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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马镛教授曾经在《历史档案》中发表一篇名为《清代的举人大选制度》的文章，其中对举人大选这一特殊制度的形成时间、原因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其中对这一制度科举制度的影响进行了阐述，内容引人深思。  清代举人要步入仕途，除了通过在会试中考取进士这条道路之外，还有其他途径进入官场。在大选制度产生之前，举人可通过本人申请地方州、府、县学教职工作，这一制度在明代已经出现，清代延续；另一条道路是参加拣选，即由朝廷在中举人中挑选人员，授予知县等官职。 申请在地方做教职工作的，分配制度经历了多次改变，职务的范围不断变化，录取办法也在不断变更。起初并不分参加科考的年限，而是在廷试之后，经礼部、吏部、翰林院共同审阅试卷，排定名次，再送到吏部，授予教授、州学正或者县教谕等职务。  这一制度在康熙四年做出更改，依照廷试成绩高低等级，依次授予教授、学正、教谕等职务。康熙九年再次更改制度，彼时不再分试卷等级，而是由礼部直接依据科考名次，拟定名册送到吏部，授予学正、教谕职务，教授一职不在其列。康熙二十六年，廷试取消，申请从事教职的举人按照科考名次直接选取。 参加拣选的举人，在会试中没有考中进士，愿意参加拣选的都可以参加考试，朝廷从中挑选授予推官、知县、通判等官职。顺治九年，举人会试以三次考试为限，历经三次会试而不中进士的，就被挑选为推官、知州、知县等官职。 顺治十五年，以远、近省进行区分。其中远省为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湖南，余者为近省。远省举人参加会试以三科为限，近省为五科，不中者参加拣选。顺治十六年，停止考试知州。康熙三十七年，拣选官员只可任职知县。  康熙三十九年规定：“各省拣选举人，俱停其考试，远省一科，与近省五科者，照其科分为先后；若科分相同者，则照名次先后；若名次相同，则照省份次序，逐科分榜注册挨选。”雍正三年，拣选官职增加直隶州州同。乾隆四年规定，每次科举会试放榜后，远省举人会试以一科为限，近省以三科为限，不中进士的举人，愿意为知县的参加拣选。其中年富力强的优先选用，年老体衰者从事教职。 拣选举人最初以考试为序，后来举人全部依据科考年限、名次、地域，供吏部选择。拣选举人的官职范围从推官、知县、通判等职务改变为推官、知州、知县，再取消推官、知州，只有知县一直提供，且这一规定后来一直延续到清末。 不管是参加教职的，还是参加拣选的举人，都是由吏部挑选任职。所不同的只是前者因为职务较低，可以回原籍等待铨选，不似后者必须在京城投供验到，等候结果。随着科举考试的推进，拣选人员逐年增加，而朝廷可提供的官职相对固定，远不足以满足参加拣选举人的需求。时间越久，京城堆积的候选人员越多，人员堆积在京城，境况窘迫。  在这种困境下，康熙四年下谕旨：“候选各官，酌量出缺多寡，应截留者，留京候选，其余听其回籍，俟选期将近，咨令赴部。”这道诏谕之后，只有临近铨选的举人停留京城，铨选日期尚远的举人则回籍等候，只需在日期接近时进京即可。这里的做法被称作“截取”，后来也有一些材料中提到，比如雍正元年“现在截取丙戌科以前拣选举人，听其赴部照例铨选。”由此可见，截取是拣选之后的程序，而非与拣选、大挑并列。有的学者将这三者作为并列关系，观点有待推敲。 截取之法刚出现时，吏部根据往年的数据，预估出一年官职出缺数量，给出具体数字。在截取时采用年份在前的举人优先录用的准则。从乾隆七年开始，规定“远近省举人知县，届应截取之时，每次截取三科，俟选用将完，再行具题截取。”十五年规定“嗣后举人截取，仍定以三科，截取到部之人第二科开选，即具题再行截取一科，以足三科之数。”  截取到京的举人仍不能立即获得官职赴任，而是进行进一步的程序。根据吏部铨法的规定，知县分单双月班次。双月给出十七个名额，其中选用进士五人、举人五人、捐纳四人、经人推荐者三人；单月给出十八个名额，其中选用丁忧结束的四人、开复应补两人、捐纳四人、进士四人、举人四人。当轮到举人班次时，吏部根据举人的科考年份、名次等规则排序，拟定名册，让这些举人抽签决定是否任职，以及任职何处。 即便清廷每月如此选官，但仍旧是僧多粥少的局面。大量的举人堆积，可以提供的知县职位却十分有限。每科产生举人一千二百九十名，十年下来，加上恩科中举的，不下五千人。而十年中吏部铨选的不过五百人，也就是说有百分之九十的人仍处于待选状态。