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佑是湘军著名统帅,也是曾国藩之外第一个获得总督高位的湘系集团成员。不管在曾国藩眼里还是在当时的晚清官场,刘长佑都是一个出了名的正派人。 当时有一个叫德成的知县,经常公开卖官鬻爵,以致百姓怨声载道。不久,德成又花钱捐了河间知府。同治元年(1862年),刘长佑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慑于他的威名,德成马上跑到京城藏了起来—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时明知德成不是好官员,却不敢治他,刘长佑尚未到任,仅凭威名就把德成吓得屁滚尿流,可见刘长佑确实有两把刷子。 更可贵的是,刘长佑身为能臣却大公无私,“性不好争功”。 刘长佑的长子刘思询也是一名将领,曾随父亲征战多年,但刘长佑从未在奏折中提及儿子的战功。1857年,太平墟一战中,刘长佑惨败,19岁的刘思询闻讯后,连夜带着物资以及500名勇士赶往战场支援父亲。因为刘长佑那段时间恰好身体不适,时常眩晕,有时甚至会临阵坠马,打仗时,刘思询总是冲在父亲前面,用自己的身体保护父亲,“军中士卒见之,无不感奋”。太平墟之战历时一年多,最终反败为胜,刘思询功不可没。但刘长佑不愿沾上一个私字,说这都是将领应该做的。 可惜就是这样一位公认的正派人,也有糊涂的时候。 刘长佑任直隶总督期间,某县县丞高维翰与另一名官员曾为争夺直隶州赵州知州一职大打出手,几乎闹到要去吏部控告对方的地步。就在赵州知州任命前夕,刘长佑正好身体不适,便召略懂医术的高维翰前来治病。高维翰原本就是一只无腥不逐的苍蝇,此前因为成功买通另一个贪官,代理过冀州知州,上任不久即“冒销勇粮二万,以地粮补之”。 在这个高度敏感的关口,高维翰前往刘府治病怎能不趁机讨好,于是“袖人参馈之”,准备下血本贿赂刘长佑。当时稍微好一点儿的人参,每两价格都超过100两银子,而清朝一个一品高官的年薪才180两银子—高维翰为了当上赵州知州,可谓舍得投入。面对这么贵重的礼物,刘长佑有些动摇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接受了高维翰的礼物。 结果可想而知,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刘长佑后来不仅将高维翰从县丞直接提升为赵州知州,而且不管高维翰的竞争对手怎么闹,刘长佑就是不为所动。当然,高维翰花出去的钱是会加倍捞回来的。当上赵州知州不久,高维翰果然“捏报勇粮六万余金”,搞得百姓怨声载道,连带着也恨上了推荐他的刘长佑。 刘长佑一生功绩显著,带兵打仗、整饬吏治样样做得好,没想到却因这件事落人话柄,实在让人惋惜。所以常在官场走,还需严于律己,毕竟这次收的是人参,下次就有可能会收更贵重的东西,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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