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本文截取清人杜凤治在京得官前后的日记，通过揭示清代铨选实况及官员得官上任前之所为，探讨了清代官员候选中的“遥遥无期”、“加捐花样”、“铨选程序”以及清代官员上任前的“拉债”、“荐仆”、“经营关系网”等问题，为研究清代政治与社会提供了具体生动的历史素材。 关键词：清代 铨选 政治 社会 《望凫行馆宦粤日记》，为清代咸同年间浙江山阴人杜凤治所撰，始于1866年5月，终至1882年10月，16年未曾间断，共41册(原缺第2册)，藏中山大学图书馆。该日记稿本上年收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广东清代稿抄本》第一辑，列第10～19册，得以出版面世[1]。 日前随手翻阅数页，不料竟被深深吸引，欲释不能。本想看完再做推介，无奈数量既大(16开9大册)，字迹亦草，又是挤时间阅读，进展较慢。然正所谓“走入历史现场”，亟于“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故先截取杜凤治在京得官前后的日记，撰写此文，讨论其所反映的清代铨选实况及官员得官上任前之所为。 而后，或拟随阅杜凤治辗转广东地方官场、历任广宁、四会、南海等县知县之日记，陆续分别撰文，深入探讨清代基层政权与基层社会、中央与地方、权力格局的演变等问题，以飨读者。 一、候选与“花样”清代铨选(即任官)之法由举人授知县分为“拣选”（以应升之员选补）和“大挑”（乾隆定制，每六年在三科不中的举人中面试，十人取五，一等用知县，二等用教职）两种。从日记中看，杜凤治属于前者。 咸丰五年（1855），杜凤治来到京师吏部办理相关手续等候“拣选”，即所谓“赴部投供膺拣”。从那时起，杜凤治寓居京师，开始了漫长的“候选”生活。其间，杜凤治在同乡家教馆、代写笔札为生，因“馆谷稍丰”，积攒了一些余资。转眼居京7年，杜凤治益觉“拣发难凭，马齿日长”，“忽兴入资之想”，于同治二年（1862）冬，由“拣选举人”托人花钱加捐，进入选用知县不论双单月[2]且不必挨次排队的“不积班”。 名为“不积”，实际“不积班”内仍需排队。同治三年（1864）春，杜凤治被归入37卯，七月末掣签，在“不积班”4人中名列第三，八月初“赴部投供”。通常“‘不积’到班，例选单月一人，双月一人”。当时“不积”选令正到36卯，36卯第二名归双月者尚未选。37卯接踵即到。而按例名列第一的蔡姓应选单月，第二孙姓应选双月，杜凤治第三，必须重轮，待卯次完时由第一卯轮起，然后才可按班序出选，这又得等大约七八年之久。杜凤治“自叹命蹇”，已觉“无望矣”。不料，峰回路转。冬初，杜凤治偶遇一吏部朋友，其一见杜即向之道贺，原来第二名孙姓之父（母）突然去世，须照例回籍守制，杜侥幸“拔做第二，双月可望矣”。这基本就算是落停了：选官入仕已无问题，只待双月掣签决定得到何省何县之缺。杜凤治日记中虽称：“予向不敢乐人之祸，万事前定”，“予幸而到班有期，皆命为之，无足忧喜”，但仍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立即函托在曾国藩处为幕友的姻兄徐巽翁，为他在知县上再捐加一个同知衔，有了同知衔，即可“加一级并将本身（左贝右也）封祖父母与父母共二轴（诰命），从四品封典”。 同治四年（1865）二月，36卯第二得官而去。37卯第一的蔡姓六月才到班。时各省县令之缺由外截留的多，吏部拣发的少，每月三四缺、一二缺不等。待铨各班均壅塞延期。五月庶常散馆[3]，11人中又有9人拟出任州县，俗呼“老虎班”，各项单双月顶选者都须让其先选，所以直到冬月，蔡姓“犹未果也”。杜凤治知自己到班尚早，“悠游听之”。 同治五年（1866），杜凤治探查得知，除上月“简缺即用”及大小“银捐”不计外，确定拣选的共有10缺，可到去年腊月仅选2人，还必有8缺。当年适逢“大计”[4]查吏之年，按例各省必赶在 从杜凤治候选得官的经历，可知以下数点： 1清代中后期铨选中的“候选”成为了问题。 