 10余年今寓京候选，当事者生活压力精神压力无以复加，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前途渺茫，乃至于进香拜神、求签问卜。一次广东不用，杜凤治出城进香，求了关圣帝一签，曰：“我虽许汝事和谐（未提前得一佳签），谁料修为汝自乖，但改新图末依旧，营谋应得称心怀”。杜凤治再拜诚祷，请重赐一签，曰：“焚香来告复何辞，善恶平分汝自知，呼却昧中心里念，出门无碍是亨衢”。杜凤治写到：是圣心明诏我，以拣发之不能得也。思贵贱富贫寿夭无定，而实而定，有定而又无定，凭天所命，任人自为，固不必求签问卜，屡渎尊严。何其怅然乃尔。 2.清代中后期“加捐'花样’”左右了“铨选”。 所谓“花样”，是“捐纳官或非卷乃官，于本班上输资若干，俾班辞较优，铨补加速”。 康熙十三年（1674），有人请加增“应升、先用捐”，遭到了反对。御史陆机说：“前此有纳'先用’一例，正途为之壅滞。皇上灼见其弊，久经停止。纳'先用’者，大多奔竞燥进。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不待变辨而知其不可。”乾隆年间虽屡开捐例，但名目不多，只在“月选”中有“不论双月选用及双月选用，不论双单月即用”等“寻常班次”。这也许是当时正途铨补较为顺畅，无须加捐“花样”，捐输者也即“至是而止”。以后为之一变，道光时增加“插班间选”、“抽班间选”、“遇缺”、“遇缺前”等名目；咸丰时又增“分缺先”、“本班尽先”、“分缺间”、“不积班”、“新班遇缺”、“新班尽先”、“分缺先前”、“分缺间前”、“本班拟先前”、“不论班尽遇缺选补”等，又有“保举捐入候补班”，“候补捐本班先用”例，所谓“花样繁多，至斯已极”。不但“花样”班次多，而且“打折”、鼓励加捐，实际纳捐成数不及定额之半，甚至只有一成二成。同治后，清廷对肯于多出钱（输银在定额6成以上）的人，另立“银捐新班”、“新班尽先”、“新班遇缺”等。同治八年（1869），吏部以银班遇缺占缺太多，改分班轮用，删“不积班”，在“新班遇缺”上设立交纳十成实银的“新班遇缺先”，叫做“十八成花样”，统称“银捐”。5缺一轮，先用“新班遇缺先”3人，再以“新班遇缺”及各项轮补班各得其一，然后周而复始。无论选，补，“大八成花样”“得缺最易，统压'正途’、'劳绩’各班”。光绪二年（1876），江苏巡抚吴元炳等以银捐“序补时速，有见缺指捐之弊”，请停“以救其失”。四年（1878），各项花样一律停捐。但积重难返，连“进士即用知县”班不加捐花样都难以补缺，更无论其他人了。 杜凤治寓京候选10年，得官遥遥无期。他尝试了各种途径，做了种种努力，除前述30余次应各省拣荐外，甚至不顾自己已是拣选知县的身份，于同治二年（1863）参加了6年一次的“大挑”（日记记有：“壬戌榜发，大挑二等，即时注销”）。 “大挑”于乾隆十七年（1752）定制，每6年举行一次，面试3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一等以知县用，二等以教职用。“大挑”尽管仪式郑重，由皇帝指派王大臣在内阁主持。但主要“以貌取人”，据《清稗类钞》描述，其时20人一班站立一排，大挑官一眼望去，便先挑出相貌魁伟的3人，唱为以知县用的“一等’,接唱不派实差、俗称“八仙”的8人，随唱随出，下一班再进，乌泱乌泱地依次循环。 杜凤治只被挑上以教职用的“二等”，未免掉价而尴尬。这使得他下定当年即加捐花样“不积班”的决心。 如前述，若没有37卯“不积班”第二名孙姓突然“丁忧”的侥幸，杜凤治本来或许还要等上七八年。但话说回来，若不加捐，他全无任何希望，连编入××卯、再等明确的七八年的机会都没有。 一切都要花钱，都必须花钱。他看透这一点，转身又捐了同一个知衔，’加一级并将本身貤封祖父母余父母共二轴（诰命），从四品封典”。咸丰初年推广捐例，许“七品加等捐请三、四品封，依例加倍报捐”。光宗耀祖是头等重要的事，要钱多也地花。 3.程序烂熟，斯文扫地。 清代铨选拣发官员的制度和程序是烂熟的，一切照张办理。有“出叙”、“掣签”、“查验”、“引见”、“画凭”、“领凭”、“赴任”等步骤。