时间越久，人才堆积越严重。为了疏通举人仕途，清廷采取了大挑制度。  很多专家认为大挑制度确立于乾隆十七年，是年上谕：“今岁万寿恩科，各省计偕云集，而中额所收，例有定数。其下第举子中，有年力才具可以及时录用者，特予格外加恩，拣选引见，分别以知县试用、教职铨补，俾得早列仕版。目今巡幸塞外，若俟回銮再行拣选，未免守候需时。著在京总理事务王大臣及协办大学士阿克敦、上书舒赫德、刘统勋、孙嘉淦，于会试揭晓后，即行会同拣选。大省四十人，中省三十人，小省二十人，候朕回銮，以次引见。” 这里规定了负责挑选的官员王大臣，分配了不同省份的份额，最后按照等次铨选为知县、教职职务。当时虽然没有以大挑命名，但是将没有考中进士的举人汇集起来，供王大臣挑选，并铨选为知县、教职等职务，这些内容也就是后来大挑制度的主要内容。因此，乾隆十七年的这次落第举人的挑选，就被认为是清代大挑的开端。  “大挑”这个词的确定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最初在乾隆三十年，一道上谕中提出，大概在次年定下，最终确定使用实在乾隆三十二年。乾隆在提出时，就是出于没有考中进士的举人人数渐多，一时间无处安排的困境。并指示：“明岁丙戌春闱，各省举人云集，当于会榜后，特派大臣分别挑选引见，量其年力才具，及时录用。”这里的“明岁”就是乾隆三十一年。 乾隆帝要求大学士、九卿共同商议，这些挑选出来的举人如何具体安排。当年十月，大学士并九卿给出商议的结果，建议仿照拣选的办法，以大、中、小省为单位，分额挑选，并且增加选中的人员名额。按照他们的建议，大、中、小省拣选的名额攻击七百二十人，确实增加了不少，乾隆帝允准，照此进行。 然而到了次年会试时间将近时，乾隆又感到区区七百人不能解决困境，他要求再增加拣选人数，“广为挑选”至两千人左右。与之前大学士等人商议的七百人相比，这两千人又增加了近两倍之数，因此被称为“大挑”。至于具体到各个省份的名额，乾隆帝没有明确，只下令军机大臣商议。  按照乾隆帝的要求，三月二十日军机大臣等给出商议结果，按照大、中、小省份的份额分配妥当。这个方案获得乾隆帝的认可，最终挑选的举人数量也十分接近，为一千九百九十八人，仅比原定人数少了两人而已。如此大范围的挑选举人，被后来称为“大挑举人”或者“举人大挑”。可见，“大挑”一词确实来源于乾隆帝，并在后来各朝广泛使用。 大挑举人的出路与拣选举人不同，大挑举人被分为一、二等：一等者，分配到各省，由督、抚、布、按试用，二等者，分配为教职学正、教谕等职务，铨选时，优先使用大挑举人，之后再按照原来的规定选择其他人。 二等大挑举人的选用制度比较简单，与之相比，一等大挑举人的选用制度就要复杂得多。在经过引见后，一等大挑举人被吏部分派到各省试用。至于每个省分发多少人，就需要吏部根据实际情况拟定。自从乾隆三十一年，大挑制度开始之后，吏部每年就需要计算每省知县预计空缺的数量，分配人员。  名额一旦确定下来，吏部便会挑选日期，等到了那日，一等大挑举人便被汇集起来，再次按照前文说的选官之例，逐个抽签，决定将来任职何处。 对于抽签当日的流程，清廷有着严格的规定。当日负责抽签食物的官员在朝堂内，分别包好“缺签”与“名签”，分别放入相应的容器中。在吏部官员用手搅乱次序后，等待抽签的举人则走进大堂，当时抽完签必须交给一旁的办事人员，当即大声说出所抽到的内容，一旁有专门的官员负责记录。抽到哪里，就要去哪里报道。不仅如此，抽签时还要“知会河南道满汉御史，公同监视，以昭慎重”。  一等大挑举人被分派到各省处后，根据当地情况被分配工作。如果当地官职有缺，则可以进入试用阶段。如果有办案、调卷等具体的工作，则被安排参加工作，历练精神。在此过程中，既能得到锻炼，又能得到实惠，因此人人都愿意参加。 试用人员往往能得到所在省份给的补贴，这些是在京等候的举人们享受不到的。由于种种优厚条件，举人大都积极参加大挑，争取得到一等，好被分派到地方。试用期间，督抚依据试用人员的表现，或任命为知县，或为教职等，有的表现不佳的，还会被勒令停止试用，但这毕竟为少数。  对于没有考取进士的举人来说，参加大挑无疑是一次绝佳的机会。然而对于地方来说并非如此，大量的举人涌入同时加重了地方负担。各省常常上书请求停止分发，以减缓压力。大挑制度一方面为举人提供了步入仕途的机会，缓解了清廷人才拥堵的局面，一方面减轻了吏部铨选的压力。但是这也只是清廷的权宜之计，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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