清代各种官职均有定额编制。在任官员如亡故、告病(还乡)、休致(退休)、丁忧（父母之丧回乡守制）、终养(还乡奉养年迈父母)、参革(被参劾革职)等，便出现了编制缺额的现象，称为“出缺”，其相应的官职则称为“缺”。有资格的人，按出身、资历等分为“班”[6]，依次排序，候选补“缺”入仕。 候选者“资格”的取得，分“正途”与“异途”。其中通过科考途径取得功名的进士、举人（称“科甲出身”）、贡监生、荫生、有特权的旗人以及国家大员保举的为“正途”；通过科考以外考试途径的吏员、生员、以及捐纳、军功途径的为“异途”。清朝铨选本重出身，而知县的出身直接关系到吏治的优劣，据乾隆十年(1745)《缙绅全书》，当时全国知县中进士占44.6％、举人占22.3％[7]，科甲出身总共66.9%，加上占12.7％的监生，“正途”出身接近80％。事实上，清朝铨选正以科举为前提和基础。杜凤治是举人。清初规定，举人参加会试三次未中进士，即准其挑选知县；若就教职，不拘年分。但是，举人每科中额1200余人，10年就是5000余人，铨官不及1/10。加上有优于举人班的进士班（进士班选官也有迟至10余年的），乾隆间，“举人知县铨补有迟至三十年者”。杜凤治所处的咸同年间，捐例大开，“遇缺尽先”、“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正途转相见绌”，甲班“往往十余年不能补官，知县迟滞尤甚”[8]。有“加捐分发”、“到省委用”的，还要到掣签省分与 “题调缺”[9]、“留缺”[10]等一起再次候选。该省督抚用木牌将指任实缺抄出挂在辕门之外，称“挂牌”，牌上有名方可“署任”(代理)，半年后没有大的过错，再报吏部，改为“实任”。同治八年（1869）江苏巡抚丁日昌上《条陈力戒因循疏》[11]，中有： 即如江苏一省言之，道员可由外补之缺，不过二三员；府、州、县、同、 通可由外补之缺，亦不过十余员，而候补道约有六七十人，候补同、通、州、县约有一千余人。夫以千余人补数十员之缺，固已遥遥无期，即循资按格而求署事，亦非十数年不能得一年。 一个职缺七八人乃数十人排队挨次候补，有的老死也未能得授实职。可知，杜凤治候选10年，绝非偶然。 清初规定，候选者需到京赴部按月投供点卯。后一度取消，令各回原籍，由吏部查核年月前后，掣签拣选，然后将凭照寄发给当选者。然寄凭恐顶冒；遇有事故缴凭更选，都不方便；远省选人往返动辄经年，不能悬缺过久，于是“人文到部，按次铨选”终成“永制”。其间，清廷也看到候选者数年十数年“选期难料”，“往往饥寒旅邸”，而采取变通措施，允许部分应选者回籍。但候选者通常不回，因为需要按月投供点卯；而且毕竟京师交际多、信息多、机会多。 杜凤治自咸丰五年（1855）春赴部投供膺拣10余年间，“凡遇各省拣荐，无不亲到，约计不下30余次”，均未成功，“自叹命蹇，悲叹而已”。最让杜凤治捶胸扼腕的，是他自己的失误。一次拣选时，在上秉笔者已经圈用了，又翻过来看，忽不动笔。杜以为不用，出朝扬长而归。后来方知，走后上面重呼“杜凤治”之名，无人应对，于是以“规避未到”，扣选一次。一次杜凤治因当月未投供，认为不用预拣，没有在意。拣前又“因事一夜不寐，日出熟睡”。午前吏部朋友来告，已列名候选，急呼醒，从速去!杜没睡醒既愤且烦，面斥“不去!”亦以“规避”扣选一次。报捐注册时，部友告知，今虽改捐，将来到班还须照扣。杜凤治托人在投供簿上详注：“拣发未到扣选两次”，“今既改捐，不论双单并选不积，到班时无容扣选”方才了事。 10余年间寓京候选，当事者生活压力精神压力无以复加，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前途渺茫，乃至于进香拜神、求签问卜。一次广东不用，杜凤治出城进香，求了关圣帝一签，曰：“我虽许汝事和谐（未拣前得一佳签），谁料修为汝自乖，但改新图莫依旧，营谋应得称心怀”。杜凤治再拜诚祷，请重赐一签，曰：“焚香来告复何辞，善恶平分汝自知，呼却昧中心里念，出门无碍是亨衢”。