“出叙”，是吏部对照每月二十五日前出缺应补的汉官缺之数，按班次先后，截取应补官员若干人，先于二十一、二日司议，再于二十三日堂议，确定名单；“掣签”，每月二十五日，在吏部尚书或侍郎主持和河南道监察御史监督下，应补汉官于在天安门外东华表前望阙叩首掣签确定所获官缺；“查验”，官员掣签（俗称“月官”），需经吏部会同九卿科、道、詹事验看，规定“查有行止为不端、出身不正、祖父有钱粮亏空或人缺不相当者以闻”；“引见”，康熙二十七年（1688）始，“州、县、同、通等官挚缺后，俱随本引见，”而皇上如乾隆在引见月官时，“辄为移易”，以“剂铨法之穷”；“画凭”，月官赴吏部等级，书写核对上任凭照所需的籍贯履历等个人资料并留“花押”；“领凭”，赴吏部领取上任凭照,而后，凭上任照“赴任”。 从前述可知，杜凤治按部就班的经历这些程序。只是经过漫长10余年的候选、等待、奔走、专营，杜凤治字里行间已看不出丝毫兴奋、跃然之感，只有身心俱疲、聊无趣意的麻木。而烂熟的程序，也称了虚应“故事”：“午刻竣事”；“口背履历，年若干岁两句，片刻验毕，各散”，没有任何意义。所谓引见验看“视为具文，无足轻重矣”。 惟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各衙门对这些以各种途径、用各种手段、搏杀多年方出头的新人观医院，多报以轻蔑至少是轻视的态度。“引见”时，杜凤治等推按微明即进大内，到内阁守候。年初，肃王等王大臣方先后到，“片刻验毕，各散”。“领凭”时，杜凤治已初就到了吏部司堂，一直等到未正，凭科官笔帖式委派的办事员才姗姗而来。气得他在日记中直书：“可恶可叹！” 二、“垃债”余“荐补” 杜凤治三月二十七日领取上任凭照，凭照上大书“定限”：“本年八月初七日到任”但他没有即刻出发，迟至八月初三日方才启程，九月上旬到广东，在省域逗留一个月，至广宁任所已是十月二十四日。 杜凤治之所以在京师耽搁了四个月，重要原因之一是没钱，是要筹钱上路。于杜凤治同时获得广东缺的永安知县养晓园、海丰知县屈子卿亦均如此。 而候选官员一旦得缺，就有人上门，主动说合借给其钱，叫做“拉债”。杜凤治四月廿一日日记中记道：一个月内“拉债者接踵而来，不下四五十人”。杜凤治以折扣太重，一直拒谈。屈子卿以“对扣欠千二百金”，阳晓园以“无日不奔走要求”，“数日欠以五扣三成借千六百金”。杜凤治以为“二公为空不肯借”，每日“央求又肯吃亏。遂为若辈所办制”，否则广东此书去数缺，借项七八扣到头了。他写到：“予于此辈来从不见，传言如银主肯借，即时持银亲来，说妥即定，何来跋来报往，徒费唇舌，甚厌其烦。但屈阳即用五扣，予同省同官，必难独我便宜，颇觉棘手”。话虽如此说，合适的债实不好借。杜凤治等挚的是广东之缺，正是时人眼中的“肥缺”，所谓“时运通、至二东：通又通，挚广东；时运低，挚广西”，广东的钱是好捞的，杜凤治不用想低扣低息，那怕必平常条件略苛一些借债，又谈何容易！ 四月二十七日，杜凤治记道： 一日不出门。自选缺后，费用层出，进项毫无。假款又口，婉转无成。贫至不名一钱，家中用度顷刻难缓。一日之间，屡次走索，甚于追呼。不谅至此，殊堪恼恨。忽思及荆室娄宜人，居贫食苦，儿女嗷嗷，一文无有，时不知如何过度，我尚不堪，宜人女流，苦更可知，伤哉！欲报无路，一见无期，痛心摧骨，有如是呼？目前境遇，宜人不死，我断不窘迫至此，言之尤令我悔痛无已者也。生我者，早见背矣。即与我生者，如兄弟姊妹妻室亦无一存，勤苦做官，却是为谁？满腔悲愤，谁则知之？ 其后，五月、六月杜凤治一直在四处筹划借款。直接的、间接的、朋友牵线的、人托人的，意向不少，足有几十起，有谱的却只有一起，是刑部主事陆藕扈拉来的王青山王裁缝。王裁缝辛苦起家聚富，积有数千金，“皆从放'官债’”。但杜凤治觉得不理想、“不合适”，折扣还在其次，那是“早有定义”“无可如何”的事，可王裁缝啰嗦，多有附加条件，如提出须为王裁缝他事担保、本合约条款琐碎等，因而中间人换了几个，往来说合商谈无数次，却迟迟没有定下来。五月十八日杜凤治在日记种记道： 闷坐不出门，自三月以来，诸事挚肘，竞至日用不给，真是智勇巨困，奇哉！ 仍旧是峰会路装。杜凤治借款的问题，竞是一个仆人解决的。 六月二十九日，杜凤治朋友松堂来说，有各姓梁的仆人想跟随杜凤治，求人托松堂转荐，松堂的条件是梁仆需给杜凤治“拉债”，拉成了“即为荐用”。梁仆是广东人，“往来官说”，竟成了。说定借四千两，对扣，实得借款两千，当天就先叫定金。