杜凤治写道： “是圣心明诏我，以拣发之不能得也”。“思贵贱富贫寿夭无定，而实有定，有定而又无定，凭天所命，任人自为，固不必求签问卜，屡渎尊严”。 何其怅然乃尔。 2清代中后期“加捐‘花样’”左右了“铨选”。 所谓“花样”，是“捐纳官或非捐纳官，于本班上输资若干，俾班次较优，铨补加速”。 康熙十三年(1675)，知县可花钱捐入“先用、即用班”。康熙三十三年(1694)，有人请加增“应升、先用捐”，遭到了反对。御史陆机说：“前此有纳‘先用’一例，正途为之壅滞。皇上灼见其弊，久经停止。纳‘先用’者，大多奔竞燥进。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不待辨而知其不可。”乾隆年间虽屡开捐例，但名目不多，只在“月选”中有“不论双月选用及双月先用，不论双单月即用”等“寻常班次”。这也许是当时正途铨补较为顺畅，无须加捐“花样”，捐输者也即“至是而止”。以后为之一变，道光时增加“插班间选”、“抽班间选”、“遇缺”、“遇缺前”等名目；咸丰时又增“分缺先”、“本班尽先”、“分缺间”、“不积班”(杜凤治捐的即是此班)、“新班遇缺”、“新班尽先”、“分缺先前”、“分缺间前”、“本班拟先前”、“不论班尽遇缺选补”等，又有“保举捐入候补班”，“候补捐本班先用”例，所谓“花样繁多，至斯已极”。不但“花样”班次多，而且“打折”、鼓励加捐，实际纳捐成数不及定额之半，甚至只有一成二成[12]。同治后，清廷对肯于多出钱(输银在定额6成以上)的人，另立“银捐新班”、“新班尽先”、“新班遇缺”等。同治八年(1869)，吏部以银班遇缺占缺太多，改分班轮用，删“不积班”，在“新班遇缺”上设立交纳十成实银的“新班遇缺先”，叫做“大八成花样”，统称“银捐”。5缺一轮，先用“新班遇缺先”3人，再以“新班遇缺”及各项轮补班各得其一，然后周而复始。无论选、补，“大八成花样”“得缺最易，统压‘正途’、‘劳绩’各班”。光绪二年(1876)，江苏巡抚吴元炳等以银捐“序补过速，有见缺指捐之弊”，请停“以救其失”。四年(1878)，各项花样一律停捐。但积重难返，连“进士即用知县”班不加捐花样都难以补缺，更无论其他人了。 杜凤治寓京候选10年，得官遥遥无期。他尝试了各种途径，做了种种努力，除前述30余次应各省拣荐外，甚至不顾自己已是拣选知县的身份，于同治二年（1862）参加了6年一次的“大挑”（日记记有：“壬戌榜发，大挑二等，即时注销”）。 “大挑”于乾隆十七年(1752)定制，每6年举行1次，面试3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一等以知县用，二等以教职用。“大挑”尽管仪式郑重，由皇帝指派王大臣在内阁主持。但主要“以貌取人”[13]，据《清稗类钞》描述，其时20人一班站立一排，大挑官一眼望去，便先挑出相貌魁伟的3人，唱为以知县用的“一等”，接唱不派实差、俗称“八仙”的8人，随唱随出，下一班再进，乌泱乌泱地依次循环。 杜凤治只被挑上以教职用的“二等”，未免掉价而尴尬。这使得他下定当年即加捐花样“不积班”的决心。 如前述，若没有37卯“不积班”第二名孙姓突然“丁忧”的侥幸，杜凤治本来或许还要等上七八年。但话说回来，若不加捐，他全无任何希望，连编入××卯、再等明确的七八年的机会都没有。 一切都要花钱，都必须花钱。他看透这一点，转身又捐了一个同知衔，“加一级并将本身（左贝右也）封祖父母与父母共二轴（诰命），从四品封典”。咸丰初推广捐例，许“七品加等捐请三、四品封，依例加倍报捐”。光宗耀祖是头等重要的事，要钱多也得花。 3、程序烂熟，斯文扫地 清代铨选拣发官员的制度和程序是烂熟的，一切照章办理。有“出叙”、“掣签”、“查验”、“引见”、“画凭”、“领凭”、“赴任”等步骤。 “出叙”，是吏部对照每月二十五日前[14]出缺应补的汉官缺之数，按班次先后，截取应补官员若干人，先于二十一、二日司议，再于二十三日堂议，确定名单；“掣签”，每月二十五日，在吏部尚书或侍郎主持和河南道监察御史监督下，应补汉官于在天安门外东华表前望阙叩首掣签确定所获官缺；“查验”，官员掣签后(俗称“月官”)，需经吏部会同九卿、科、道、詹事验看，规定“查有行止为不端、出身不正、祖父有钱粮亏空或人缺不相当者以闻”；“引见”，康熙二十七年(1688)始，“州、县、同、通等官掣缺后，俱随本引见”，而皇上如乾隆在引见月官时，“辄为移易”，以“剂铨法之穷”；“画凭”，月官赴吏部登记，书写核对上任凭照所需的籍贯履历等个人材料并留“花押”[15]；“领凭”，赴吏部领取上任凭照(委任状)，而后，凭上任凭照“赴任”。 从前述可知，杜凤治按部就班地经历了这些程序。只是经过漫长10余年的候选、等待、奔走、钻营，杜凤治字里行间已看不出丝毫兴奋、跃然之感，只有身心俱疲、了无意趣的麻木。而烂熟的程序，也成了虚应“故事”：“午刻竣事”；“口背履历，仅名某某、年若干岁两句，片刻验毕，各散”，没有任何意义。所谓引见验看“视为具文，无足轻重矣”。 惟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各衙门对这些以各种途径、用各种手段、搏杀多年方出头地的新任官员，多报以轻蔑至少是轻视的态度。“引见”时，杜凤治等天微明即进大内，到内阁守侯。午初，肃王等王大臣方先后到，“片刻验毕，各散”。“领凭”时，杜凤治巳初(上午9:00)就到了吏部司堂，一直等到未正(下午15:00)，凭科管股笔帖式委派的办事员才姗姗而来。气得他在日记中直书：“可恶可叹!” 二、“拉债” “荐仆”与“关系网”杜凤治 杜凤治之所以在京耽搁了4个月，重要原因之一是没钱，是要筹钱上路。与杜凤治同时获广东缺的永安知县阳晓园（名景斋）、海丰知县屈子卿（名鸣珍）亦均如此。 而候选官员一但得缺，就有人上门，主动说合借给其钱，叫做“拉债”、“拉京债”。杜凤治 一日不出门。自选缺后，费用层出，进项毫无。假款又□，宛转无成。贫至不名一钱，家中用度顷刻难缓。一日之间，屡次走索，甚于追呼。不谅至此，殊堪恼恨。忽思及荆室娄宜人，居贫食苦，儿女嗷嗷，一文无有，时不知如何过度，我尚不堪，宜人女流，苦更可知，伤哉！欲报无路，一见无期，痛心摧骨，有如是乎？目前境遇，宜人不死，我断不窘迫至此，言之尤令我悔痛无已者也。生我者，早见背矣。即与我生者，如兄弟姊妹妻室亦无一存，勤苦作官，却是为谁？满腔悲愤，谁则知之？ 其后，五月、六月杜凤治一直在四处筹划借款。直接的、间接的、朋友牵线的、人托人的，意向不少，足有几十起，有谱的却只有一起，是刑部主事（捐）陆耦扈拉来的王青山王裁缝。王裁缝辛苦起家骤富，积有数千金，“皆从放‘官债’”。但杜凤治觉得不理想、“不合式”，折扣还在其次，那是“早有定议”(至少五扣对折)“无可如何”的事，可王裁缝啰嗦，多有附加条件，如提出须为王裁缝他事担保、本合约条款繁复琐碎等，因而中间人换了几个，往来说合商谈无数次，却迟迟没有定下来。 闷坐不出门，自三月以来，诸事掣肘，竟至日用不给，真是智勇俱困，奇哉！ 仍旧是峰回路转。杜凤治借款的问题，竟是一个仆人解决的。 问题算是基本解决了。但开销很大。到初四，杜凤治已分两次取了800两。又要还债，如欠松堂即80两。松堂此时表示有急用，杜凤治写条让他到裕泰银号自取。这样，刚刚三天，借来的款项就有一半化为乌有。余剩的，杜凤治在十八日全部取完，用于打点行装、购买船票等。其间杜多方调查，托人购买便宜船票。最后为了省钱，决定家眷乘内河船归乡，自己带仆人等航海上任。借来的2000两显然是不够。廿一日日记中，杜凤治写道： 闭户默坐，诸事上心，左支右绌，思之未得其宜，更觉劳之。月内决意就道，川资尚缺，殊口焦灼。 然已经有了一次“5扣”借贷，杜凤治后来反倒好像想开了，洒洒脱脱，一切豁出去。先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软硬兼施，几乎是强借了另一朋友原宝坻知县(褫职)章经圃“京平松江纹银贰佰金”。接着，在上船前又借了马王、梁升、赵升、单正4个仆人银340两，仍为5扣，写借据680两。最后在广东省城频频出借，欠票随开，似乎“债多不愁”，无所顾忌了。