下午，松堂又来，说酉时到裕泰银号中说合，约初四五日交银，其定银已存号中。七月初一日上灯后松堂来说，借账之局即时樱桃斜街“东口堂”对过的“万益亨”号。该号去年新用掌柜，一个姓刘一各姓陈。其中又有一赵姓，原在禄泰银号学徒，因与陈掌柜有亲，称成了陈掌柜的跟包，梁仆即通过赵仆的关系而得荐。现在，赵仆亦要求杜凤治收用。松堂为之力说，杜凤治无可奈何只得应允。松堂又说，陈掌柜余赵仆说了，“准于明日下午先付半数千金”，他们“同往骡马市裕泰银号汇兑”。翌日，杜凤治与松堂同去裕泰银号，刘陈掌柜已先到。裕泰掌柜王友卿及伙伴艾涧泉办事。杜凤治松堂即刘陈掌柜借贷双方即于号内写立字据：“市平组收四千两，押。凭约到省归还，公立一硅码固封”；杜凤治画押，即时兑银；“当日先付应银贰千金，实数千两”；所付银两一半十足银一半松江银，将来全还十足银；携陈掌柜同去广东，言明归时送盘费；现每千出3厘，计30两做中间人劳金；又取十两，作为松堂门房及社处张仆及荣贵分润等。杜凤治将所借银两暂存裕泰银号，陆续取用。 问题算是基本上解决了。但开销很大。到初四，杜凤治已分两次取了800两。又要还债，如欠松堂即80两。松堂此时标识有急用，杜凤治写条让他到裕泰银号自取。这样，刚刚三天，借来的款项就有一半化为乌有。余剩的，杜凤治在十八日全部取完，用于大点行装、购买船票等。其间杜多方面调查，托人购买便宜船票。最后为了省钱，决定家眷乘内河船归乡，自己带仆人等航海上任。 借来的2000两显然是不够。廿一日日记中，杜凤治写道：闭户默坐，诸事上心，左支右绌，思之未得其宜，更觉劳之。月内决意就道，川资尚缺，殊□焦灼。然已经有了一次“5扣”借贷，杜凤治后来反倒好像想开了，洒洒脱脱，一切豁出去。先是在朋友们额帮助下，软硬兼施，几乎是强借了另一朋友原宝迪知县章经圃“京平松江纹银贰百金”。接着，在上船前又借了马王、梁升、赵升、单正4各仆人银340两，仍为5扣，写借据680两。最后在广东省城频频出借，欠票随开，似乎“债多不愁”，无所顾忌了。如下二则： （十一月十二日）写三欠票，陈培德堂八百两；黄江夏堂五百两；李积厚堂七百两，均每月分5厘起息，半年还。凤翁经手。 （十一月十四日）今日又写广裕三百两，每月分半利一票；协成乾四百五十两广一票……在省借贷，安轩经手五百两，有票，利每月二分；孙泰由凤翁经手纹平贰千两，有票三纸，每月利半分，又百金无票；李芳由凤翁经手平七百五十两，票两纸，每月利分半，内四百五十两金协成乾来，无利；又凤翁经手贰佰两亦协号来，无年利。惟协号之款言明到任月余既归。 尽管如此，杜凤治仍不能不心存忐忑。他在十一月十四日日记中用小字做眉批道：“借款于二千。付□来人三百金，作洋四百带回家。在省一月，竞用去千贰佰两，生平何尝如此用银？做官真可危也！” 从杜凤治筹钱上任的经历，可知以下数点： 1.清代官员从得官之日起，便套上了债务的绳索，陷入了十分可能法尔胜贪污索贿、权钱交易的泥潭。 “京债”问题在唐朝武宗时就有反映，中书奏称“赴京官多京债，到人填还，至其贪求，罔不由此”，“到人先办京债，剥下为足，而或借库银以偿之者”，因而提出由户部预支两月薪俸，到任后扣还。明初给新人官员本身及父母妻子都有赏，并给发上任路费。清朝则一概没有。于是“拉债”、“拉京债”十分普遍。 欧阳昱《见闻琐录》记有同治、光绪年间放“官债”之事，云：近见候选州县官贫困已极、饿死旦夕，“不得已借重债以救目前，苟延性命，他日何如，在所不计”。于是有放“官债”者，谓之“赌子”。言出钱以其官下赌注。“赌子探知其名次在前，三五年可署事，然后放之，非是则不放。”候选官员既已得官，可稳操胜券，“赌子”更以之为放债、下注的最佳对象。而候选还原自选缺后进项毫无，到任之前交际、应酬、规费、川资等费用层出，无论多苛刻的条件，也非借贷不可。于是两下一拍即合。 4个月经营的“关系网”，使杜凤治基本做到了“上有根，下有蔓”；“上有后台，下有帮派”。其势必对杜凤治即将开始的实任生涯发挥预期的作用。 至此，杜凤治日记已记到他到了广宁任所。本人将拭目向下阅读，诸君请待览下分解。 （本篇收录于《清史研究》2008.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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