如以下二则： (十一月十二日) 写三欠票，陈培德堂八百两；黄江夏堂五百两；李积厚堂七百两，均每月分五厘起息，半年还。凤翁经手。 (十一月十四日)今日又写广裕三百两，每月分半利一票；协成乾四百五十两一票……在省借款，安轩经手五百两，有票，利每月二分；孙泰由凤翁经手纹平贰千两，有票三纸，每月利分半，又百金无票；李芳由凤翁经手纹平七百五十两，票两纸，每月利分半，内四百五十金协成乾来，无利；又凤翁经手贰百两亦协号来，无年利。惟协号之款言明到任月余既归。 尽管如此，杜凤治仍不能不心存忐忑。他在 从杜凤治筹钱上任的经历，可知以下数点： 1清代官员从得官之日起，便套上了债务的绳索，陷入了十分可能发生贪污索贿、权钱交易的泥潭。 “京债”问题在唐武宗时就有反映，中书奏称“赴选官多京债，到任填还，至其贪求，罔不由此”，“到任先办京债，剥下未足，而或借库银以偿之者”，因而提出由户部预支两月薪俸，到任后扣还。明初给新任官员本身及父母妻子都有赏，并给发上任路费。[18]清朝则一概没有。于是“拉债”、“拉京债”十分普遍。 欧阳昱《见闻琐录》记有同治、光绪年间放“官债”之事，云：近见候选州县官贫困已极、饿死旦夕，“不得已借重债以救目前，苟延性命，他日何如，在所不计”。于是有放“官债”者，谓之“赌子”。言出钱以其官下赌注。“赌子探知其名次在前，三五年可署事，然后放之，非是则不放”。候选官员既已得官，可稳操胜券，“赌子”更以之为放债、下注的最佳对象。而候选官员自选缺后进项毫无（即便原有教馆等谋生之业，因有大量事务也势必放弃），到任之前交际、应酬、规费、川资等费用层出，无论多苛刻的条件，也非借贷不可。于是两下一拍即合。 清代实行低俸禄制，《大清会典》卷二一，《文职官之俸》所载，杜凤治这样的七品知县，每年官俸只有45两。雍正后实行养廉银，广东知县每年600两-1500两。按1500两计，两项相加亦只1545两。杜凤治5扣举债，从得官到赴任所半年间，已写借据近万两。以他正当收入每年1545两来说，不吃不喝，近万两债务要还近6.5年。更何况“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须银五六钱”[19]，一年需约220两，加上数目不菲的乘轿坐车等费用，相对于官俸、养廉本为负数。幕友师爷、门房仆役，又需官员自己出钱聘雇。前者为官必不可少，州县官至少聘两名，每名年薪100两左右；后者为政必不可缺，除少数衙役从公费支领“工食银”外，大量胥吏无经费来源，需官员自行解决。七品知县杜凤治短期内（债券多言明“到任即还”，甚至有为按时拿回债款而随行上任的债主）到哪里、采用何种手段能够弄到万两白银，偿还巨债呢？ 从清朝财政体系而言，杜凤治到任上可能得到高于他法定薪酬（官俸加养廉银）的“合理”收入[20]。但是，权钱交易的种子已经播下。这一点，从一开始便现端倪——杜凤治日记中可见，一些出借“官债”的买卖如“协成乾”号等“无年利”、“不言利”。“孟禄堂”等且“大充朋友”，对杜凤治“十分誉奖巴结”，并再三当面表示：“将来有事靡不效劳”。原来，他们私下议论：“此公作官必得意，相貌意气言动俱不凡”，而且像“广宁”这样重要的肥缺，借多少都不怕。处于困境中的杜凤治不能不“颇感之”。事实上，到了有恩于自己的债主求到自己头上的时候，杜凤治必然是“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帮他拉成第一笔官债的松堂，一连向他荐了两名仆人，尽管他经费拮据，也只能照单全收；在省城帮他经手借款的凤翁，开口求他办事，他写道：“余到任后假伊千金有奇”，“万难推却之”，“予在省借银至三千三百两有零，身恩已重，实力不逮，但既亲并友，而又为予劳奔月余，势难推却，真为难也”，等等。而既有“权钱交易”，“贪污受贿”则是顺理成章、十分可能出现的事了。 2清代吏治败坏，候选官员得官之初“荐仆”现象反映的胥吏问题应予以特别关注。 清代候选官员得官之初，座师、同年、亲戚、朋友、同官甚至债主，为其“荐仆”、“荐家丁”、“荐幕友”的“不能计数”。又有毛遂自荐、自己央求、甚至辗转相托，怂恿该官员收录者。所谓“得缺之日，亲友属托；到省之初，同官说荐”[21]。“每遇缺分一露消息，荐者纷纭，竟有万难摆脱之势，而多年旧仆无不愿往”[22]。 杜凤治的经历正是如此。先是被他尊为伯寅师的左副都御使潘祖荫（字伯寅）来信荐一仆林升，杜凤治不敢怠慢，特登门谒师，“面允收录”（后因故未成）；接着，杜友松堂荐二仆梁升、赵升（都是辗转相托）（如前述，因助成拉债而收录）；接着，杜凤治旧仆张升、教馆时的旧仆祝升都要求跟去上任；接着，帮忙拉债之胡益堂胡裁缝的仆人单成绕弯求了杜凤治之子杜葆初，葆初贸然应允；接着，杜在广东省城又多有“荐仆”之事。 有《知府须知》一语道破天机：“若辈存心为此去发财耳。”[23] 为达目的，有的仆人放给主人（新任官员）钱，竟公然开价码、书“议”字，别立借票： 有放银三四百两，议为稿案门上，管一县讼狱者；议为钱漕门上，管一县征税者。其次放银一二百两，议为签押门上，管一县案卷者；议为办差门上，管一县杂役者[24]。 新官委署到任，“彼辈皆如议而来”。愿打愿挨，新官也向仆人借钱，所谓“选官初至省城，及简县调繁，间遇资斧告匮，辄向幕友长随假贷子钱，挈以到官，分司职事”[25]。这种现象，俗称“带肚子（赌子）”，又称“带驮子”[26]。借债多的官员“署中皆‘赌子’”[27]。 清代州县官随带长随限额20名，且规定“如违定数多带者，降一级调用”，但往往超编，有的达数十人乃至上百人。胥吏更多。柏桦以为，一般的县要二三百人，大县达千余人至数千人；刘小萌指出，清代京外经制吏员约共5.5万余人，吏与官的比例接近2: 1，加上额外吏员，吏、官之比还要更高[28]。其中，有相当部分的胥吏，特别是相当部分的家人长随，是花钱下注而来的，必要收回赌资，获取超额利润，其恶果可知，于吏治不堪设想。 杜凤治的仆人热衷投奔他，肯定各有目的。虽不像上述那样露骨，但他们帮杜凤治拉成了债，也与杜凤治发生了借贷关系：杜凤治“5扣”借了马王、梁升、赵升、单正4个仆人银340两，写借据680两。 杜凤治上任后，这些仆人都做些什么？后面的日记，或有披露。 3清代官员“关系网”的经营 在杜凤治得官后、到任前，他所经历的“拉债”和“荐仆”过程中，可以看到杜凤治有一张关系网在为他积极活动。 关系网的核心由同年、同乡、拜把兄弟、亲友等组成，主要人物有：杜凤治、杜莲衢、周步云、孙杉麓、松堂、章经圃、胡梅卿等。 其中章经圃是宝坻被革知县，在杜凤治等帮他谋划开复原职的同时，其他朋友反复示意他作为酬劳也好、出于义气也好，出一笔钱，资助杜凤治上任。章经圃不置可否。最后诸友公推杜莲衢、周步云、孙杉麓三人出面向他正式摊牌。章经圃先答以“久知你等启口不易，彼此同年至交，实为爱莫能助。然岂肯坐视，况重之以三公，何乐不为？无奈为自马贼扰后褫职用去近万，目下甚难，但三公异常为力说之亟切，定当竭力抟办，多少未可定耳”。杜凤治也报以希望：三公中杜莲衢是他的同宗本家，既师生又同年；周步云、孙杉麓与他同榜同年又换帖弟兄，“吾四人在京，以交谊论，真有手足所不逮者，为予办事，不必予托之，自然竭力尽心力，真难得也”。况三公中杜莲衢为二品大员兼学政，周步云为御史，孙杉麓现官户部福建司正管直隶省钱粮交代事宜（章经圃正为钱粮交代事宜被参革），章经圃亟需仰仗，趁此得交三君，何能不竭力？不料拖延一段时间后，章经圃对杜凤治直言“不能为力，难见三公”等语。此事在圈中引起大哗，甚有人写信与章经圃绝交，骂他“宁绝同年好，不名一钱事”，有“必欲倾之”之语。结果逼得章经圃“辗转思维，究恐有碍宦途，不得已而破悭囊”，称“先前虽然覆绝，终究过不去”，亲自将纹银贰佰两送到孙杉麓处，孙杉麓将章经圃大骂一顿，称：此事与杜凤治毫不干涉，你章经圃此事满城播扬，无人不知而学舌之，鄙陋吝啬，毫无朋情，科道翰詹无不知之。此时回头，已犹显晚。且银数太少！杜凤治成行在即，本用不着了，收下来不过大家光脸(给你个面子)而已！孙杉麓随之将贰佰两纹银转交杜凤治，命他写一无利借据给章经圃。杜凤治在日记中写道： 如经圃者，真俗语所诏：请翁不吃，吃撞翁者也。如此手段，何以为一邑主(无怪一官保不住也)。可笑。 在这样牢固的关系网中，存在环环相扣的互惠链。我为你做事，你也须为我做事。官官相护，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若有人不按规则出牌，则必会遭到集体的唾弃。 事实上，杜凤治自得官到启程前的4个月中，最主要的事，就是经营关系网。 上层，“朝里有人好做官”，杜凤治选缺后，首先即以拜谢座师、荐师[29]之名，三谒“滇师”太子太保许慎生；五谒“伯寅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潘祖荫（潘祖荫字伯寅）等，恭执弟子礼。此后，逢节遇寿，无不殷勤走动。在几至“日用不给”的窘况下，拜送寿礼一出手就是12两；贺节之敬亦每家2两，门房还给2吊。除此之外，杜凤治造访大理寺丞陈少湖，在其家拜读陈氏家谱，竟“偶然”找到了其祖母陈氏娘家的出处，与陈少湖成了亲戚。圈内的朋友更不用说，杜凤治看日报见广东学政刘熙载告病，觉杜莲衢有望补缺，但因广东向来只放编检、讲读等官，从未放过二品大员，又担心杜莲衢未必得此，“天明尚未睡，咄咄独坐，竟不觉也”。张仆来回，说：杜大人已放广东学台矣。正将信将疑，孙杉麓大呼而入，连叫：“大事济矣！”杜凤治这才喜出望外，大松一口气。杜凤治的努力没有白费。“滇师”许慎生送给杜凤治亲笔书写的对子。杜凤治临行前向“伯寅师”潘祖荫辞行，潘祖荫打趣说：“君何高也！凡出京官宰，无不索上游八行书者，足下独无，可云中流砥柱矣！”他主动说他与××、××有交情，有通信往来，××、××是他门生、同年，可作信托之。“将来发信必道及足下高才大雅，精明练达，夙所钦佩，本无庸八行书先为游扬也。” 下层，杜凤治以核心圈子为基础，不断向外拓展。四个月来，几乎没有在家住过，均住寓所。每天轮番与同年、朋友，与同年朋友的同年朋友会晤、宴会，每个人的姓名、字号、籍贯、简历、官职都详细地及在日记中。核心人物更是每天必见，有时“连榻而卧、彻夜交谈”。不但天天见面，而且天天写信，一写就是十几、几十封，往往“掷笔天已明矣”。关系网越织，越大越密，从不到十人，发展到了百十开外。 4 个月经营的“关系网”，使杜凤治基本做到了“上有根，下有蔓”；“上有后台，下有帮派”。其势必对杜凤治即将开始的实任生涯发挥预期的作用。 至此，杜凤治日记已记到他到了广宁任所。本人将拭目向下阅读，请 （原载于《清史研究》2008年第2期） [1]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清代稿抄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2] 清制内外官员出缺由吏部铨选。每月开选一次，称“月选”。双月称“大选”，从“除班”(初授官职者)，“升班”(升官者)之中选补；单月称“急选”，从“补班”、“改班”、“转班”、“调班”之中选补，闰月不选。 [3] 清代于新科进士中选拔优秀者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3年，考试后散馆。优秀者授翰林院编检官，其次出任科道，再次出任部曹，再次出任州县，其转迁升任，均优于他途。 [4] 清制三年一次考核官员，三品以下京官由吏部、都察院负责考核，三品以上京官及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先自察自陈，再由皇帝敕裁，称“京察”；地方官依隶属关系逐级考察，最后由各省督抚核其事状，注考造册，送吏部复核，称“大计”。考核标准为“四格”：“才”（才干，分长、平、短三等），“守”（操守，分廉、平、贪三类），“政”（指政务，分勤、平、怠三类），“年”（指年龄，分青、中、老三类）；“六法：“不谨”、“罢软无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列 “不谨”“罢软”者革职；“浮躁”“不才”者降级；“年老”“有疾”者勒令退休。 [5]“丁艰”：遭逢父母丧事回籍守制，也称“丁忧”。 [6] 如科甲出身的“甲班”(内又分“进士班”、“举人班”)、捐纳出身的“捐班”、“贡荫生班”、“散馆庶吉士班”以及根据任职经历的“除”（初任官职）、“补”（待补原职）、“转”（原品略高）、“改”（原品平调）、“调”（与“改”类似）、“升”（升任官职）6班（内中又分“服满”、“假满”、“俸满”、“开复”、“应补”、“降补”、“推升”各班）。 [7]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北京 : 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8] 《清史稿》卷一百十，志八十五，选举五。 [9] 本省督抚以应用之员拣选具题请补或调补。 [10] 督抚将本省可供补用之人，合为一班，依次补授。 [11]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八，丁日昌：《条陈力戒因循疏》。 [12] 丁日昌：“名为一成二成，核其实银到部，不过数厘，且即此数厘之中，有书吏之费，有局员之费。”（ 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八，丁日昌：《条陈力戒因循疏》）。 [13] 貌以“八字”衡量，即“同”(面方长)、“田”(面方短)、“贯” (头大身直长)、“日”(体态匀称端直)、身(体斜不正)、“甲”(头大身小)、“气”(单肩高耸)、“由”(头小身大)。前4字“四平八稳”，为“吉相”，可选。后4字反之，不选。 [14] 清代月选于上旬选补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中旬选补笔帖式；下旬选补汉官。 [15] “花押”是该月官将自己姓名用草体写成一个花体字，用于签字画押。据郎瑛《七修类稿》载，明朝铨选新任官员须到吏部将本人姓名写成一个难认的花押，“画字”3天，练熟后留部，如今日预留印鉴。 [16] 金埴：《不下带编》。 [17] 时北京流通十足银和松江银，松江银成色较十足银低。 [18] 《清经世文编》卷一七，顾炎武：《京债》。 [19] 蒋良骐：《东华录》卷九。 [20] 参见张研：《从“耗羡归公”看清朝财政体系及当代税费改革》，《学术界》，2007年.5月。 [21]《清经世文编》卷二一，汪辉祖：《论用人》。 [22] 延昌：《知府须知》卷一，《酌带家丁》。 [23] 延昌：《知府须知》卷一，《酌带家丁》。 [24] 欧阳昱《见闻琐录》。 [25] 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八，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上，《勿令幕友长随为债主》。 [26] 《官箴书集成》7册，方大湜：《平平言》卷二，《勿借用家丁银钱》，黄山书社,1997年版。 [27] 欧阳昱《见闻琐录》。 [28]柏桦以为，一般的县要二三百人，大县达千余人至数千人（参见柏桦：《明清州县官群体》，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54页）；刘小萌指出，清代京外经制吏员约共5.5万余人，吏与官的比例接近2: 1，加上额外吏员，吏、官之比还要更高（参见刘小萌：《胥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83页）。 [29] 座师：明清举人进士对主考官的尊称；荐师：明清举人进士对向主考官举荐自己之人的尊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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